原标题：我参加了上甘岭地区反击作战，左背部第七肋骨被打断，弹片至今留在肺内

　　【人物小传】

　　颜怀俭，男，1933年1月出生，1948年11月参军任警卫战士，1949年1月调至华中印钞厂随军接管伪中央印钞厂任印钞工，1951年1月踊跃报名第二次入伍，任志愿军T-34型坦克驾驶员，并赴朝参战。1993年5月在上海印钞厂纪委书记岗位上离休。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党的领导下，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度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炒面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的海陆空绝对优势“联合国军”，打出了军威、国威，振奋了民族精神。我参加过1953年6月朝鲜中线五圣山上甘岭地区反击作战，身负重伤，左背部第七肋骨被打断，弹片至今留在肺内，是二等甲级伤残军人。

　　报名参加抗美援朝

　　在美军攻占平壤的同一天——1950年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毛主席命令，兵分三路开赴朝鲜前线。

　　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抓紧生产、支援前线，捐献飞机大炮、武器弹药，支持志愿军赴朝参战的热潮，到处可以听到《我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和《志愿军战歌》的歌声。

　　上海也和全国一样，处在抗美援朝的热潮之中。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积极动员全市青年团员工人响应号召，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我所在的上钞厂成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组织大家报名参军，开展劳动竞赛和捐款活动。全厂共捐款160122543元(旧币)，我捐了半个月工资。

　　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要不要报名抗美援朝，我是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我是在淮海战役初期与我堂哥颜怀堂一起参加解放军的，那年我15岁。后来，我调到华中印钞厂做了一名印钞工人。上海解放后，我随厂南下到上海接管伪中央印钞厂。在这里，每个月有工资拿，学习条件也好，而参加抗美援朝就要远离家乡，就要和强大的敌人作战，战争就意味着牺牲。但另一方面我又想，我过过屈辱的亡国奴生活，没有国就没有家，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应当响应相国的号召，不能畏缩，也不应该畏缩。

　　我与堂哥颜怀堂背着家里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我们厂共有64位同志被批准，在全市欢送那天，厂里专门为我们开了欢送大会，厂长杨乘超代表厂里送给我们一面“朱德战斗队”锦旗，希望我们高举朱德战斗队旗帜杀敌立功，报效祖国。全厂职工和全市人民给我们披红带花，当车子走上南京路上时，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纸雨一样散落全身。我身感无限光荣，决心打败侵略者报效祖国人民。

　　参军之后，我们被分在坦克部队学习驾驶。首先进行三个月军政训练，学习“军史”“内务条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坦克训练基地在徐州东兵营房，我们先学开汽车，再学开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国援助蒋介石的M3A3， M4A2、M5A等坦克，毕业之后正式开上了苏联援助的T-34型坦克，1952年下半年赴朝鲜参战。

　　跨过鸭绿江

　　丹东市(原名安东市)是我国距朝鲜最近的城市，隔江相望的新义州市约有30万人口，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城市。在丹东，我们住在毛泽东路靠近鸭绿江大桥地方，整个城市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中。“呜——”警报不断，几十架敌机前来轰炸鸭绿江大桥。敌机一来，我们飞机就起飞迎战(当时我们飞机很少，主要是苏联飞机帮助守大桥，但他们不过江)，加上密密麻麻的高射炮弹射击，敌机不敢低飞，丢下炸弹就回去交差了。

　　太阳西下，五点钟我们乘汽车踏上了抗美援朝前线，我们都情不自禁唱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起起，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汽车驰上大桥的时候，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面向祖国，多看一眼也是好的，这一去不知能否回来？再见吧，亲爱的祖国！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一进新义州，战争留下的惨状目不忍睹，民居、工厂、学校、医院、托儿所、车站、码头，整个城市一片焦土，老百姓都躲到深山里去了。路过新义州市不久就进入山区，山坡上到处都是打坏的坦克、汽车和大炮。天渐渐黑了，前方不时传来隆隆炮声，突然从山上传来两声枪声，大家都为之惊愕，只见汽车驾驶员不慌不忙把车停稳，关上发动机对我们讲：“你们不要怕，这是防空哨兵给我们报信，告诉我们敌人夜航机来侦察，敌机过去了，我们再开。”他还风趣地说：“敌人怕我们太累了，让我们休息休息再走。”

　　驾驶员话音还没落，就听见远处传来飞机马达声，果然来了，敌机没见动静就向远方飞去。敌机远去，我们继续往前开、整个晚上我们就是这样停停开开，开开停停。

　　坦克开往上甘岭

　　我所在的部队入朝后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许多次仗，我参加了1953年由24军军长皮定均指挥的上甘岭地区对美军的反击作战。这是志愿军打败敌人秋季攻势的一次战役，历时40多天。敌人在3.7平方公里的这块土地上倾泻了炸弹190万枚，重磅炸弹、凝固汽油弹5000余枚，战斗异常激烈残酷，我英勇的志愿军战士经过反复争夺，借坑道守住了阵地。

　　上甘岭位于朝鲜中部，是战略要地，在五圣山上，居高临下，通过炮兵观察镜，指挥炮兵可以控制敌人几十里纵深阵地，反之敌人也会控制我方几十里纵深阵地。

　　此次反击作战任务是用85毫米口径坦克炮，摧毁敌人明碉暗堡和铁丝网，为步兵冲锋扫清障碍。上级要求我们：“为了给朝鲜停战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一定要打好这次反击战。”根据上级要求，我们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和计划，选好了预备阵地、待击阵地、射击阵地和行军路线。

　　24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王牌军”，作战对象是美军中的“王牌师”，所以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敌我双方都配备了最现代化武器，我们有著名的“卡秋莎”火箭炮， 105榴弹炮， T-34坦克，斯大林2号重型坦克等，美方配有F-86、F-80、B-25和B-29飞机，新式坦克，24管火箭炮，凝固汽油弹。

　　1953年6月9日，天下着毛毛细雨，敌机不能出动。天蒙蒙亮，我们就作出发准备工作，装好炮弹，加好油水，砍来树枝做好伪装，心情既激动又紧张。我作了最坏的打算，把家里寄来的衬衣、内衣、袜子都穿上了，一来穿得舒服一些，开起坦克得心应手，二是如果牺牲了，就作为随葬品。

　　5点多钟出发，坦克的轰鸣声在山谷里回响，到中午天转晴， 6架F-80战斗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侦察，尽管我们坦克上有树枝伪装，但为了保险，根据上级命令，我们就在树林里隐蔽起来，等到天黑再走。

　　就在我们隐蔽的时候，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山头上，高炮阵地被敌机发现， 16架F-86战斗机轮番扫射轰炸，高炮部队集中85、37高炮和高射机枪，在敌机俯冲的时候进行猛烈射击，曳光弹像火龙一样在敌机上下左右直窜、敌机不敢低飞，丢掉炸弹就跑。约半小时战斗，敌机没有占到便宜，一架敌机被打中起火，驾驶员跳伞被俘。

　　我们在树林里等到太阳下山，天暗下来我们继续往前线进发，晚上8点多钟到达预备阵地。这是一个小山岭，山上长满一人多高的马尾松，我们坦克就掩蔽在里面。

　　10日天气很好，因为接近前沿，所以天一亮，敌人的炮兵侦察机像上班一样准时就飞到我们上空进行轮番侦察，发现目标就指挥炮兵炮击。我们不轻举妄动，不敢有炊烟，等到天黑我们才向待击阵地进发。路上，敌人的冷枪经常盲目向我们射击，冷炮不时地在我们附近爆炸。运送弹药给养的汽车穿梭般来往，步兵同志一身轻装西行，纵队沿着路两旁跑步前进。

　　绕过月峰山就到了上甘岭右侧山洼里，这里离敌人阵地1000多米，山路崎岖，天黑难走，离敌人阵地近了，灯不敢开，油门不敢加大，怕暴露目标。车子开得太慢，我急得满头大汗，车长急中生智，跳下车子，背上披一块白毛巾大声对我讲：“小颜，我在前面带路，跟我往前开。”车长冒着敌人冷枪和冷炮，在敌人晃动的探照灯柱下引导车子前进， 9点多钟到达待击阵地，待机阵地的坦克掩体像个窑洞，事先工兵挖好，坦克开进后再砍上些树枝进行伪装。我们在待击阵地，艰难地熬过一天，坦克里温度40-50摄氏度，5个乘员挤在一起又闷又热，饿了吃压缩饼干，渴了只好喝坦克冷却水(带的水喝光了)，敌机一批批低空盘旋侦察都没有发现我们。

　　激战上甘岭

　　6月11日晚上10点整，我的耳机里传来了指挥部出击的命令，我立即发动车子倒出掩体直向射击阵地开去。这时我们的各种炮火暴风雨般打在敌人阵地上，大约10分钟光景，敌人飞机来了，投下的几十颗照明弹用降落伞挂在空中(一个降落伞比一个蚊帐还要大)，照得山谷通明。此时敌人反击的炮弹也倾盆大雨般打到我们阵地上，简直是地动山摇，分不清是大炮声、机枪声还是飞机声。

　　在炮击中，我们坦克车上无线电天线被打断，失去联系，车长命令我装上预备天线，我钻出驾驶室，只听得车身被炸飞的石头弹片打得噼哩啪啦响，我向远处一看，山谷里到处都是炮弹爆炸的火光。

　　我迅速装好天线，车子继续往阵地开，在离射击阵地四五米地方，突然几发炮弹在我车子左边猛烈爆炸，坦克跳起来，我一拉操纵杆，不好！左边转向离合器失灵，车子老向左转弯，但主离合器、右离合器是好的，在这紧急当口，我就用前进和倒退办法校正方向，开进射击阵地，同兄弟坦克一起对敌人阵地进行了猛烈地炮击，摧毁了敌人5个碉堡、滚筒式铁丝网和战壕。炮火延深后，潜伏在敌人阵地前的步兵同志勇猛地冲向敌人山头阵地，敌人进行了顽抗，机枪冲锋枪像火龙一样封锁要道。

　　步兵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前面同志倒下去了，后面同志继续往前冲。敌我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反复争夺，经过通宵战斗，步兵同志在炮火支援下拿下了敌人阵地，消灭了上百个敌人，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很多战友，胜利真不易啊！

　　敌人吃亏了，第二天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飞机大炮沿着我们的出击路线进行地毯式轰炸，树根都翻了上来，真是削地三尺。我正在修理坦克的时候，突然一阵排炮打来，弹片打中我的左背部，第七根肋骨被打断，弹片嵌到左肺内，打了强心针，我才醒过来。卫生员剪开我上身衣服，只见伤口往外冒血泡，血流不出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困难，像要断气一样。经卫生员简单包扎后再由工兵把我送到前沿包扎所，路上8架F-80敌机盘旋侦察，为了躲避敌机，走走停停，交通沟里积水很深，工兵同志深一脚，浅一脚，他们抬得吃力，我痛得要命，但总算没有被敌机发现。

　　坐上回国的救护列车

　　在前沿包扎所里，军医为我检查了伤口，换了药，又打了一针强心针，吃了点水果片，就被两个阿爸吉(朝鲜老大爷)抬着，由一个阿子妈妮(大嫂子)和一个女学生陪伴照顾，穿山路把我送到军部医院。医生给我全身麻醉进行弹道消毒。

　　当我醒来时，已是凌晨3点钟了，原来的伤口又加上消毒的创伤，疼痛难忍，只好侧躺着，不敢动弹，连大小便都由护士帮助。第二天一早趁敌机还未出动，医生又给我打了强心针，就和其他重伤员一起被送往志愿军总部阳德。路上近两天，由于天气热，出汗多，伤口感染了，缝合的线已烂断，腐烂的臭味我自己也闻得到。

　　为了救活更多重伤员，祖国专门派卫生列车来接我们回国治疗。第二天晚上，伤员正准备上列车，被美军B-29夜航机发现了，投下8枚炸弹，有一颗在3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石头、烂泥砸了我一身，两位抬担架的同志跑过来见我还活着都说：“命大，命大，还活着。”他们弄掉我身上的泥土迅速把我抬上列车。

　　卫生列车大约8节车厢，怕飞机轰炸，白天不敢开，晚上火车上电灯不敢开，两头挂着马灯，开起来摇摇晃晃。车厢躺满了重伤员，有腿被打断的、眼被打瞎的、头被打伤的，也有被燃烧弹烧伤的。一位同志全身烧伤衣服都不能穿，人烧得缩小了，两只手伸不直，弯曲着腰倚在车厢上，天热汗出不来，疼得直哭。护士耐心地给他擦身、换药、打针，为了分散伤员对疼痛的注意力，护士轻声地哼起大家喜欢的《青年团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这个场面我至今也难忘。

　　第三天，我们回到祖国，在五龙背陆军医院进行全面消毒，后被送到吉林省敦化县第21陆军医院进行治疗。因刚解放，医疗条件差，弹片没有取出来，但健康恢复得比较好。当时朝鲜已停战，为防止美帝国主义撕毁停战协定，志愿军仍积极备战，我又于1953年11月重返朝鲜，担任技术员积极组织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

　　1954年5月，我老伤复发，部队领导决定叫我回国继续治疗休养，这次是在第十四陆军医院治疗，限于医疗条件，体内弹片仍未取出。院长对我讲，只能这样了，你是否愿意到荣军学校学习，可以一面继续疗养，一面学习文化。我表示还是想回厂里去。就这样，我于1954年底复员回到厂里。

　　在部队近4年，在组织帮助教育下，我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通报嘉奖多次。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