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宝“活”了，23米长卷背后有什么故事？

　　来源:重庆发布

　　2021年全国两会之前，大足石刻的造像们“活”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们争先恐后地想跟大足区委书记于会文去北京，为重庆文旅争光。在网上，它们通过短视频与观众进行了上亿次见面，迅速引爆全网。

　　观众纷纷猜测，于会文最后带了哪件宝贝去北京。因为这个悬念，于会文那个黑色半旧的行李箱不断接受着来自媒体、代表、委员们好奇的打量。

　　此时，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大足石刻研究院却静谧而宁静。坐在位于北山脚下的家中，84岁的郭相颖讲起20多年前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经历，他依旧按耐不住内心激动。“卅年一觉石刻梦，醒来两鬓已成霜。”回忆几十年来的工作，这位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不禁感叹。

　　长卷为媒

　　向世界展示大足石刻

　　时间回到1999年12月1日。

　　在摩洛哥古都马拉喀什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作为申遗代表团的一员，郭相颖心情忐忑。工作人员播放幻灯片，其中有北山长廊、北山观经变、宝顶圆觉洞以及全县石刻分布图等。

　　参会的代表来自世界各地，语言不通。光是看申报文本和照片，他们想象不出大足石刻的分布和规模。眼见审议受阻，郭相颖急中生智，他当场展示出自己二十多年前亲手绘制的长卷压缩版。专家们把照片和长卷一一比对，大足石刻的规模，石刻造像如何分布等一目了然。一图胜过千言万语。

千手观音 罗嘉 摄

　　代表们惊叹不已，认为大足石刻堪称世界艺术杰作，充分反映现实生活，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会上当场宣布，大足石刻申遗成功！

　　郭相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份手绘长卷，还发挥了这样举足轻重的作用。

　　青灯古佛

　　“两本半”书助启蒙

郭相颖 曾英豪 摄

　　上世纪70年代初，38岁的郭相颖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用当地人的话来讲叫“守菩萨”。

　　郭相颖住在北山上，吃喝都得自己想办法。“缺水，我就自己挖水池；没有粮食，我自己种；没有电，就点煤油灯。”回忆起往事，郭相颖神色兴奋。

　　起初，郭相颖并不了解文物保护。每天早上起床，先把北山石窟走一遍，看看哪里有破坏，除此之外，便是打扫清洁。那时还没有旅游这个概念，上山来参观的人极少，经常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一个人。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郭相颖想，总得干点什么。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凿的？诉说着怎样的故事？他一无所知。“好在县文管所保存了几本旧书，为我打开文物保护的大门。”郭相颖回忆，这几本书分别是《简明佛学辞典》和《佛学大纲》，还有《大足石刻志略》。

　　对郭相颖来说，这只能称得上是“两本半”书，因为最后这本书是一位在大足石刻做了很多文物保护工作的老先生所写，是一本没有出版的手稿。拿到这本书时，纸张已经泛黄，墨水也晕染开了，凭这两本半书，他才有了对大足石刻的基本认知。

　　肉眼为仪

　　3年手绘23米长卷

大足石刻博物馆展出的文物 罗嘉 摄

　　郭相颖在北山安定下来了，一住就是十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建立“四有”档案，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

　　“这可把我们几个人难住了，当年的县文管所，没有相机，更没有测绘仪，也没有任何图像资料。”郭相颖一边说，一边翻出长卷，一组组石刻造像的线稿好似连环画，缓缓展现在眼前。

　　为了满足文物保护的需求，与其他两位同事讨论后，郭相颖决定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手绘。于是，郭相颖以肉眼为测绘仪，一张凳子、几只笔、一把尺子和一根皮尺，便是所有工具。一笔一画，历经3年，终于完成了一张23.15米的手绘长卷，包含北山石刻、宝顶山石刻所有重要的石刻造像。

　　“萌动”申遗

　　不当县长当馆长

郭相颖 曾英豪 摄

　　1987年，郭相颖从到大足参观的国家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口中，第一次听到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这样的讯息。

　　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如何申报？申报成功有什么意义？

　　当年，中国只有故宫、长城以及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对于大多文物工作者来说，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相当陌生。每到北京，郭相颖就向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的同志请教有关知识。申遗的想法在郭相颖脑海中“萌动”。“哪怕失败了，也能对大足石刻的保护起到促进作用，无论如何都是好事一桩。”当时的郭相颖已经是大足的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宗教、侨务等工作。

　　1990年，郭相颖两届副县长任期已满，他自请回博物馆工作，继续带着保护和传承大足石刻的愿望和使命，在申遗道路上贡献力量。 

　　历经波折

　　大足石刻高票通过

郭相颖讲述长卷背后的故事 曾英豪 摄

　　说起大足石刻，郭相颖笑称自己“管了5万个石头人”。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共计5万余尊造像。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大足石刻在申遗之初仅有宝顶山一处。

　　“申遗任务重、时间紧、资金少、业务生，有人主张只把宝顶山作为申报项目。”但光有宝顶山怎么能代表大足石刻真正价值？商讨后，最终决定按照“三山”开展申报。两三个月后，郭相颖受到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一起申报的启发，想把石门山、石篆山也纳入申报范围。只有这样，才能展示大足石刻“三教合一”的特色。

　　最终，“大足石刻”成为申报项目名称，申报范围由“一山”成了“五山一塔”。

　　随后，开始编写申报文本，这项工作牵头人是现任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几易其稿，幸运的是，文本很快就顺利通过，大足石刻在世界遗产中心成功注册。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1999年12月1日，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主持人宣布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消息一出，我立刻跑到会场边的电话亭打国际长途报喜，握着话筒的手都不停地在抖。”提及往事，郭老眼中星光闪烁。

　　郭老给自己总结，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弄热闹了。而以郭老为代表的一代代大足石刻守护人，仍然在为保护和传承大足石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