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南阳陶岔渠首大会战：南水北调的先锋之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众所周知的是它南起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北至北京市颐和园团城湖，总干渠长1432公里，输水干渠地跨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14座大中城市，沿线直接受益人口约6000万人。

5月15日，南水北调中线陶岔渠首枢纽工程。新京报记者 刘旻 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刘旻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众所周知的是它南起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北至北京市颐和园团城湖，总干渠长1432公里，输水干渠地跨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14座大中城市，沿线直接受益人口约6000万人。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项工程就已经开工。

　　丹江口大坝主体工程于1967年建成之后，为避免丹江水库水位上涨后，再修引水渠和水闸会形成水下施工的问题，1967年上半年，水电部要求组织湖北、河南两省研究引水渠和渠首工程建设问题。1968年12月国务院批准邓县（现邓州市）担负引丹工程的建设任务。1969年元月，“引丹工程开工典礼”在原邓县陶岔石盘岗举行。1970年3月，南阳地区以“远景南水北调，近期引丹灌溉”为蓝图，增加南阳县、新野、唐河、社旗、方城、镇平6县参与施工，共动用7县10多万群众，展开陶岔大会战。

　　从施工到1974年8月16日通水。6年时间，建设者们在陶岔的荒山野岭中，用简单原始的劳动工具建成了4.4公里长的引水渠、陶岔渠首闸、8公里长的引丹总干渠和下洼枢纽，包括灌区在内，共计完成土石3470万立方米，是红旗渠的2倍之多，若筑成1米高、1米宽的墙，沿赤道可绕地球1周半。

　　该工程的建成为邓州市和新野县南部的100多万亩农田提供了抗御旱灾的条件，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5月13日、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专题调研南水北调并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陶岔渠首枢纽工程，实地察看引水闸运行情况，乘船考察丹江口水库。

　　在位于渠首附近的南阳市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习近平总书记向为南水北调工程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建设者和运行管理人员，向为“一泓清水北上”作出无私奉献的移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沿线人民、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你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吃水不忘挖井人呐，你们就是挖井人。”

5月15日，南水北调引丹会战指挥部旧址博物馆内展示的引丹工程通水典礼现场照片（翻拍）。新京报记者 刘旻 摄

　　天寒地冻 八方会战

　　南阳幼儿师范学校退休职工胡存有今年70岁，他回忆，1968年，他初中毕业，当年12月15日，他和哥哥等120多人从邓县林扒公社出发前往陶岔（当时地属邓县管辖）挖渠，修建引丹工程。

　　胡存有说，当时下着雪，大家穿着“空筒袄”，拉着板车，装着柴草、工具、被褥、红薯干跑着步去了45公里外的陶岔。

　　当时的陶岔既偏僻又荒凉，到了工地搭下临时草棚先安身，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上一层小雪。

　　胡存有说，盖工棚的时候，当时地表土都冻成了冰疙瘩，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手都被震得炸口了。把冻土挖掉才能整出一块平地，向下挖一个半地下的坑，然后在坑周围的土梁上立起木桩，用铁丝固定成一个架子，再苫上黄皮草，远看就像伞形的蘑菇，这就是栖身的营房。

　　胡存有记得，12月中旬，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在刚刚修建的陶岔工地专用公路上，邓县5000多名建设者按照预定的计划要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直奔渠首工程所在地陶岔。不到40天，就在引渠两岸，搭建起3800多间工棚，基本上可以满足2万人的居住需要。

　　陶岔，是一条很长的峡谷，周围有三山，朱连山、禹山、汤山。引丹工程指挥部就设在原邓县九重乡陶岔街上的陶岔小学。渠首闸的闸基在陶岔街的北边，往西4公里至朱连山下的湖北省杨湾村，是库区引水渠的工地，也是渠首工程的主战场。

　　确定陶岔为渠首，有着重要的历史原因。

5月15日，陶岔大会战的老照片。新京报记者 刘旻 摄

　　据新华社报道，1952年深秋，毛泽东同志视察黄河。在研究黄河水涨上去怎么办、没水了怎么办等问题时，他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次年2月19日，毛主席从武汉登船，顺江东去南京。船上，他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今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南阳市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回忆这段历史，感慨道：“毛主席这个伟大而浪漫的畅想，是有科学根据的。建设新中国的奠基工程中，水利占重要位置，治国先治水。”

　　1958年3月25日，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建设丹江口水库，并下发了《关于水利工作指示》，“南水北调”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与一般水利工程所担负的基本功能有所不同，丹江口水库一开始就承担着南水北调的特殊使命。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经过将近10年的施工，1967年初，丹江口水库大坝建设已达到预期高度，即将下闸蓄水，为了赶在水位上升之前，把引水渠和渠首闸修好，避开日后要水下施工的难度，南水北调引水口和引水渠线的查勘与施工被迅速提上日程。

　　1967年6月5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组织的勘查队伍奔赴河南南阳开展工作。作为目标地点所在地的邓县随即派出常务副县长翟荣耀，邓县水利局工程技术股股长欧阳彬（后任邓州市副市长）参加勘查。

　　当时邓县境内原本有三个渠首选址，专家们一致推荐陶岔作为渠首选址，因为经济指标好，地质条件好，距丹江库区水位近，发挥效益快，最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分期开发，并在长办会议上形成“近期引丹灌溉，远景南水北调”的纪要。

　　12月18日，水电部电告豫鄂两省：他们要求从丹江口水库引汉灌溉的报告，已经国务院同意计划由国家计委另行下达，同意豫鄂两省立即进行兴建渠首和库区引渠工程的建议。

5月15日，南水北调引丹会战指挥部旧址博物馆，复原的开工典礼场景。新京报记者 刘旻 摄

　　艰难的起步

　　1969年1月26日，没有鞭炮也没有锣鼓甚至没有彩旗，“引丹工程开工典礼”在陶岔石盘岗举行。翟荣耀任指挥长，欧阳彬任工地技术员。民工们一律按军队的序列编制，13个公社成立了13个民兵团325个大队成了民兵营，2万邓县民工的主要任务，是开挖库区引渠和渠首闸基土方。

　　开工伊始，困难接踵而来。1969年初春，南阳地区天降暴雪，大雪过后气温骤降，到处是冰天雪地，通往城镇乡村的大道小路上全是溜冰，各区各县交通全部中断。春节过后，东风送暖，新的问题又来了，原来工棚的土墙开冻，不少土墙倒坍，加上地窝铺草也湿了，一觉醒来，草冒热气，臭虫乱爬，又逼得第二次大量重新改造工棚。

　　人多了，缺水吃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一开始挖坑吃泥汁水，水里还含有硫磺；没有菜，就从外地大量采购回辣椒，加上盐，做成咸辣子水；主粮是红薯面，吃得很多人吐酸水，身体消瘦，得上肠胃病。卫生所没听诊器、血压计，镊子是用竹片自制的，砸扁拉车条磨成手术刀，医生看病只能用耳朵紧贴病人胸腹部诊断。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说：“喝黄水，尿黄尿，顿顿不离狼戴帽（黑窝窝头）”，“黑桃A（狼戴帽的另一种叫法），算老几，老子今天要吃你”。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0年春天，指挥部反复考察，把引渠的水提前引到闸前一公里处，用高压泵向石盘岗水池供水，数万人吃水难的问题，才算是得到了解决。

　　另外，南阳、邓县相关部门也立即发现工地上口粮差的情况，立即多方调集小麦面粉供应工地，大灶上蒸白面杠子馍按照土方为单位发放。当时邓县还流行一句顺口溜：“舍得陶岔的活，舍不得陶岔的馍。”

　　陶岔渠首工程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土方工程，也是国内罕见的深挖方工程。

　　如今70多岁的邓州市化肥厂退休职工任国法中学毕业就上了陶岔工地，他回忆说，因为是学生，连长让他干最轻的活，在车辕一侧用背包绳协助拉车。一辆板车装满后400公斤，你不使劲，它不会走动。为了不落人后，我就一步连着一步，俯首撑地那样往前。午时整，军号吹响，手早就握不成拳了，挪着回了营地扑到铺上，像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心里一阵酸楚。连长给我端来饭，鼓励我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做优秀民兵，不做逃兵，才对得起父老乡亲，听着听着，我就不再心酸了。

5月15日，南水北调引丹会战指挥部旧址博物馆，唐金顺在爬坡器前讲述当年重车上坡与飞车下坡的场景。他曾在陶岔大会战中任民兵连连长。新京报记者 刘旻 摄

　　土办法 大作用

　　1969年7月，正是引水渠开挖到10米深的阶段，弃土运输越来越困难。邓县林扒公社率先想出“以重带重”的办法，把板车轱辘上的铁圈当成定滑轮，拉钢丝绳两头各栓一辆架子车，一边是装土的重车由一人向上拉，一边是空车坐上四五个人，只要后者的重量超过前者，弃土就能轻松上岸。

　　任国法记得这种土爬坡器出现不久，工地喇叭里就响起来了：好消息，好消息！女播音员开始介绍这种爬坡器的改装方法和使用效果。广播一结束，工地上立刻嘈杂一片，扒轮胎的、接钢丝绳的，发现这么简单好用的办法，大家高兴得又蹦又跳，边吼边叫。

　　第二代爬坡器是由刁河民兵团的干部发明的，用20马力柴油机带链条泵机架的牵引办法，能解决了20米深的运土上岸问题。

　　1969年冬天，邓县白牛公社的刘子武提出可改装54马力链轨式东方红拖拉机，有爬坡机架、动力、操控系统三合一的优点，此举果然成功。第三代爬坡器可以两边同时牵引，一次能带动40辆拉车上坡，提高工效30多倍。

　　解决了向渠顶运土的难题，接着出现的是空车下坡的问题。唐金顺说，下坡以为拉的是空车不用费力气，其实一步一颠，抖得小腿肚子酸困生疼，比上坡还难受。下坡的板车就像脱缰的野马，谁跟着跑也受不了。

　　邓县桑庄乡的刘长中等人为此发明了踏板飞车，就是在板车轱辘轴上栓根木棍，在木棍前端横连一块踏板，形成一个“T”字形装置当刹车。下坡时，车尾朝向渠底，把车轱辘从车厢中间挪到车把手前，驾车人用脚踩在踏板上，双手压住车把，让车尾翘起，由踏板带着人向坡下飞奔，250米长的边坡，只要1分钟就能到达渠底。

　　飞车下坡，脚踏板擦着地面会在车后拖起一溜烟尘，很像喷气式飞机在空中腾跃俯冲，陶岔工地上最多的时候有1万多辆 “喷气式”呼啸而过。

　　22岁去了陶岔就任民兵连连长，如今75岁的邓州市裴营乡七潭村退休村支书唐金顺说，那时候大家纯洁、活泼、精力充沛、可塑性很强，你给他一个机遇，谁敢担保他不会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正剧来。

　　欧阳彬在他的书中写道，1969年，是工程建设打得最艰苦，表现最顽强的一年。但当时的人们有“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坚定信念，我们还不断宣扬，让北京人民早点喝上丹江水，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任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5月15日，唐金顺在陶岔工地受伤的腿部，脚踝处有20厘米左右逐渐发黑。新京报记者 刘旻 摄

　　两千多人致伤致残

　　1969年12月初，河南省领导到陶岔工地视察，要求南阳加大引丹灌溉工程。除邓县外的其他6个县（方城、社旗、唐河、镇平、南阳县、新野）集结了4.3万民工，加上邓县新增了8个公社，工地施工人员达到8.5万，号称“十万大军”。地区成立引汉会战民兵师，各县为团，公社为营，大队为连。

　　1970年3月，陶岔引丹灌溉工程会战全线展开。十万大军沿着十几公里长的引丹工地，一字排开，红旗猎猎，万头攒动，锨飞镐舞，炮声隆隆。当时油房庄村11组的邹振生作为民兵上了陶岔工地，那年他不到18岁。

　　前方鏖战，后方支援，十万建设者背后站着7县几百万人民群众，方城县送去民工5000人，半年里，向陶岔工地运送物资就多达4万人次。当年负责后方工作的邓县元庄公社86岁的老书记海本立说，为了渠首建设，一个螺丝帽、一个铁钉，邓县一点一点挤出来。几乎所有的公社、大队、生产队，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能够利用的资源都优先供应陶岔工地。

　　1970年4月2日，已经当上施工员的胡存有为了排除爬坡器滑轮旁堆土的隐患，右脚不慎被卷入飞转的滑轮，跟腱断裂脚踝骨折，手术进行了4个半小时。当年9月14日，元庄公社梁寨连队43岁的李显勇为抢救被埋住的同伴，在又一次塌方中牺牲。安葬完弟弟，哥哥李显堂在母亲的支持下也上了陶岔工地。

　　1971年的一个雪天，为了及时疏通排水沟被冻区域，身为民兵连长的唐金顺带领连队不分昼夜大战了20天，他带头跳进冰水里，腿部受伤，继发为静脉血栓，脚踝处有20厘米左右逐渐发黑。

　　当年在《引汉通讯》编辑部工作的吴杰岑说，渠首的建设，邓县有141人献出宝贵生命，两千多人致伤致残，其他6县有83位民工负伤致残，12位民工牺牲。

5月15日，丹江口水库。新京报记者 刘旻 摄

　　渠首的灯一直在亮着

　　1971年10月底，引渠工程完成，11月陶岔渠首闸基开挖完成。1972年8月16日，引丹灌溉工程通水，十万人参加庆典。1976年，整个工程全部竣工，前后历时8年。

　　1972年9月4日，闸首重点工程竣工庆典上300多名代表乘船游览了丹江口水库，这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给予引丹英雄们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奖励。

　　现年93岁的曹嘉信时任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他说：“陶岔大会战是一场南水北调的先锋之战。在今天看来不太可能完成的事情，却硬是被十万引丹人奇迹般地完成了，当时邓县的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到陶岔参加过施工，这充分展现出南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顽强奋斗，敢于创造任何人间奇迹的钢铁意志和奋斗精神”。

　　渠首工程建成后，邓州和新野在南阳地委的支持下，先后用10多年的时间，修建了渠网如织、沟塘纵横的刁河灌区工程，长达数百公里的总、干、支三级骨干渠道，遍布淅川、邓州、新野大地。三县市22个乡镇近百万人受益，灌溉耕地180万亩。如今的邓州市，是国家商品粮基地，棉花、烟叶、油料的主要产区，这一切都和灌区建设分不开。

　　从邓州市财政局退休的吴杰岑说，引丹工程通水后，改变了邓州西南部地区缺水的历史，千百年来饱受干旱之苦的上百万亩土地，从此如沐甘霖，旱涝保收。灌区每年可提供数亿立方米的水资源，超过了邓州市地方水资源的总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地理面貌。灌区内的都司镇，原来水源奇缺地瘠民贫，因为有了丹江水的滋润，现在是几万亩水稻的集中产区，还有万亩莲菜销往全国各地。

　　地跨鄂豫的丹江口水库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关键性控制工程，培厚加高后的大坝，坝顶高程由162米抬高至176.6米，总库容增至319.5亿立方米。

　　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一期主体工程正式通水。这是纵贯四大流域的穿越，从丹江口水库所在的陶岔渠首出发，南水一路北上。截至目前，水库已累计向北方供水超384亿立方米，让京津冀豫20多座大中型城市用上了南水。

　　北京市水务局统计显示，自2014年通水至今年5月8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京调水64.59亿立方米，南水已成为保障京城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以中心城区为主，北京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300万人。

　　引丹工程结束后，在工地上奋战多年的建设者们先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恢复到以往平静的生活。

　　胡存有伤好后回到工地干到1973年，那一年他入了党，并被推荐到内乡师范学校学习美术，1975年毕业后在南阳幼儿师范学校直到退休。

　　说起新的陶岔枢纽工程，胡存有说，当年的引丹工程靠的都是人力和最原始的工具，现在参与的都是国内的大企业，设备先进，施工一流，操着南腔北调的水利人络绎不绝，让三十多年后的小小的陶岔风云再起，新一代的人们还在传承了当年引丹人的忘我精神，这就是一种渠首精神。

　　位于韩营的南水北调引丹会战指挥部旧址博物馆由复刻的老渠首闸、指挥部、民工宿舍、卫生所、广播室、食堂等组成，朴素而沧桑。任国法为博物馆的建设忙前忙后，几十年过去了，他说自己对渠首的感情丝毫未减，“现在我和战友们一说到陶岔，就会想起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谈到年轻时在陶岔工地那段经历就有一种光荣感、纯真感、自豪感和亲切感”。

　　1974年离开工地返乡的唐金顺，也是陶岔工地上第一批入党的人。因为家中父母身体有病，他主动放弃了数次招工招干的机会。在裴营乡七潭村当书记期间，他率先建水塔，让七潭村成为全县最先喝到自来水的村子；他还在全县第一个搞村级路面硬化；建教学楼，给老师免费提供面粉，老师生活无忧下安心教学，给七潭村培养了几十名大中专学生。

　　返乡后的邹振生一直务农。为实现南水自流进京，需要增大丹江口水库，由于库区逐渐淹没家园，2011年，邹振生把家搬迁到了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移民村）。

　　邹振生说，1974年8月老闸通水后，一直有一支近百人的渠首管理队伍在操作水闸、建设管理区。之后的30多年都在护渠固坡，守堤护闸，他们在布满礓石的堤岸挥镐抡锹，种了一万多棵树。早些年，你总能看到渠首闸上值班室里的灯光，一直在亮着。

　　（部分资料参考中共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渠首沧桑耀京宛》、《历时的见证——南水北调中线渠首陶岔工程艰涩回顾》、《青山碧水映丹阳》等）

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