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国国内语境而言，俄乌冲突中的认知战给我国社会带来了不亚于1991年海湾战争式的直接心理冲击。但是与此同时，对认知战的相关讨论仍存在基于过往媒介经验等原因的先入为主、大而化之等盲目轻敌的心态，比如认为“大翻译运动”就不过是国外反华势力的“新花样”，并没有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所以，如何理解、阐释认知战的基本概念、范畴，尤其是其日常运作的基本形态、特征，就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中心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整体性的媒介迭代周期进程不断提速，短短30年间就历经从传统纸媒、广电体系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到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指数式、浪潮式崛起，不仅远远挣脱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认知框架，在我国同样存在着明显基于不同媒介经验却共置在一个话语场域内各说各话的鲜活现实。例如国内国际关系、军事理论、新闻传播等学科，在讨论俄乌冲突中认知战的时候就存在清晰的媒介经验代差，相关讨论调用的理论、概念大多来自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最多也只是延伸到社交媒体、社交网络阶段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触及到俄乌冲突中与我国相关的、以“大翻译运动”为代表的典型认知战形态时，他们还是习惯性地将其解释为是“和平演变”的当代版本，或者认为是国内语境下更为熟悉的公知、大V套路，亦或是在做从图文到算法层面的抽象讨论。

　　事实上，敌对势力蓄意集中针对我国的“大翻译运动”等认知战形态，背后是美军从混合战争到认知战等军事理论、战争观念及媒介方法论的重大当代变革。以“大翻译运动”为例，其首先是在诸如微博、B站、知乎、豆瓣等网络社区炒作接收“乌克兰小姐姐”等看似调侃、戏谑的话题，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海量关注度的同时，凭借类似饭圈控评等手段在其中隐秘设置事关性别和激进民族主义等极端议题，并以“双簧”“苦肉计”等卑劣手段有意引战、制造争端，从而释放出大量激烈、极端言论。在此基础上，敌对势力精挑细选其中远没有任何政治代表性的激烈、极端言论进行多语种翻译，再故意发布在Meta、推特、TikTok、Telegram等国外社交平台和移动互联网应用上。在进一步煽动国外网民对华情绪的同时，他们利用相关舆论、舆情的叠加和化学反应，达到假借公共外交绑架政府外交的阴暗目的。

　　“大翻译运动”不过只是当代认知战的一种具体形态，但以“大翻译运动”为切面，则可以全面、赤裸地展现敌对势力的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认知战具体策略。在我国网络社区中，敌对势力正是依靠“大翻译运动”等精心策划、抽取的相关极端议题，直接为其一轮又一轮快速迭代的信息深度伪造提供素材和依据。从抗疫措施到新疆棉事件，多轨多维的深度伪造信息就是以这样的逻辑，在世界各国的不同媒介形态上被迅速海量释放，在很多重大关键节点起到点燃舆情、操纵舆论的意识形态效果。这既不同于以往中心化的“和平演变”路径，其多点开花、快速迭代、跨媒介联动的基本特征，也拥有着传统“和平演变”所不具备的媒介势能。

　　应该客观看到，敌对势力在“大翻译运动”背后的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认知战策略，近年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达到了其总体蓄谋的基本预期。从韩国、日本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到印度，以及即便是势力相对薄弱但也在利用性别议题有意布局的中亚地区，敌对势力在过去五六年以来已在悄然间初步完成明确针对我国的系统性认知战“合围”。这也是在俄乌冲突认知战中，以“大翻译运动”为代表的相关卑鄙图谋能够得以开展的现实基础。值得警惕的是，自《国安法》实施以来，“台独”“港独”分子看似转入“地下”，“逆统战”“奶茶联盟”“大翻译运动”等的一再出现却深刻说明，他们不仅还充斥在反华第一线，语言上的先天优势也将使其成为长期隐藏在我国虚拟空间内的一大国家安全隐患。

　　总之，俄乌冲突中的认知战为我们敲响了不亚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历史警钟。对于认知战等军事理论、战争观念及媒介方法论的各个层面，都需要作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长期议题予以战略层面的足够重视。以俄乌冲突为表征，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地缘政治周期。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我们更需要深入探究如何实现我国法律的域外效力、实质性的对外制裁等法律上、信息技术上更为综合的国家治理手段，并充分发挥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中国经验的高维媒介优势和红利，寻求官方、民间和社会等多方利益的最小公倍数，进而打赢全面捍卫包括虚拟空间在内的中国国家延伸利益的当代认知战。（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孙佳山，本文刊登在2022年3月30日的《环球时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