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财经智库承办的第九届“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以《消费回归为政策目标之首》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蔡昉表示，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也决定了对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和引导。目前中国经济遇到了来自需求侧的新常态，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已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常态化因素。
在他看来，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消费，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能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可以更直接地应对经济堵点和短板。
招工难和求职难并存
蔡昉还建议，要重视户籍制度改革对刺激消费的作用。以目前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来看，由于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担忧，导致其消费能力被抑制了约23%，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有效释放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意愿，“这个总额度可以高达万亿级。”
在演讲中，蔡昉提到，过去三年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处于自然失业率之上，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失业，失业导致收入减少，使得经济在该复苏的时候遭遇到“磁滞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当冲击过去以后，在经济应该恢复到常规状态的时候，却回不到过去的常态上去，停留在复苏乏力的状态。”
论坛期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围绕就业问题向蔡昉提问：刚刚您演讲时也提到“失业数据显示磁滞效应”，想请您谈谈青年人的失业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青年人的失业率持续走高，但是另一方面好像企业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什么原因？
对此，蔡昉表示，这可能还是需要调查具体的原因，宏观地来讲，大家也都谈得比较多了，其实说穿了经济活动已经恢复了，还有失业，说明主要还是结构性的失业，是技能的供需之间不匹配，那就要看看毕业生的能力是什么，企业需要的技能是什么，理论上来讲就是这样。“任何时候招工难和求职难都是并存的，得看看到底企业需要什么，毕业生能提供什么，我觉得最可能的情况是：毕业生的能力不是企业所需要的。”
近7年可能机会也最多
此前有专家撰文指出，今后到2030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您怎么看？
对此，蔡昉对每经记者表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永远都存在，但是疫情之后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个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其中，从劳动力市场上看，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可能会加大，就意味着自然失业率可能会提升，比如从原来的5.1%提高到5.3%、5.4%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劳动力市场常态处在更高的失业率上是可能的。不过目前只是一种分析判断而已。
“反过来说，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也可能成为机会最多的时候。”蔡昉表示，新的人工智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提高生产率，所以这时候就要做好再分配，让那些转岗甚至失业的人员也有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未来，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所有人永远处在充分就业的满负荷和超负荷运转状态。
“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数字经济就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但提高生产率的目的是把人给淘汰掉，还是把人解放出来，这是不同的理念。”他进一步表示，要把人解放出来，就要有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体系来支持，允许劳动者有一段时间休整，有一段时间再学习，然后实现再就业。
提及“现在人工智能给人尤其像一些白领带来的威胁还是挺大的”，蔡昉表示，这不是个人能够把握的，我们也不能完全指望企业的创新向善动机，社会责任也不可能支配所有的企业行为，所以最终是要靠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生产率提高意味着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如果在淘汰掉劳动者的同时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就会导致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来越大，那和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也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