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想象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接近实现的时候。
一则视频
“大家好，我是寻亲人刘学州，我想寻找一下我的亲生父母。我大概出生于2004年到2006年之间，在出生大概三个月左右，被现在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的养父母，从山西省大同市买过来。我的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先天性生理缺陷和疾病，无明显的胎记和伤疤。我的养父母在我4岁的时候就因为意外去世了，我目前生活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在河北石家庄上学。我希望可以早一点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2021年12月7日，一段不到一分钟的寻亲视频发布在“宝贝回家一滴水”的抖音账号上。这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的视频账号。网站创立近15年来，发布了超过14万条寻亲信息，帮助至少7000个家庭团聚。刘学州这条视频看起来和以往的寻亲视频差不多，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大概是这个男孩的外形。他穿着白色圆领毛衣，短发偏分，皮肤白净。虽然还有点婴儿肥，声音已经在变声期，笔挺地面对镜头，说一口字正腔圆、带点播音气的普通话。朱珠是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十多年来见过不少寻亲者发布的视频，刘学州给她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觉得这个男孩很清秀，外形很干净，和别的（寻亲者）有点不一样。”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几天后，“河北寻亲少年”的相关词条上了热搜，衔接上当时的另一则寻亲热点，“孙海洋和儿子相认”。孙海洋是一位深圳商人，儿子3岁半时被人贩子拐走，他14年来一直坚持找孩子，为此花费上百万资金。他的经历成为电影《亲爱的》一个角色原型。就在刘学州发布自己视频的前一天，通过公安机关的查找和DNA比对，孙海洋终于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他踉踉跄跄迎上去，抱着孩子痛哭的画面，成为那几天最具情感浓度的网络话题。刘学州也为这久别重逢的热烈情绪感染，他后来回忆，就是在孙海洋父子相认画面的影响下，他发出了自己的寻亲视频。
2014年11月2日，孙海洋来到福建龙岩童坊镇寻找被拐卖的儿子（图|视觉中国）这不是刘学州第一次尝试寻亲。早在2019年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就去宝贝回家寻子网做了信息登记，没有回音。2021年，公安部发起“团圆行动”，各地公安局在辖区内开设血样采集点，收集寻亲者的血样和DNA，他也去南宫市的定点采血入库，仍然没有回音。虽然这些年社会资源和公安机关在帮助失散儿童寻找家人方面投注了很大精力，网络上也频频传出失子家庭团聚的喜讯，但真正的幸运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不过刘学州没有放弃。虽然从没见面，亲生父母已多次以神秘或者不太友善的方式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小时候，村里一起玩耍的孩子说他是从外国捡来的；9岁那年和村里一个孩子闹矛盾，孩子妈妈骂他是不知从哪里来的“野孩子”；升入初中后的某天，一个人穿过村里胡同时，有个嘴碎的村妇拽住他，说他是被买来的。如果说这些闲言碎语曾让童年的刘学州迷惑伤心的话，当他决定开始寻找亲生父母时，曾经不幸的人生起点却给予他一种希望。他告诉舅妈，也就是养母的弟媳，“我觉得自己长这么高，挺白挺帅，在学校还有点才华，算得上优秀，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不是也很优秀？是不是也在满世界找我？”
一个孩子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人之常情。但刘学州的人生起点和“团圆行动”的案例，尤其是让他感动震撼的孙海洋寻子案例并不相同。他要到寻亲路的后段才知道，自己不是被拐卖的，而是被亲生父母出卖的。年轻的父母在婚前孕育了他，为了满足女方家庭的彩礼要求，将他以约6000块出售，经过一些中间环节，最终一对没有生育的外地夫妇以2.7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他。
作家约翰·欧文曾写过一本书叫《苹果酒屋的法则》，主角就是一个被亲生父母主动放弃的孩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美国法律严禁堕胎，不少年轻女孩因为不同原因，生下了孩子却无力抚养，会将孩子送到城边一家唯一收养这类孩子的孤儿院，然后离开再不相见。约翰·欧文称这类孩子为特殊的“孤儿”——虽然父母可能尚在人间，却因为各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放弃了他，斩断了和他的情感联系。
书中孤儿院的主理人拉奇医生是个善良智慧的老人，他尽力培养这些孩子健康、有尊严地长大，但会烧掉所有孤儿的出生证明。“我总是尽量将孩子们的将来放在第一位。”拉奇医生解释这个举动，“为了他们的将来，我会毁掉他们生母的记录。那些不幸的女人当初来这里生产时，曾经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不能让她们日后再次面临这种选择。而且一般来说，孤儿们日后也不该再去寻找或者找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免产生无谓的困扰。”
插图|老牛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解释：被抛弃的孤儿，最好的命运就是不要再和亲生父母见面。成年后，孤儿将一再受到“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拷问和诱惑，却几乎没有得到答案的可能。而且，按拉奇医生的说法，他们应该最好不要答案。“总有一天，孩子们会希望了解真相，或起码对自己的身世感到好奇。可是回顾过去，对任何人又于事无补，对孤儿们更是于事无补。身为孤儿，尤其应该忘却过去，期望未来。”
但2021年12月，刘学州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寻亲视频时，只有15岁。他不知道自己与之前网上寻亲热点的差别——和“宝贝回家”上那些被亲生父母苦苦寻找的孩子不同，一对主动寻找并盼望他回家的父母，只是刘学州的想象。
谁也不能责怪这个想象，即便它的结果是一出悲剧。
北孟村
2022年2月中旬，初春的华北平原，温度有时还在零下。南宫市大村乡北孟村的田地里，小麦刚刚露头，部分休耕的土地仿佛仍在冬眠，露出大片空荡荡的苍黄，看不到房舍，看不到人迹。
北孟村是刘学州生活的起点。这是南宫市最偏远的一个村，虽然“村村通”的水泥路延伸到了北孟村，但本地司机也少有来这里。村子很大，巷子两端大约距离一公里，住着大约3000口人，但走在村子里，最强烈的感觉仍然是冷清。下午一点多，两条十字交叉的宽阔水泥路的主村道上，只有几个小孩骑自行车互相追赶着。沿街而立的村舍，乍一看都差不多：大约四米高的院墙，里面是一个大院子，停着几乎每家都有的拖拉机。拖拉机后面，是几间建在水泥阶梯上的平房。条件好点的，外墙刷上水泥，大门崭新、整洁；条件一般的，红砖墙裸露，木头做的大门歪斜，似乎也不担心被偷盗。高高的院墙将村庄隔出纵横交错的巷道，走在被脏雪和深浅车辙印覆盖的巷道中，像走进一个大型迷宫。
因为地界大，北孟村过去几十年还保留着村内通婚的习惯，村民说这是“因为方便，外村人太远”。刘学州的养父母就在这样的传统下组成了家庭。养父刘春峰家在村子东北角，养母家在西北角，经介绍结婚后，在村子中部盖了一座平房。同村人的印象中，刘春峰是个实在的人，性格有点内向，但“会办事儿”。养母“大大咧咧没心眼儿”，一双大眼睛，圆脸白白净净的很好看，“跟州州长得很像”。两人有一年出去打工时，从山西大同带回了刘学州。
北孟村村中间的水泥路（李晓洁 摄）十几年前，“买孩子”这件事在村里算不上稀奇。计划生育政策下，有的家庭生了一个，也会再从外地或亲戚那里抱一个小儿子或女儿，凑个儿女双全。刘春峰夫妇没有生育，“买孩子”的理由就更“充分”了，而且在村民的印象里，他们对刘学州不错。曾住对门的邻居对本刊记者回忆，十几年前，村里孩子还很少喝牛奶，刘学州就经常拿着盒牛奶跑自己家玩。
带着“儿子”回村后，刘春峰夫妇没有再外出打工。他们一边种地，一边在自家平房内“做爆竹”，生产一种叫“二踢脚”的烟花。直径大约四五厘米，大半个手掌高，烟花蹿出去和升到空中时各响一声，因此也叫“两响”。60多岁的村民刘德明告诉本刊记者，从他有记忆起，北孟村就在做爆竹，只要稍微懂点技术，几乎家家都有生产作坊。几十年前，南宫市的烟花爆竹基地就在北孟村。一串“二踢脚”成本大概是五毛，卖出去至少一块，如果是能炸出礼花的爆竹，利润更高。村民们靠着做爆竹，曾经成为南宫市最富裕的村子之一，不仅早早修起有隔离绿化带的水泥路，还盖起新房，买了方便送货的面包车。
但做爆竹是条危险的致富路。刘德明说，做爆竹用到的化学原料有硫黄，会损伤呼吸，有时候原料配比出问题，或者因为高温、碰撞，都可能产生爆炸。他印象中，上世纪村内就陆续死过几个人。但当时监管不严，甚至监管部门都不知道村里发生了死亡事故。十多年前，安全生产逐渐抓得严，北孟村不允许无证生产爆竹，“一些村民就偷着干”。刘学州养父母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受雇于一位外面的老板，相当于小工，为老板制作供货，工作地点就在自家平房内。
如今还能见到那栋曾是爆竹作坊的院子。就在村子中部，融在大片外表相似的民房中，看不出什么异样。走近了才发现紧闭的两扇绿色大铁门锈迹斑驳，门中间用白色油漆写着两个大字：“危房”。院内满地枯草，三间平房已经失去了门窗，靠内侧的红砖墙歪斜。这是13年前夏天的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夏季高温，本是做爆竹的危险时期，但勤劳的刘春峰夫妇没有停工，直到6月的一天清晨。很多北孟村村民都听到了爆炸的巨响，刘德明当时在田里干活儿，远远看到村中央冒出火光和黑烟，他赶紧往回赶，才知道是刘春峰家做爆竹时出了事，“邻居和对门家的墙壁都炸出了裂缝。刘春峰被炸得身体都不全，当时就没气了。他老婆和姨没有当场死，送去医院抢救，没过多少天都死了”。
刘学州北孟村曾经的家（图|微博@刘学州a）一次死亡3人，这是北孟村几十年来最大的生产事故。之后，村民们都记得监管变严了。公安局的人三天两头去村子走访，挨家挨户查是否有爆竹的原料，如果谁家锁着门，他们就爬梯子翻进院子查看，轻则罚款，重的拘留。北孟村做爆竹的传统自此渐渐消失。一开始，许多村民还去隔壁县城一家爆竹厂打工，后来工厂也出事故倒闭了。老一辈便去新疆、内蒙古等更偏远的地方做爆竹谋生，年轻人则大多放弃了这门危险的乡村手艺，去石家庄、北京等周边城市打零工。还留在村子的，就回归传统农业项目——种地，放羊，养猪……只是，没有一种方法让这个村庄重新兴盛起来。十几年前那声爆炸的巨响，似乎给村庄摁下了一个休止键：绝大部分平房还是多年前盖的，水泥路带着尘土，一直没有通到每家每户门口。甚至连村里的学校也在萎缩，最开始还有初中部，后来只剩小学部，如今，小学也只到二年级。
死亡教育
养父母去世那年，刘学州4岁。
爆炸的前一晚，他住在村子另一头的姥姥家，但他听到了那声响彻村庄的巨响，还在炸得七零八碎的家中看到浑身烧伤的养母。“那也是出事以后我第一次回到家里。”刘学州后来在自述中写道，“进了大门看到我的家已经破烂不堪了，破烂的屋子里是被大火烧掉的家具和房梁的灰烬。在屋子外面的地上看到我烧掉一半的蓝色书包。进到被炸掉一半的屋子里，看到我的妈妈躺在床上打吊瓶，全身血淋淋的。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那天去看她时，我拿着我最喜欢的一瓶饮料，临走时我说给妈妈喝。她在床上斜着头对我说话的时候，我都看不到妈妈的眼睛在哪里，听到她说：‘你好好学习听姥姥姥爷的话，等妈妈好了给你买好吃的。’”
这是刘学州第一次面对死亡。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死亡是人类最普遍最深刻的恐惧，也可能提供最强大的成长动力。但如果一个人在年幼时就目睹血淋淋的死亡并没有得到充分疏解，这段经历会留下长久阴影，成为他人生中难以排解的死亡焦虑，经年累月压抑着他的神经。这样的孩子长大后遭遇抑郁等精神障碍的概率会更高。
但养父母去世那会儿，刘学州很难得到细致的照顾和安慰。大人们有太多现实问题要处理。当初雇佣刘春峰夫妇的老板已不知去向，没给任何赔偿。因为无法负担每天将近一万元的治疗费，养母放弃治疗从医院回家，疼痛让她最后的日子非常艰难，家里人记得她总是叫疼，情绪很差，让照顾她的人都出去。好在两边亲戚都回来一起应对灾难。养母的两个姊妹，养父的哥哥和妹妹，都从外面赶回村子，帮衬着将丧事处理完。之后，两家达成默契，继续共同养育刘学州：爷爷家作为监护人，负责出学费和生活费，姥姥姥爷负责照顾他的生活。其他的子女继续外出打工，但逢年过节回家，都会给刘学州带些时新的礼物。
寻找孩子的父母们在孩子丢失的城市里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图|IC photo）因为是养母大家庭中的第一个孙辈，即使没有血缘关系，刘学州也得到不少宠爱。他和姨妈（养母的大姐）关系最亲。在村民的记忆里，姨妈是个略有点胖乎的女人，双眼皮，相貌不错，性格也还可以。不算多话，但人挺能干，是家里最早出门打工的人。她16岁就去城里打工，后来学了按摩，还自己开店，在石家庄买了房，有辆黑色的车，很早就给家里打了口浇地的井。村里人记得，她每次回家给刘学州买的东西都不便宜，奶瓶一两百块，奶粉是“三鹿”——这是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前农村市场的名牌奶粉。刘学州的自述中也回忆了姨妈：“姨妈从小都很疼我很疼我。之前有什么事情都会和姨妈讲，一直把她当作我的妈妈一样。”
爆炸事故发生后，刘学州在石家庄医大一院里第一次见到养母时，是姨妈陪在旁边。她一只手扶着病床，一只手捂住了刘学州的眼睛。如果说在那次死亡事件里，年幼的刘学州得到过什么特别的关注和保护，这大概算一件。姨妈也没有生育，妹妹、妹夫去世后，她曾想过继刘学州进自己家，但没能成功。至于没成功的原因，村里的一种猜测是和她的家庭有关。姨妈没有遵循村内通婚的传统，两次结婚都找了外面的人。但两次婚姻都不顺利。2015年前后，她因为第二次婚姻中的问题自杀。据说走得非常突兀，“忽然人就没了”。
9岁的刘学州再次面对死亡。他从这沉重的命运中确实学会了些东西。“之前一直很不懂事。”他后来在自述中写道，“不会主动帮家里老人干活，他们教育我我还会记仇。但是从姨妈去世以后，我明白了许多，知道我该好好替她照顾我的姥姥。”
好孩子
所有和9岁之后的刘学州接触过的人，大概都很难否定，这是一个“好孩子”——懂事，有礼貌，会关心人，还会规划使用自己手里并不多的金钱。母亲节，他给家里的女性发红包。圣诞节，他提醒家人吃苹果。尤其是小学六年级转入南宫双语学校后，他的成长看起来更进入一个顺利期。
南宫双语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城市边缘的公路边。四层高的教学楼，围着一大片广场，在附近一溜烟的平房建筑里，看起来有点气派。但在南宫这个县级市，私立学校并不是城市想象中的贵族学校，它更像是对乡村公立教育资源不足的补充，没什么招生门槛，学校条件也一般。曾在这所学校就读的青春期少年们，和本刊记者聊起这所学校时，带着不屑和嘲弄的口气，说的大多是学校的“槽点”：宿舍10人一间，没有热水；学校只有一间洗澡房，还不每天营业，一到开放日，学生们得排着队洗澡；老师流动性很强，每学期都有年轻的实习老师来教课，一个学期后又离开……
但刘学州一开始对南宫双语学校的印象却不同。进入这所学校前，他的求学经历很坎坷。离家上学是每个孩子社会化的开始，他们要独自面对陌生人的善意和恶意，这是段艰难的过程，对一个孤儿来说更是这样。刘学州先是去乡里上寄宿学校，每个周末自己坐村集体租的校车回姥姥家。根据他的自述，在乡里读书是比较“受气”的几年，被高年级同学抢吃的，受到孤立，最厉害的一次，在宿舍被同学骑在身上拿拳头锤脸，脸肿了一块。舅妈柴燕琳也记得那一次，她刚好和丈夫回老家，两人骑电动车去学校接刘学州，看到他脸上青了一块，“问他怎么了，他说自己睡觉时从床上掉下来摔的”。
刘学州就读的私立初中（李晓洁 摄）约翰·欧文在《苹果酒屋的法则》里曾总结过一些孤儿的特性：“其他人也许想摆脱千篇一律的日子，孤儿却渴望安稳不变的生活。”他们更会忍耐，更能保密，就像从艰难现实中进化出的某种存活技能，“孤儿从小就学会了保密，什么事都放在心里。就算要透露什么，也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再三考虑”。但这种超凡的忍耐能力有时候会惹急不明就里的大人。柴燕琳记得，有一年寒假过后快开学，他连续三天晚上都哭，“问他为什么哭，他也不说。后来姥姥打了他一顿，他才说自己在学校被欺负”。
转学是应对困境的一种方法。刘学州说自己小学六年转了五次学，直到六年级转入南宫双语学校后，求学生涯才算顺利起来。他遇到一位不错的班主任，鼓励他发展艺术才能，给他上台表演的机会，并委任他做班委。从那时开始，刘学州觉得自己不一样了，“变得特别外向，爱说话，也开始学会了反驳，后来就很少有人再欺负我”。柴燕琳也能感觉到侄子的变化，成绩变好了，“有时能达到班级前三”，还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动，拿的荣誉证书和奖状贴满了两面墙壁。
初一那年，刘学州成为校学生会副主席。李瑞也是当时的学生会成员，他对刘学州的印象是：大个儿，一米七五的身高在人群中很显眼，话也不少，“大家熟悉后，有时一起值班，戴着红袖章在校园操场、食堂维护秩序，也相互吐槽在学校的烦心事”。李瑞观察到，刘学州虽然在学校还算风光，但似乎没有真正亲密的朋友。他比其他同学更忙碌，对生活有更多打算。每到学校放长假，大家都急急忙忙往家里赶时，刘学州和几个顺路的同学一起出校门后，却并不往家的方向去，总是让其他人先走。后来李瑞才知道，他是去做兼职。
对赚钱这件事，刘学州比同龄人更早表现出天分，或者说紧迫感。柴燕琳记得，小学毕业那年暑假，刘学州就打算在村里办一个暑期补习班。“他从小就想做老师或者医生。那年暑假，他在自己屋子挂了一块小黑板，打算当教室用。”还写了一份招生简章，列出自己能教的一到六年级科目，留下家里大人的电话，去印刷店打印出来后，张贴在本村和几个邻近村子。“还真有家长打来电话，要把孩子送给他教，最后因为他还小，我们担心有意外，没让他弄成。”
“创业”不成功，改做打零工。每到假期，刘学州都独自乘客车从南宫去石家庄“找工作”。石家庄是最近的大城市，比南宫有更多工作机会。虽然年龄还很小，但他利用身高，谎称自己十五六岁，骗过了一些急着招小工的店主。第一份工是在餐厅传菜、洗盘子，一周后拿到了400元工资。此后几乎每个假期他都在打工，做过便利店店员、收捡快递、发传单、游戏陪练、培训机构老师，还谋到过一份下乡给专科学校招生的活儿，每招到一个学生提成100元，最多时，一个暑假挣了近万元。
图|微博@刘学州a在石家庄做兼职时，刘学州借住在柴燕琳家中。她是自姨妈过世后，收养家族中另一个和刘学州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和本刊记者见面那天晚上，石家庄气温很低，她骑电动车到约定的酒店。穿黑色长棉服，背一个链条黑色小皮包，圆脸，大眼睛、双眼皮，扎一个高马尾，瘦小的身材配上很快的语速，显得干脆利落。
柴燕琳告诉本刊记者，刘学州很爱干净，住在她家时，不管冬夏，每天早上和睡前都要洗澡。他喜欢香味，洗衣服要放许多留香珠。赚钱后，买得最多的物品就是香水。但都很便宜，十几块一瓶，多放几天味道就不太好了，最后往往用来喷了厕所。最贵的一瓶六七十元，他放在衣柜里，每次用时喷一点点。即便后来打工赚的钱更多了，刘学州仍然很节俭，买东西很少超过百元，衣服大多是拼多多上二三十块的便宜货，最贵的是一件黑色长款羽绒服，200来块。
他把大部分钱都存了起来。心情好时，刘学州和柴燕琳聊过自己的梦想：读到大学、考个研究生，再出国留学，最后创业。还讨论过旅游目的地。因为都没去过河北以外的城市，两人都同意，如果能出门旅游，应该先去温暖的南方看看大海，这些事都少不了花钱。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梦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第一次自杀
2019年，刘学州就确证了自己的身世，当时他读初一。“有一天他直接问我，自己是从哪里抱来的？”柴燕琳对本刊记者回忆，“都没问是不是抱来的，那语气好像是他早就确定知道了一样。他说从姥姥那儿知道了身世。后来我才知道，姥姥没告诉他，他在套我话。”
确定自己的身份后，刘学州开始寻亲。2019年左右，寻亲是国内日渐兴起的网络热点。随着技术和认知的进步，帮助失散的血亲团聚成为一种激动人心的社会正义。民间和公安系统内部，都成立了寻亲的机构和网点。在一位地方民警的寻亲经验中，寻找父母的孩子，数量大大超过寻子的父母。在他的寻亲微信群中，有1000多人向他求助，700多例都是子女找父母。寻亲的目的，都是想获得感情上的安慰。对这些特殊的“孤儿”来说，确定的血缘关系是无可替代的情感支持，代表他们想象中独一无二的安全感。
两度失去父母的刘学州更是清楚，没有父母庇护的人生会有多艰难和危险。他心里还藏着一个更黑暗的秘密——在南宫双语学校短暂的顺利后，他曾遭到一位醉酒老师的猥亵。他后来在自述中回忆了这件事：“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学习压力很大，心事开始变多。遇到了一个很变态的男老师……在宿舍值班室里他叫过去让我和他一起说话，他喝了很多白酒（江小白）还让我去给他接泡面水……后来他喝醉了以后就……那天我爬上了学校宿舍楼楼顶，整整待到第二天早上打起床铃。往下爬的时候，因为墙上的钢丝很高，跳下来跳到楼梯上还不小心崴了一下脚，导致我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是崩溃的……什么也不敢说，还遭到了他的威胁，后来就感觉自己有点抑郁倾向。”
图|微博@刘学州a就像风雨雷暴会随时袭击在旷野中孤身行路的人，厄运更容易降临到孤儿身上。“找到亲生父母”即便只是个想象，或者是没有结果的徒劳，寻找本身就能给孤独多舛的人生一些希望和力量。但刘学州寻亲的想法一开始没有得到收养家庭的支持。和他关系最亲的姥姥反对最激烈。说起寻亲这事儿，“经常一激动就躺倒休克了”。柴燕琳说，“她年纪大了，已经失去两个闺女，不想再失去外孙”。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的信息也没有任何回音。我们不知道每次伤害和失望对刘学州内心造成怎样具体的影响，但一个综合的结果是，他离死亡更近了。
2020年新冠疫情稍微缓解后，刘学州去了石家庄，住在柴燕琳家，白天上网课，晚上在一家连锁的24小时便利店上夜班。哪个店面有需要，就提前联系他去值班、理货，每小时工资10元，偶尔会做通宵。“五一”节的前一晚，他在便利店干到半夜，12点多从便利店回家，经过一座天桥时，他吞吃了大量甲硝唑（一种治疗局部感染的抗生素），并在手腕上划了几刀，淌着血倒在路边时，被好心的路人发现送进医院。
这是刘学州第一次自杀，他后来对柴燕琳解释，“觉得太累了，没有父母，什么都是靠自己”。和之前遭遇所有不幸的事一样，行动前，他把这个秘密放在心里，没有流露出丝毫迹象。前一天晚上出门打工前，他的语气很正常。姥姥临睡前跟他通电话，他说自己在上夜班，要干到天亮。甚至被送进医院后，他一开始都没有告诉医生自己吃药的事。在医生的逼迫下，给柴燕琳打电话让她来医院时，他仍然表现得很冷静，语气和前晚出门时一样平淡，“说‘一点事儿也没有’”。
接到刘学州从医院打来电话那个早上，是柴燕琳记忆中相当混乱和糟糕的一个早上。她不仅要一头雾水地面对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手腕裸露着几条大口子的侄子，还要面对医生的愤怒——医生以为她是刘学州的母亲，气愤地冲她吼：“你给我站着，看我给他缝伤口。”刘学州手腕上的伤口已经止住血，但缝针时划开的肉皮随着针线翻起来，柴燕琳看得直流眼泪。“你哭什么哭？在那看着！”医生再次吼道。她实在看不下去，扭转头，听到医生的另一声怒吼：“你看不了啊？看不了出去！”
在酒店的沙发上回忆这段时，柴燕琳皱着眉头，加快语速，模仿着那位医生愤怒的语气。或许这位素昧平生的医生的愤怒，也是她没有说出口的愤怒：当自己不得不放下家庭和工作，来医院面对一个13岁孩子的绝望时，那对真正该面对和承担这些的“父母”，到底在哪里？
父亲
新荣区在山西省最北端，毗邻内蒙古。2月下旬已经立春，但这里的气温还在零下20多摄氏度。几天前刚下过大雪，碎雪粒飘在空中，闪烁迷惑着行人的眼睛。整个区不大，还保留着城乡接合部的面貌，一两公里外就是村庄。村子都不小，绵延近一公里，全是低矮的平房，没太多人居住。新荣区的主街道上则有不少建材店，按网上注册的地址，丁双全的水暖建材公司就在这里。
但本刊记者沿着街边建材店打听了一圈“丁双全”，绝大多数人都摇头说“不认识”，只有一位店主老杜说自己三年前见过这个人。按老杜的说法，丁双全没有开店面，是一个包工头。主要的业务是与工地上的工程对接，提供水暖建材和安装。几年前，丁双全偶尔去老杜的店里拿点货。“挺实在的，生意上还比较靠谱。”老杜还见过他开宝马、白色越野车，“不知道车是谁的，但经济条件应该不错。”
图|微博@刘学州a丁双全是刘学州的生父——这是刘学州自己发现的。自杀获救后，刘学州确诊了重度抑郁，住院治疗半个月，出院后一直服用抑郁药物。他用死亡换来的一个权利是，姥姥和其他家人都不再阻止他寻亲。后面的情节，顺利得像拍电影一样：他从家里老人的通话中，知道爷爷那里有一个自己出生时的疫苗本。他让堂妹帮拍下疫苗本的照片，发现本子上父亲一栏的名字是“丁双全”。根据这些信息，他在网上搜到一个山西大同的手机号，手机号注册的微信头像，跟自己眉目相似。他循着直觉拨通了这个电话，就这么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第二天，南宫和山西的警方分别对几人进行采血，确定了三人的血缘关系。
从发现疫苗本到确证亲生父母，只用了两天时间。或许刘学州都没想到，自己和亲生父母，其实那么近。他在抖音上分享了那个疫苗本的照片，配文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这些年经历的苦难和艰难随着泪水一起涌出，突然回想到了这些年走来遇见的各种不幸……”
虽然亲生父母已经分开，父亲还留在大同，母亲带着两人后来生的另一个孩子去了内蒙古，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但刘学州并不在意，他在自述中写道：“很开心，因为我不是别人口中的野孩子了。他们把我从这个深渊里拉了出来。”那几天，柴燕琳也能感觉到刘学州“眼神里都有光”。他甚至因此停掉了自己的抑郁药物，“因为找到父母后，他特别开心，觉得自己不需要服药了”。
十几天后，丁双全开车从大同来到石家庄，与刘学州相认。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亲戚四爷爷和大同市警方的人。在一张“大同市公安局新荣分局‘团圆行动’认亲仪式”的大横幅下，认亲宴席摆开。丁双全笑容满面，给养家的亲戚们敬酒，和刘学州一起簇拥着警察合影。刘学州把认亲的照片发在抖音上，配的文字是“尘埃落定”。自从“河北男孩寻亲”上热搜后，他的寻亲之路就一直在网友的关注下，并随着他戏剧性的认亲成功达到高潮。志愿者朱珠记得，一开始刘学州在抖音只有1000多粉丝，两个粉丝群加一起三四百人，认亲后达到四五万。认亲照片发出后，得到7万点赞。
山西大同新荣区，一条街道上开了几家装饰、水暖建材店，刘学州的父亲丁双全也做这一行（李晓洁 摄）但和大人们相比，照片中刘学州的笑容显得更收敛，更克制。两天内找到亲生父母曾让他欣喜不已，但随后一些意料之外的细节，像柔软隐秘的细刺，缠绕在他心上：
第一，自己还有疫苗本，说明自己更可能是被卖的，而不是被拐的。
第二，在“宝贝回家”上搜了疫苗本上自己最早的名字“丁晶”，发现是空白，说明父母没有在寻人网络上登记他的信息。没有人在找他。
第三，和父亲联系上之后，父亲说要先处理好家里的事，延宕了好几天才来看他，这和之前网络上流传的迫不及待想和孩子见面的父母有些不一样。
第四，和父亲见面之前，他还收到山西一位警官的电话，提醒他父母已经离婚并各自有家庭的现实，让他不要再把父母现在的家庭搅得四不像。这些都不是想象中找到父母后的结果。寻亲成功不是件礼物，反倒像一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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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燕琳也在认亲酒会上。她对丁双全的印象是热情、活络，黑色衬衫塞进深色牛仔裤里，左手戴一块表，黑色皮带一侧挂着车钥匙。身材略有点发福，比刘学州矮一个头，笑起来嘴角跟刘学州有点像。言谈间提到包工头、做工程之类的字眼，看起来生活得不错。但让她疑虑的是，虽然认亲现场其乐融融，但对很多现实的事情，生父没把话说清楚。“他说以后两家就当亲戚一样，多走动，孩子寒暑假可以去他那边玩，还说现在家里都是女的做主，他也为难。”临走前，他给了刘学州一个5000块的红包，让刘学州继续领着孤儿补助，以后学费、生活费他来出。但出多少、下次什么时候联系，他没有给出具体细节。
丁双全离开石家庄前，柴燕琳专门找他聊了一下刘学州住处的问题。自从外出读书后，刘学州就很少回村子了。学校放假时，他常借住在柴燕琳家的次卧。柴燕琳也是在石家庄打工，家里并不宽敞，如果姥姥姥爷来了，刘学州就得去客厅睡沙发。“我说你能不能给孩子解决个住处？”柴燕琳对本刊记者回忆，“他爸爸说，现在‘我也给他买不了房，我现在没能力’。后来他四爷爷表了个态，说房子这种事，等孩子毕业工作了再提。”
房子
刘学州也想要一个自己的住处。他的身高已经长到一米八五，睡在舅妈家客厅的沙发上有些局促。随着年岁渐长，进入青春期的少年也越来越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尤其寻亲成功后，他原来的生活和想象都被打碎，也让“有一个自己住处”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认亲酒会结束后，父亲开车回了大同，他在那里还有生意和家庭，刘学州也要继续做自己的寒假兼职：在石家庄栾城区一家教育机构当班主任，管理几十个需要参加成人高考的学生。对15岁的少年来说，这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他和父亲的联系更少了。“我给他（父亲）打电话他在忙，他给我打电话我在忙，所以那几天我们的沟通很少。”刘学州后来在自述中回忆。
2015年4月22日，吉林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寻子网”办公室内，工作人员在接听志愿者打来的提供寻亲信息的电话（许畅 摄 /新华社供图）更让他沮丧的是，在有限的交流中，父亲告诉了他关于身世的更多细节：自己确实是被卖掉的，卖的6000元钱，给了亲生的姥姥姥爷作彩礼。至于最终刘学州养父母支付的2.7万元，应该大部分被促成这桩买卖的中间人和医院医生拿走了。知道这些后，“我的情绪几乎是崩溃的，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刘学州回忆。在这之前，他一直把人贩子当作唯一应该对自己悲惨命运负责的罪人，还在网上发布了一条追究人贩子责任的视频。但他现在发现，知道得越多，自己的故事离网络上的寻亲样本就越远，里面的是非对错，牵涉到他一度给予美好幻想的亲人，这让他难以理解，也难以承受。
母亲的一个电话曾将他从痛苦中拉出来。当时是2022年年初，他用自己打工攒下的钱出门散心，去了向往已久的三亚看海。谢森是关注刘学州寻亲的一位三亚网友，陪着刘学州在三亚玩了两天。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的刘学州看起来很忧伤，“他的眼神，让人觉得好像有一副担子，但他又装出轻松”。和谢森聊起自己对未来的规划，大部分跟曾经告诉舅妈的一样：考上大学，读研究生，再出国留学，然后回国创业，只是现在多了个疑问——是否要搬去生父母所在的地方？他似乎开始意识到，血缘并不一定代表纯粹的爱和保护，也包含着人生的无奈和复杂性，这超出他之前的想象。
在三亚时，他接到母亲从内蒙古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去乌兰察布，参加弟弟（同父同母）的12岁生日宴会。接到母亲电话时，谢森也在场，他看到刘学州“很开心，一下子从有些沉重的聊天中抽回，就是一个要见到妈妈的孩子（模样）”。
1月10日，刘学州带着给母亲和弟弟买的三亚特产，珍珠项链、珍珠面膜、红茶，到达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他的抖音账号分享了跟母亲在生日会上的合照：母亲留着利落的黄色短发，穿着大红色蕾丝衬衫，胸前一侧别了朵大红花。当天晚上，母亲还进了刘学州的直播间，笑着跟网友打招呼。直播间里的几百人一起分享了这个幸福场面，他们看到母亲把手搭在刘学州肩膀上，亲昵地摸了摸他的头。
但现实总是比镜头展示的片段复杂得多。刘学州从三亚到乌兰察布的旅程颇有些周折。为了省钱，他先是从三亚飞往北京，然后坐夜班火车到了大同，在那里和父亲汇合，第二天一起去内蒙古。但在大同那一晚，父亲没有带他回自己家，而是安排他去了外面的房子过夜。在乌兰察布的两天，虽然住在母亲家里，和弟弟睡一起，但听到母亲的姐姐打来电话，言谈间并不赞成母亲和他相认、并把他带回现在的家中。
图|微博@刘学州a“我听到后假装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当时内心很绝望。于是我找了要回石家庄公司辞职的理由离开了那边，回到石家庄。”刘学州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晚上的时候到了石家庄，我下了火车拎着两大包东西不知道要去哪里。学校已经放假很长时间了，根本没有人，所以没有办法去学校住。后来拎着袋子给舅妈打了个电话，舅妈说让我回去住吧，我就坐上公交车去了舅妈家。”
可以想象，拎着两个大包，独自回到石家庄那个晚上，是刘学州非常孤独的时刻。从认亲成功，再到接受母亲的邀请自三亚去内蒙古，从南到北长途辗转，最终接纳他的，还是收养家庭的亲戚。他找到了亲生父母，认识了更多亲人，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改变，他还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
“要一个自己住处”的想法就这样爆发出来。到舅妈家后，刘学州给内蒙古的母亲打电话报平安，并提出“自己没地方住了”，“想要一个家，不用在外面继续漂着就可以”。对一个未成年的15岁少年来说，“想要一个家”是非常正当的要求。但对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来说，这个想法包含着现实和精神两重要求：一是一处居所，二是一份专注真诚的亲情。前者事关经济能力，或许还能想办法解决，后者则更微妙，它可能危及亲生父母现有家庭的平衡。那是一种冒险，意味着对现有生活的调整，对既有利益的牺牲。
显然，还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甚至这种提议都让人觉得恐惧和恼火。那天晚上，刘学州和母亲的对话以激烈争吵结束。几天后，当他们再次谈起这个话题，母亲认为刘学州“想逼死她”，她气愤地吼叫着挂了电话，拉黑了这个刚找回的儿子。余怒未消时，她给柴燕琳也打了个电话。那会儿柴燕琳正上着班。“她在电话里表现得特别生气。”柴燕琳对本刊记者回忆，“我说‘行了，你看你是当妈的，你也消消气’，我还哄她。”
大海
第一次去三亚时，刘学州玩得并不尽兴。谢森记得，自己曾建议刘学州去潜水，可能因为花费较高，需要400块，刘学州没去。虽然出发前父亲给他转了3000块钱，让他“玩得开开心心”，但他用的还是自己打工攒的钱。好些景点也没去，他似乎对食物的兴趣大于风景，最喜欢吃椰子，那是北方城镇少见的热带水果。
2022年1月22日，距离第一次去三亚不到半个月，刘学州再次来到三亚。这回他没有联系任何人，只是在出发前告诉舅妈和养家姥姥，自己要去浙江录亲子节目，几天后回去。他还给叔叔（养父的弟弟）转了2000块，请他给爷爷奶奶买营养品，之后便失去了联系。直到1月24日零点过2分，他的微博发送了一篇长文。在这段7000多字的文章里，他回忆了自己的一生。
“学生，一个努力发光的人，坚强男孩，出生被父母卖掉作彩礼、4岁养父母双亡，二年级开始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受害者、男老师猥亵、寻亲男孩被二次遗弃。被生父母添油加醋颠倒黑白被‘网暴’，假笑男孩……”他在文章里一个一个解释了这些节点式的标签，尤其是寻亲成功后的一个月，与亲生父母从相认到反目，再到被“网暴”的过程。他详细描述了这命运突变的一个月，自己经历的每次情感上的反转，每个欣喜或者绝望的瞬间，能从越来越混乱但又极其详细的文字里感觉到他的情绪，就像睁大眼睛坐在一列失控的过山车上，随着幻想的升起和破灭，不断起伏坠落。
图|微博@刘学州a还有网络，这个曾给他关注、鼓励和祝福的空间，当他和母亲的争吵被曝光后，很快又成为批驳他的修罗场。“想要一个家”的精神诉求被舆论置换成“想要一套房”的物质要求，他成为网友留言里贪婪、不知满足的年轻人，对他的关注度在这时候达到最高，粉丝数有40多万，直播时7万人在线，但里面相当一部分是来攻击他的：
“很多很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小号和私密账号。各种质疑，名牌衣服、名牌鞋、眼镜、包……这些只是他们表面看到的就用来诋毁我……殊不知这些是我自己攒钱买的‘高仿’。”
“说我穿得干净，有心机，有钱去三亚玩……殊不知我去三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脱，想逃离这一切对我的不公。”
“承受了太多太多‘心机婊’‘快去死’‘恶心’‘娘炮’等等各种各样的词……”
朱珠也看到了这些。她有时会给刘学州拨个电话，“主要是逗他开心，让他少去想网络上的言论”，试图把他从网络的漩涡里拉出来，但发现没用。谩骂没有停止，像已经被飓风搅动的海面。对一个本来患有重度抑郁却又停止服药的15岁男孩来说，这是一场致命的风暴。而且，他已经拒绝任何人帮助了。舅妈柴燕琳感觉到，自从和亲生父母相认后，刘学州似乎和养家亲戚产生了说不出缘由的隔阂。他搬出了柴燕琳家，自己去外面租了间卧室，每月900元。刚住进去那会儿，他还在卧室里放了束鲜花，看起来心情好了点。但1月19日，他给柴燕琳打了个电话，说看到生母接受采访时讲“孩子威胁他们各自离婚，要求父母现在就为他买房”，“他看到报道后气出内伤，鼻子和口腔都出了血”。
2022年1月24日凌晨，柴燕琳又接到一个来自医院的电话。这次打电话的人不是刘学州，而是远在三亚的一位医生。他告诉柴燕琳，不到一小时前，刘学州在三亚海滩上被渔民发现，神志昏迷，身边有一瓶酒和大量抗抑郁的药。抢救持续到凌晨4点左右，宣布死亡。
当天晚上，柴燕琳和丈夫，刘学州的养家姑姑、叔叔四人赶到三亚。这是柴燕琳第一次到三亚——这个她和刘学州曾经讨论过的看海圣地，但“没想到，第一次看海，就是去把州州的骨灰带回家”。她甚至还刻意去了一趟刘学州自杀的海滩，看着宽阔的海面上，海风卷起海浪，觉得“挺温暖的”。或许，这也曾是刘学州的感受。他在遗书快结束时，两次提到大海：“很喜欢大海，因为我感觉它可以装得下很多声音。人间疾苦，我已经受够了。”“阳光照在海面，我也归于大海。”
图|视觉中国1月28日，刘学州的骨灰被带回河北，在北孟村入葬。虽然只是15岁的少年，但他还留下不少身后事，请养家亲戚们安排：“我的账户百分之五十的积蓄是我自己上班挣来的，这些留给我的姥姥姥爷，因为他们两个只有我的舅舅了。这些虽然很少，但是我希望我的姥姥姥爷可以不被世俗所包围，希望他们余生可以放下一切好好弥补一下自己。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很多孩子，所以，爷爷奶奶不要怪我哟！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也是很多网友资助我的，委托我的舅妈，替我捐给‘石家庄市孤儿院’，给那些小朋友们买一些漂亮哒衣服和好吃的，替我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他的另一个遗愿是：希望参与“网暴”的人，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
柴燕琳决定帮他实现这个想法。她委托了律师搜集“网暴”刘学州的证据，2月17日向三亚警方提交报案材料，希望警方对刘学州死亡进行全面调查。据三亚市公安局出具的《受案回执》显示，刘学州死亡涉及多人涉嫌刑事犯罪案已被三亚市公安局受案。
她现在很忙，工作没有周末，开年后要上几个全天班，晚上10点才下班，除此之外还要照顾上小学的孩子，起诉“网暴”者为她的生活增加了更多压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那天是周六，她下午6点才下班，晚饭也没吃就来了约定的酒店
虽然没有任何血缘，但在过去15年的相处中，时间已经让养家和刘学州产生了很深的情感羁绊——或许这是沉醉在寻亲幻想中的刘学州都未曾意识到的。柴燕琳说，自己的儿子比刘学州小5岁，关系不错，叫刘学州“哥哥”。知道哥哥去世后，儿子大哭不止，把刘学州的书包留在家里，不让别人碰，想哥哥时抱着闻一闻。姥姥悲痛过度，长时间躺在老家的屋子里，有时候说胡话，“州州还在院子里呢”。至于她自己，还记得10年前，也是一个冬季，自己生完孩子后，从医院回村里老家。“那一年州州才6岁，他过年收了30块压岁钱，在我回家前一天就打算好了，10块钱留着买本子和笔，剩下的20块给我买鸡蛋。”在酒店的沙发上，再说起这些，柴燕琳还是像10年前一样红了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