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
这位“老顽童”说自己只是个俗人,
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俗人”。
作者:王晶晶 许晔
编辑:许晔
72岁的复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今年频频登上热搜。
前几天,他和15岁小诗人姜二嫚对谈,吸引了600多万网友观看。
他说,阅读古诗的过程,也是丰富我们生命的过程,“理解古人的情感、古人的趣味,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做中国人,怎么去做一个更纯粹的中国人”。
再往前看,今年4月,骆玉明的一段讲课视频更是在互联网上疯传。
视频中,他说:“女生常常被文学所欺骗,文学里面的东西表现得太漂亮了,很迷人的,很有欺骗性。所以我一再告诫女生,不要上文学的当。”
他说,有时候把诗写得很美的人,也有可能是危险的。
2019年,《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骆玉明。这位 “老顽童”像一个散漫、随兴的旅人,闲庭信步,悠然游荡于文学深处。
做开心的人
骆玉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相熟的朋友却打趣他是“魏晋人”——他颇有名士之风,行为洒脱、谈吐脱俗。
年轻时,魏晋气质就深深影响骆玉明。他去火车站买票,等排到自己的时候才发现队伍排错了,于是就跟售票员说,“请随意给我一张这个窗口卖的车票”,就这样,放弃原本的目的地,去了铜陵。
他喜欢茶酒和围棋,曾为自己的古代文学史课选课代表,要求:男生,最好会下围棋,课余以解棋瘾。至于要男生的理由,他如此说道:“我总不能半夜两点钟打电话给一个女同学说,喂?你到我这里来一下吧?”
教书多年,常有学生请他题字留念,骆玉明写得最多的是“人情开涤,日月清朗”,这8个字出自《世说新语》,东晋王胡之到吴兴郡的印渚去,看了那里的风景,禁不住如此赞叹。
“人变得开朗后,就会看到世界的美好;人如果是闭塞的,看到的世界也是晦暗的。特别跟学生在一起时,我希望他们做开心的人,思想通达,能够包容,有爱别人的能力,能看到别人的好、这个世界的好。”
骆玉明的话总能打动无数人。
他谈《春江花月夜》,说:“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法赋予世界意义,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当我们看到江上的月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想:我正是那个月亮所等待的人。”
他谈《诗经》,说:“《诗经》是中国人的一部元典。生活在变化,但人类根本性的关怀始终如一。”《诗经》中最美好的篇章都是关于爱情的。3000年前的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只要有欲望,就会有爱情”。
他谈如何对抗焦虑,说:“日常的冲突、日常的利益得失、日常的荣耀等都是社会环境给予我们的一种压迫。每天都计算得失,那么你的生命就会被切割,被那种具体的利益、具体的得失切割得粉碎。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更大的一个空间当中去体会生活的时候,那些东西觉得很小。历史是一个宏大的进程,我们的生命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壮丽的世界。”
读书人要为国家守住一些东西
骆玉明对魏晋气质的喜好其实很快就跳过了放荡不羁、悲苦无端的阶段,进入到追求精神的明澈与通透。
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不再愤世嫉俗,而是一副对整个世界都和蔼可亲的样子,惹得学生当面吐槽:“要是您10年前就这个样子,谁还会把您当才子?”
骆玉明对自己之前那些行为,都评价为“矫情”。他曾说自己只是个俗人,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俗人”。
那次采访时,提及早年写过的一部现实感很强的著作,他还对《环球人物》记者强调:“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与社会很有冲突的人。”他说,对于中国,需要深刻地理解历史和她的长期变化。
在骆玉明看来,他们这代学者只是桥梁。“文化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破坏,重新恢复,我们都还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代人可能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吧,但坚持着,只要能传下去,也许未来就会有人在历史中留下些什么。”
骆玉明的整个求学、教学生涯也的确是经历特殊。“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除了看小说,我就其他任何事都不做了,不管语文课、数学课,还是别的什么课,只在课堂上悄悄看书。”
中学时,他去崇明岛插队,在农场种地,种得很努力,“个子很小,但是挑很重的担子”。那时推荐上大学,领导觉得像他这样的人能吃苦,所以就推荐了他。
第一次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刷下来,第二次,骆玉明考上了复旦招收的工农兵研究生。入学是1975年,毕业是1977年。
念完研究生,原本有工作的人回原单位,没有单位的就留在复旦。“初中没毕业,读了研究生,留校任教,就是这么奇特的年代和经历。”
刚进复旦,骆玉明觉得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很担心。后来发现还好,因为读过的小说比其他同学都多。
他从小就痴迷读书,曾为了不被母亲叫去干活,躲在墙的夹缝里读,谁也找不到他。
当年插队时,知青们体力劳动之余都很无聊,骆玉明同样被一种空虚所压迫着。但如果能找到书读,能够从书里想一些事情,不管能不能想明白,生活就不至于那么乏味。
在当年的复旦校园,老一辈学者还是很多的,朱东润、郭绍虞、陈子展、蒋天枢、赵景深……老先生们各有个性。
骆玉明的导师是王运熙先生,毕业留校后,又作为青年教师派去跟朱东润先生读书。每次骆玉明去图书馆看书,场面都很壮观——他得将数种书在桌上摊开,铺满一桌,彼此对照着看。别人看书都坐着,他看书不但要站着,还得来回走动。
他还跟过章培恒先生。三位老师,朱先生威严而亲切,章先生思想锐利而明快,王先生最温和。但骆玉明也最怕见王先生,“他特别细腻,每个问题都问得很仔细”。
“我对我的那一辈老师们非常有感情。我知道他们总是守着什么,他们总是在想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这样的念头,做一个读书人就要为国家守住一些东西,使她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我从我的老师们身上得到的最大的启示。”
关注社会,关注生活
在复旦乃至整个学界,骆玉明都算是“怪胎”型学者。
“我跟很多大学里的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学术研究放在前面,我则只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读书人。学术是要在一个领域不断深挖的,像挖一口井一样,我则觉得长期在一个专门领域内搞研究会破坏我读书的乐趣。”
这样的骆玉明很受学生喜欢。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给本科生开了两门课程,一个是古代文学史,一个是《世说新语精读》。他的课,教室里总是满满当当,地上都坐满了人。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骆玉明总是匆匆忙忙地奔来上课,讲课时风采毕现。
“把切己的生命体验融入丰富的知识学问之中,使得已经死去了的历史、人物复活过来,歌哭谈笑,淋漓尽致,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我们中间。”
学者张新颖现在和骆玉明是复旦中文系的同事,但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做学生听骆老师讲课时的那种酣畅淋漓。
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骆玉明最喜欢的是司马迁和鲁迅。前者叩问生死大义,生命空间无比开阔。后者则带给他很多共鸣与感动。
鲁迅也非常爱好魏晋。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说他爱好托尔斯泰、尼采的学说,而文章颇得魏晋风神熏染。
“我最初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闰土让人那么感动,后来忽然之间领会到那是两个场景的对照,一个是少年活泼的美,黄澄澄的月亮下,带着银闪闪的项圈的少年,拿着一柄叉在刺猹;后来再见,却是那样一副景象。生命还没有展开,就萎缩了。”
骆玉明曾说:“现代科技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幻梦,而商业文明则培养了精明实在的计较。古典的飘逸散淡作为生活态度大概是再也不可能了。我无意夸张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也素不以守卫传统文化为己任,只是从个人经验说,觉得在焦虑烦躁的时分,偶尔能回到文学、回到诗意的心情,还是好的。”
不久前,他在接受《视觉志》采访时说,自己很喜欢鲁迅晚年说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这句话真的让我非常的感慨,因为它很朴素,但是讲出了很深刻的东西:这世上所有人的困境和苦难和我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关注这个社会,关注生活,关注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