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刚出生的婴儿。图/新华社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这也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则意味着我国人口将告别持续攀升的历史，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
我国人口负增长可谓如期而至，国家统计局的“官宣”，只是印证了此前殊途同归、大同小异的人口预测。
负增长的惯性效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是人口转变规律长期作用的产物。此前，我国人口负增长惯性的隐性积累已有很多年了。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口就进入了公认的低出生、低生育行列，其时开始积累起人口负增长的势能。低生育背景下，人口之所以保持了正增长，是因为人口正增长惯性作用使然。
2000年前后，国内人口学界就敏锐提出：我国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宣告了人口极低出生率、极低死亡率和极低自然增长率人口新时代的到来。2000年“五普”时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六普”时仅有1.18，2020年“七普”时也只有1.3，生育率二十年间处在极低水平。不可忽视的是，低生育率是意愿性的、内生性的和稳定性的。
2017年以来，人口数量连续六年下降，人口出生率连续三年跌破10‰，多数适龄结婚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0-1孩之间徘徊。
这一系列数据说明，人口低增长已经存续一段时间，人口负增长惯性一旦释放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正式严肃地摆上议事日程。而我国生育-人口少子化趋势明显加剧，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
▲2022年9月28日，一些老人在北京丰台区久敬庄公园里休闲娱乐。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人口问题将不断显化、深化和转化
人口发展是“国之大者”。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土地和文化构成了一个文明的基本要素，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前景，人口的规模、结构、素质和分布影响着一国的综合实力。
在低生育的驱动下，一个老龄化人口大国早晚也会陷入普遍“缺人”的困境，高龄老人一般因为衰老规律不可避免地会提出“照顾”的刚性需求，“护工”短缺会成为大问题。
现在的婴儿荒，将演化成若干年后的青年赤字和人力人才短缺问题，这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各大城市抢人战以及经济下行背后的人口制约因素中可见一斑。
未来时期，我国新人口问题还将不断显化、深化和转化。
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较之2021年的18.9%，一年间人口总数增加了1268万，增长了0.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9%，较之2021年，一年时间总量增加922万，增长了7 个千分点。
“60后”即将迎来“退休潮”。老年人口增长之快、数量之大，为我国发展带来新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再过几十年看，届时我国的养老负担将不断加重。
当前人口形势告诉我们，需要格外关注“一老一少”问题，打造以养老安全为核心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和以优化生育为核心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前者关乎人道主义，后者关系种族繁衍。
在“少子化、老龄化”严峻情势下，人口负增长将成为人口新常态，开启了难以逆转的人口萎缩过程。
根据2022年版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对我国人口生育率的假定是2022年为1.18，2025年为1.21，2030年为1.27，2040年为1.35，2050年为1.39。
如果超低生育率持续低迷，产生的负增长惯性效应，将在21世纪下半叶大幅度地抑制我国人口增长，这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2022年7月28日，河北省遵化市一所幼儿园的老师组织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做游戏。图/新华社低生育率成为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风险
人口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人口安全问题，人口是慢变量，人口问题具有“温水煮青蛙”的性质，等问题爆发了之后再解决往往为时已晚。所以，人口问题的治理，特别需要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预防性控制的战略眼光。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对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从控制人口走向优化人口是历史的必然。我国需要通过人口优化发展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将一个“人口大国”打造成“人口强国”。
人口优则国优，少年强则国强，老年安则国安。从长远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出发，优化生育、适度生育、鼓励生育是优化人口发展、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第一要务，因为生育是人口的源头，决定人口的未来。
我们应该达成的共识是：在低生育-高龄化时代，生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国家要拿出真金白银让公民能享受生育的国民待遇，分享改革红利，提振过低的生育意愿。
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出现了生育意愿代际弱化的明显趋势。
实际的生育率，往往是意愿生育率考虑了现实约束之后的条件生育率。譬如，抚养负担重、孩子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现在普遍的问题是：不想生的零生育意愿和不敢生的低生育意愿，已然成为适龄婚育人口的主流观念。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低生育率成为制约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风险。
少子化之外，老龄化程度也将不断加深，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 ，其时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
与此同时，家庭规模继续小型化、结构继续核心化，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家庭养老和抚幼功能严重弱化。
我国如何借力传统婚育文化的坚韧特性，构建生育福利社会化体系下的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新文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优化生育也好，鼓励生育也罢，最终还是为了实现人口的优化发展、均衡发展和持续发展的目标，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高质量现代化创造优良的人口条件。
撰稿/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