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84年后依然“失联中”
来源:环球人物
他是“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1937年从事件现场报道回来后两个月,突然从河北蠡县失踪。直至今日,永远25岁的小方,依旧温暖人心,有着持之以恒的勃勃生机。
|冯雪松 (口述)
|本刊记者 李雪 (整理)
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小方就这样出发了。这是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小方骑着自行车只身穿越炮火,成为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新闻记者,他用震撼人心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可是两个月后,他却永远失联了。
小方原名方大曾,他曾是抗战初期最活跃的战地记者之一,与范长江、徐盈同负盛名,为《申报》《良友画报》 《大公报》以及美国《时代》周刊、英国《伦敦图画新闻》等供稿。
自小方从“七七事变”现场报道回来后突然失踪,多年过去,一直有人坚持不懈在探寻关于他的消息。
今天是“七七事变”84周年,也是方大曾在抗战前线失踪的第84年,同时也是央视记者冯雪松寻找他的第22年。
这么多年冯雪松从未停下脚步。从1999年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到2014年的书籍《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他一直在追踪报道小方。
以下是《环球人物》记者2014年采访冯雪松后的内容整理,从他口中,一个历史碎片式的小方变成了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青年。
用稿费买回胶卷、相机
小方拍了很多照片,但他本人留下的照片不过10余张。从照片上看,他的穿着打扮是时髦的,飞行帽、工装裤、皮鞋。
小方生在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在外交部工作。他家在北京协和胡同有一个600多平米的宅子。
说到对小方的影响,母亲倒是更多一些。她是个家庭主妇,但很开明;她会中医,胡同里谁有个小灾小病都找她,也不收钱——这应该是小方民主思想和平民意识的来源吧。读小学时,小方就喜欢摄影,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
当时的摄影师大多满足于在沙龙里拍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小方爱拍车夫、苦力。他的妹妹方澄敏告诉我说,小方很少给朋友和家人照,别人也不求他,怕碰软钉子。小方经常徒步到各处拍照,回来后自己冲洗。照片冲出来后,他就投到报刊杂志去,用稿费再买胶卷。他拍的“四子王府结婚照”刊登在英国一个杂志上,得来的稿费买了一架高级的“禄来福克斯”相机。
1930年,小方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参与机关报《反帝新闻》的编辑工作。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外面跑,常常只带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离开家,活跃在平津以及冀、晋、察、绥一带。他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用木头制作了一个灰色的暗房。有时候妹妹方澄敏也帮着定影,打打下手。
1934年大学毕业后,小方先是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又调去了天津。后来,他还和几位朋友组建了“中外新闻学社”。那几年,小方报道过大连走私,拍过“一二·九”运动;他还深入冀东伪政府所在地,娼、赌、烟毒、走私无不摄入他的镜头。
发自二十九军阵地的报道
1936年11月,在绥远(今内蒙古中部),傅作义部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之间发生了战争,这是抗战初期一次重要的冲突。战争一开始,小方就去了前线,北京—集宁—高家地—红格尔图—集宁—陶林(位于今乌兰察布),43天的行程是他战地记者生涯的起点。
从高家地到红格尔图是60里荒原地带,常有土匪出没,但小方执意要去这个军事重地。驻地张团长只好借给他一匹马,还派了30名骑兵护送。翻越阴山前往陶林时,小方唯一的随从——十三军的一个士兵差点中途折返,而他坚持完成了采访。
小方把前线见闻写成了长篇通讯《绥远前线视察记》,在文章结尾,他悲悯而愤怒地写道:“战争是这样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地在制造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小方正在家里休假,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他决定去卢沟桥看一看。10日早晨,小方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母亲妹妹匆匆告别。一路上,他骑着自行车,通过了日军的盘问,到了宛平城下。他看到童子军在向商户募捐,人们正在掩埋阵亡将士;站在卢沟桥上,他看到辽阔的白云、永定河岸的原野,感叹“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要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被守城小战士用枪口对着,小方很欣慰,觉得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
当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被孙连仲将军约请至指挥部会谈时,小方已然出现在二十九军的阵地上了,他记录下了士兵们如何拔出大刀斩去了敌人半个头,如何在打败敌人后拼命追杀,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叫回来……小方把这些写到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这也是对“卢沟桥事变”的第一篇报道。
随着战事发展,小方有家难回,经范长江介绍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从他的文章和照片中,你能感受到由远及近的炮声、厮杀声和浓烈刺鼻的硝烟。
当时,小方的姐夫在上海做事,他每天下班都要买一张《大公报》——这是一家人了解小方行踪的唯一信息来源。9月30日,小方发自河北蠡县的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刊登后,这个热情四射的青年就此彻底消失了……
小方失踪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找他,但一直没有音信——他很可能已经牺牲在抗战报道前线了。
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者
小方失踪前的两年里,拍摄了大量照片,现在还有800多张底片,大多是民风民俗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底片是1999年,棕褐色的盒子里整齐地码放着一些粉色纸袋,上面都印有德记商行的字号。至今,我还记得从纸袋中取出黑白底片的感觉,轻轻地,仿佛怕惊动了一个沉睡中的人。
小方的镜头很朴实,他拍井底的矿工,城市里的搬运工,烈日下赤身裸体的纤夫,一个父亲和他的5个儿子,一个母亲和她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女儿,海水中嬉笑的孩子,兴高采烈的小喇嘛,运送补给品的民夫散漫地走在高山之下,一名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在掩体里……他拍摄的下层民众是健康的,不少人都是笑着的,丝毫没有一些国外摄影师所呈现出来的孱弱和萎靡。而且,小方对民众有一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不管是乞丐还是纤夫,抑或战场上的普通士兵,他都表现出真实的情感,那是一种爱。
如果你再结合小方写的那些报道看这些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有深意。他采访矿工,自己也会下到井下。这些矿工不但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工作非常危险,但小方总是留给人希望。“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的……因为有千万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战斗!”他的照片也是,工人们微笑着,并不那么愁苦。
在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背后,你能感觉到小方的善良乐观。他看到那些情景能不悲伤吗?但他把潜台词留给了自己,把希望留给大家。
也有很可爱、莽撞的一面
小方失踪以后,他的母亲一直住在协和的老院子,1969年,老人去世了。老人曾说要用暗房的木头做棺材,娘俩永远在一起。可最终没能实现,天长日久,暗房木头蛀坏了,被当作了柴火。小方的妹妹一直在收集整理他的东西,这几乎成了她的精神支柱。现在,他的姐姐和妹妹都过世了,除了外甥张在璇,其他人不太了解小方了。
小方是一个行胜于言的人。他很少和家人说自己的事,很多是妹妹看了他的通讯才知道的。1933年,小方的同学、诗人方殷因为参加民主运动被捕,小方知道后,打听到了方殷的秘密住处,把文件、传单“席卷”而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小方是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和独立意识的青年,他追求进步,但思想中没有党派这样的东西,完全是一种民本的、人本的朴素思想。
小方也有很可爱、莽撞的一面。他经常在妹妹房里洗脚,洗完也不倒水,要妹妹倒。后来,两人还为此吵了一架,很久不说话。在保定时,小方听说八路军挺进热河,甚至放下《大公报》的工作,赶去采访,最后因为消息不准才作罢,因此被范长江批评了一顿。
现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想到小方,想着他生活中这些小事我就想笑,这孩子怎么也会这么“二”呢。
[后记]
冯雪松知道小方是因为1999年的一份传真——时任中国摄影家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想请央视推广关于方大曾的书,本来不是发给他的。但阴差阳错,他和小方结了缘。
看到那份传真的时候,冯雪松正承受工作的压力,陷入对未来的迷茫,还为罹患重病的父亲而心力交瘁。这个失踪时只有25岁的年轻人成了他忘记痛苦、走向希望的力量源泉。多年来,他追寻着小方的脚步,从北京到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县;在澳门驻站时,他一直随身带着关于小方的材料,方便查外文报纸;他不知为此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别人说他傻,他说是把这当作公益事业;遇到挫折和不顺的时候,他会想:如果是小方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很多人问冯雪松,为什么会用这么多年去追寻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年轻记者?他说,小方是一个很纯粹甚至理想化的人,他能让你照见自己的人格。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后,张在璇对他说:“你从战场上把舅舅的灵魂捡回来了。”但在冯雪松看来,小方的意义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寻,更是面向未来的探求。一个人应该对民众和国家怀有一种情怀,不因暴力和金钱,就像小方。
冯雪松觉得自己只是个药引子,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小方。小方摄影展、小方大学宣讲都在策划中,他还打算用出书的版税和拍卖小方照片的钱,建立小方新闻奖,专门面向有为的年轻记者。有人找到冯雪松,说:要给小方做个头像,也有人说,要为小方拍电影。
采访结束时,冯雪松说他做过一个梦。梦中,有人拍拍他的肩,说:“你怎么才来呀。”而那人,正是小方。
(本文照片均由冯雪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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