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赵觉珵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田超】编者的话：根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期公布的民调，对于所谓中国“入侵”台湾引发的“台湾有事”，逾九成日本民众认为东京应做准备。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近期发布的调查结果则显示，3/4的澳民众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内“非常可能”或“有些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这两份调查只是近年来日澳相关机构公布的显示日中以及澳中关系“紧张”民调的一小部分，然而它们反映的是真实的民意吗？日本中央调查社前常务理事村尾望曾表示，要获得相对客观准确的结果，民意调查应避免诱导式提问，调查对象也应该在年龄和性别上实现样本均衡。不过《环球时报》记者对日本和澳大利亚相关民调进行分析发现，很多民调并未满足上述要求，而且日澳两国政界的一些人在故意引导舆论方面花了不少功夫，目的就是以此为自己的对华政策背书。
日本民调“失准”源于这些因素
除《日本经济新闻》上述民调之外，日本内阁府今年1月下旬公布的一项民调也显示，日中关系在恶化。根据该调查，认为日中关系“并不良好”和“不太良好”的日本受访者占全部受访者的85.2%，较2020年上次调查增加了3.4个百分点；认为日中关系“良好”和“还算良好”的受访者占比14.5%，相较于2020年减少2.6个百分点。
是否“追问”很重要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民众之所以对日中关系持上述观点，和日本媒体的影响关系巨大。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此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民众受媒体特别是电视台的影响比较多，而日本电视台“黑”中国的报道收视率明显高于其他节目。日本民众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也不爱出国，看到电视上的此类报道就相信了，自然对中国观感不好。
近年来，日本出现不同媒体民调以及媒体民调和政府立场趋同的现象。日本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过去被认为代表自由派的《朝日新闻》和被认为代表保守派的《产经新闻》，在对华、对俄的民调结果方面会有很大偏差。然而现在，这两家媒体所做相关民调结果几乎没有区别。
资料图在冈田充看来，媒体减少对政府的监督，转为与政府实现“一体化”是加速这种趋同的重要原因。他举例说，NHK电视台晚上新闻节目的主播，在提到中国时会使用“强化海洋活动”“中国威胁”等表述，附加带有煽动意味的形容词。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想当“异类”，希望和大多数人意见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或者媒体营造出一种氛围，让民众以为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想法，日本人“随大流”的心理就会被按下启动键，形成一股和当局立场一致的“民意”。
问题设置也是一些日本民调结果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霍建岗解释说，如果调查机构设置问题时提供一些诱导性的背景资料或者问题，就可能得出失真的结果。比如《日本经济新闻》5月底的民调就是以俄乌军事冲突为背景，设置了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的前提，却没有提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与俄乌冲突完全不一样。有观点认为，一些日本媒体借俄乌冲突渲染“中国威胁”，以此为日本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以及修改宪法“松绑”，而相关民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民调机构在调查时是否追问也影响调查结果。对于不愿回答的问题，有些受访者可能回复得比较含糊。这时如果调查机构追问，受访者一般会勉为其难地做出选择，而这并不一定是其真实想法。竹内亮表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更多的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是否感兴趣。如果问普通日本人“你怎么看中国”，对方很可能会回答“没什么想法，我对其他国家不感兴趣”。但是如果调查机构非要受访者在“喜欢”和“不喜欢”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日本受访者可能会说“不喜欢”。
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结果有区别
二战后为了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美国主导日本引进民意调查制度。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48年成立舆论调查协会，于1950年成立专门行业组织日本舆论调查协会。现在，各类民调已成为日本舆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进行民调的主要机构包括内阁府、外务省等政府机关以及大型媒体，如共同社、《朝日新闻》、NHK电视台等。一些广告公司也会进行调查，但它们一般是对商业和市场问题进行调查。
内阁府会将调查工作委托给一般社团法人中央调查社，后者采取两种方式进行调查：一是直接访问调查对象，对其进行采访；二是给调查对象邮寄问卷，对方填写之后寄回。除了上述两种方法外，日本媒体还会通过随机拨打电话和网络进行调查。
不同调查方法或导致接触到的调查对象不同，进而获得不同答案。比如如果通过拨打座机电话进行调查，那接触到的受访者可能多为年长者，他们的观点偏保守。如果通过网络调查，受访者可能多为年轻人，他们的观点可能更开放。
在民意调查样本数量方面，日本各大媒体发放的样本数基本在2000份左右。一般媒体能回收60%的样本，因此有效样本在1200份左右。内阁府的调查样本数相对较高，视不同情况可能达到3000份甚至上万份。
民调影响日本政治环境
民调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特别重视关于支持率的民调，一旦自己的支持率下降，就会考虑实施提振措施。其实日本每届政府、每任首相都是如此，因为如果政府和首相的支持率不保持在某一数值区间，这届政府以及首相会被视为处于执政“危险境地”。
民调及其影响的舆论也在影响日本政治环境，一些政治人士甚至受到这两个因素的挟持。霍建岗说，近年来，日本舆论阵地已被右翼势力占据，但凡要争取选票的人，都不敢出来就中日关系说些实话。冈田充表示，日本多数“知华派”议员在参加选举时尽可能不讨论外交话题，因为这可能被对手抨击“媚中”等，导致票数减少。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此前就因为被对手贴上“亲华”标签，辞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职务。
澳前政府常在爆料炒作后搞民调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近期发布的年度民意调查，仅有12%的澳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国“有一些”或“有很多”信任，比2018年下降40个百分点。然而6年前，该机构所做民调还显示，30%的澳民众将中国视为澳在亚洲“最好的朋友”，高于将日本视为“最好的朋友”的25%。那么澳大利亚人对华态度为何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自称是“无党派独立政策智库”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从2005年开始每年追踪澳民众在一系列重要外交议题上的意见。《环球时报》记者查阅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历年报告发现，2008年，中国首次作为独立调查对象出现在该智库年度调查的“地区大国”一项。
除了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外，活跃在澳大利亚的主要民调机构还包括益普索等国际机构，以及澳国内多家大型民调机构。在今年大选中，媒体引用较多的澳本土民调机构包括罗伊·摩根、新闻民意测验所等。罗伊·摩根等民调公司较少推出专门涉华主题的民调报告。除了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外，澳大利亚以中国、中澳关系为核心议题的民调大多由高校和研究部门开展，例如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以及悉尼科技大学的澳中关系研究院。
澳民调在很大程度上会呼应政府议程和新闻热点。例如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出炉，澳大利亚从那时起便开始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同年，南海问题首次进入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民意调查。
《环球时报》记者梳理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发现，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看法从2017年开始发生改变，在2019年出现重大转变。2019年，该机构的调查显示，只有32%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中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相较于2018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77%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该国应采取更多行动抵制所谓中国在本地区的“军事活动”，即使这会影响澳中经济关系。相较于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11个百分点。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1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与其说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民调反映的是民意，不如说反映的是澳前政府迎合美国遏制中国，与媒体配合对中国进行妖魔化，从而恶化澳民众的对华认知。陈弘表示，澳前政府、媒体和民调机构已形成完整的对华舆论操纵链条：先由持反华立场的澳前政府情报部门等机构和政客向媒体爆料，之后媒体将相关涉华负面信息进一步扩大，在影响澳民众对华观点后，澳前政府会委托民调机构进行调查，然后推出对华政策。《环球时报》记者前几年在驻澳大利亚时发现，澳民众并不是特别关注中国，但因为近几年澳媒对华负面报道增加，因此很多民众对华负面情绪也增加。
陈弘强调，澳媒对中国的妖魔化是全方位的，例如如果电视新闻节目涉及中国，配的画面经常是中国阅兵，而这进一步渲染了所谓“中国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澳媒甚至会通过错误翻译误导民众。例如，近期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澳外长时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四点建议，而澳大利亚新闻网等媒体将“建议”翻译成“要求”，澳总理随后表示不会回应这些“要求”。
进行诱导性提问，是不少澳涉华民调的惯用招数。例如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在民调中问道：“你是否认为澳政府公开谴责任何中国政府支持的针对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攻击是正确的？”该问题在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中国政府“支持网络安全攻击”，这种预设立场的提问完全违反了民调问题应该客观的原则。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此前的调查中。该机构向受访者提问：“针对中国在南海日益增多的军事活动，美国一直在进行海上行动，以确保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你个人是赞成还是反对澳大利亚为确保南海航行自由而进行类似的行动？”这一调查将美国在南海的活动称为“确保南海航行自由”的行为，暗示其合理性，而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在这些诱导性提问下得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