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四春雷，囊萤之光：厦大在创校之初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

　　厦门大学筹备创立伊始，带有了浓厚的革命红色基因。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面对“强权高于公理”的帝国主义霸权逻辑，面对因政治软弱而积存的国家耻辱，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此时，陈嘉庚先生正准备将新加坡的不动产捐为集美学校永远基金，1919年6月，他自新加坡返回厦门，五四运动带来的时代觉醒给予他教育救国的信心与动力。7月，陈嘉庚先生亲自撰文《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其中内容与五四运动意涵相通，“我国不竞，强邻（日本）生心。而最痛巨创深者，尤莫我闽省若也。试观吾闽左臂（台湾），二十年前，固已断送，野心家得陇望蜀，俟隙而动。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

　　厦门大学创办之初，教职员虽然不足20人，不少人接受了五四洗礼。如郑天挺是五四运动的经历者，周予同是五四运动北高师的代表之一，亲历了“火烧赵家楼”行动。在《自传》中谈及来厦大任教之前的思想历程，“我还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因受到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的影响，而对研究社会问题，发生强烈的兴趣。……五四运动前夜，我在北高师有篇演说稿，现在还保存着，那里面曾说：‘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不平等，所以在这种社会上建设的学校制度也跟着不平等。我就是抱着改造教育必须先改造社会的渴望，投身于五四运动的。’”他还特别论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五四运动本是爱国的表现，可是一班封建官僚，却骂我们是过激派——那时把‘布尔什维克’翻译作‘过激派’。其实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民权思想，完全莫名其妙，只是‘国粹’的旧鬼在头脑里作祟，这就促使我要在学术上驳斥他们。”

　　1923年，厦门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社会学史要》课程中有专章介绍马克思主义。陈国柱、施乃铸、林惠祥等人选修

　　周予同等人初步接受马列主义之后，作为进步的青年教员来到厦门大学，在课堂上进行新思潮宣传，大大拓展了学生的视野。1921年5月1日，朱隐青还发起了筹备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据学生陈国柱回忆，朱隐青向全校师生宣讲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要义，成立筹备会，出版纪念刊物，组织集体劳动。朱隐青的人生阅历和理论素养比郑天挺、周予同等人丰富。五一纪念是朱隐青倡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厦大青年教授的共同认知。五一纪念这是五四运动前后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运动方向。

　　《社会学史要》一书

　　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施乃铸从上海转学到厦门大学，赠送《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论左派幼稚病》等书籍三十多本给同学阅读，进行传播马列主义工作。1923年3月25日《厦大周刊》登载广告，“同学施乃铸代售各种新文化报纸，现住于映雪楼107号。”部分学生组织社团宣扬新文化新思潮，如1923年4月29日的《厦大周刊》第18期登载成立新社的消息：“李承霖、蒋子英、王宗澥、周尚四君现发起组织新社，其目的在于鼓吹新文化新思潮，闻该社社员不限于本大学，其他各埠均将设分社”，在时代风潮的激荡之下，厦大学生对革命充满了向往。1923年4月的校庆二周年活动结束后，即开始筹备“五四”“五九”两个纪念活动。其中倪文亚以“文亚”署名发表了《五四运动史》一文。

　　当年集美楼陈列的供师生阅读的进步读物

　　1923年4月29日《厦大周刊》第18期登载成立新社

　　1922年5月17日，《厦大周刊》刊登了题为《社会主义纲要》的译文，译者署名为C.Y.生，这是目前所见厦大较早论及社会主义理论文本。原文作者为美国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希尔奎特·莫里斯（1869-1933）。希尔奎特是美国工人运动理论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厦大周刊》刊载的《社会主义纲要》是美国的The Metropolitan Magazine Company出版《Socialism Summed Up》的译本。《社会主义概论》是一本普及性的理论读物，《社会主义纲要》为节译本，没有完全照原著章节如实翻译。但从现在仅存的几部分内容看，基本阐明了对中国人而言较为陌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概念。译本指出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趋势，“社会主义的福音，现在还不止用六十种方言来传播的。他的主义为三十万万人民所采用了。像这样大而且广的运动，若是没有原因，当然不能发生，若是没有宣传，当然不能继续存在。”说明社会主义的最大要求是“消灭私有制”。认为现在社会分为两个阶级，一是“使用生产机器的人，他自己不会有机器的”，一是“机器所有者，他自己不会应用机器的。”显然，前者是指无产阶级，后者是指资产阶级。遗憾的是，后来可能C.Y.生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厦大，《社会主义纲要》的译本未能连载完毕。

　　《厦大周刊》刊登题为《社会主义纲要》的译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厦门大学党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进程，充分显示了革命理论指导实践产生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厦门大学的早期传播，帮助先进师生了解了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部分先知先觉的学生通过这一渠道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展开了深入工农运动，为厦门大学党组织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