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
“我完全晓得上海话骨头里的滋味。”
作者:陈 娟
编辑:王喆宁
2023年12月27日,胡歌一袭黑衣,从上海滩的旖旎灯光中走出,引爆了《繁花》这部剧,也让金宇澄的同名小说《繁花》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中。
多年前,环球人物记者与金宇澄相谈在他的办公室——巨鹿路657号“爱神花园”(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那栋老洋房中。
当时距离因《繁花》成名已过去4年,金宇澄依然不擅长融入喧闹的世俗世界,纷至沓来的采访令他一度陷入苦恼之中。
“一家媒体曾找我拍年度封面人物照,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酷酷地站在一起,还要做一种雨中打伞效果,意境很美,我最后还是没去,主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喜欢这样的场面。”
“可能年岁大了,适应起来比较慢。”他向记者解释说,“我不上相,每次都照得很凶。”
尽管时常因为“一把年纪了还被拎出来示众”感到不自然,金宇澄还是乐于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认同。
诞生于网站的《繁花》
因父母是知识分子,金宇澄少年时代,家中有很多藏书。初版《鲁迅全集》成为他较早接触的文学启蒙作品,也是至今对他最有影响的书。
“这一整套的文本丰富性是非常突出的,包含了小说、散文、理论,我一直记得第19卷《竖琴》的译文短篇集,记得其中《果树园》抒发的诗意气质,是直到今天也难以忘怀的。”
1969年,他和哥哥去东北下乡,种玉米、大豆,做泥瓦匠。在那段时间,他一直和上海一位朋友通信,探讨文学。
当年7月的下乡中途,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就在他的车窗下,一位16岁的上海女知青跌落到月台下,当场被车轮压掉一条腿,她立刻被送回了上海,成了个独腿女人,据说被安排在南市一个煤球店里上班。
“她终于回到上海,不再下乡了。”40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繁花》中。
去东北7年,金宇澄回到了上海,在一家钟表零件厂上班,后调入沪西工人文化宫。整个八十年代是他的文学创作期,他先后在《萌芽》发表《失去的河流》《方岛》等一系列获奖小说。
1986年,《上海文学》杂志以作家协会“首届青创班专辑”的形式,发表了《风中鸟》。
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画面:东北农场的规矩,有人即将病忘,医生就请木匠做棺材。
小说写到木匠连夜完成了棺材,病人却苏醒过来,因此棺材就搁置在露天,让知青们坐着打扑克、聊天,之后还在里面养了小鸭……这口棺材经过风吹雨打,逐渐变为一种很丑陋的存在。
因为按照规矩,农场里只要是谁死了仍然得用它。小说结尾,两个病重的老人长久弥留,难以死去,“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人们恐惧什么,这个过程,究竟是在逃避死亡,还是逃避死亡的附属物。”回忆起当年的小说,金宇澄如是说。
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也是这一年,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每周一三五上班,直到如今,“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稿”。
记得刚进编辑部,老主编周介人让他编个稿子,结果被他改成了大花脸。“周老师很吃惊,没见过能这样改的人。”金宇澄说。
白天编稿晚上写作,金宇澄逐渐感到分裂,“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挑剔别人的文字,想不到同时也会挑剔自己,我感到很难继续真正地写作了”。他退出了小说写作,专心做编辑。
直到2011年,金宇澄在无意之中化名“独上阁楼”,在“弄堂网”(民间研究上海历史、风土人情、弄堂文化的网站)发帖聊天,每天写几百字的趣人逸事,采用上海方言,不曾想很快受到了欢迎,不断有人顶帖:“爷叔,后来呢?下文呢?”
网友互动,激发了金宇澄埋藏多年的写作热情,有意味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流出,无意中写到一个卖大闸蟹的陶陶(《繁花》开场出现的人物),竟写得欲罢不能。
就这样,他启动了长篇叙事之旅。“写了一个月,我发现居然可以脱离普通话或者北方语言的束缚,改用上海方言思维。我完全晓得上海话骨头里的滋味。”
一个方言写作实验
当记者问及《繁花》对他意味着什么时,金宇澄回答:使用改良方言,使用实验的元素,用母语思维写小说。
比如《繁花》小说的开场是这样: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
金宇澄解释说,这种挤在一起使用简单标点的文字,纯属偶得。“也就是两个人一来一往说来说去,形成的一整块文字,那么有意思,过去我怎么就没发现可以这么写?这类行文像中国话本,密集对话不分行的样式,让我有了强烈的兴致。”
《繁花》的故事由沪生、阿宝、小毛3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年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的壮年。
随着他们的成长,上百个人物的故事徐徐铺展开,有理发店里的银凤、饭局上那些临时陪客、晚班公交车的售票员、弄堂小学的女老师,深夜的洗衣服女人……错综复杂,蔓延生长。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从不表现内心,鲜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一般都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或一句“不响”(普通话意为不语、不吭声)收场——小毛不响,阿宝不响,沪生不响……
上海话“不响”在全书出现了一千多次,让人觉得,似乎那些面对困境的人物唯一能做的反抗,便是意味深长的“不响”。
“中国的经典文字特征,都崇尚简洁、节制、不描写内心,‘五四’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西化的新派小说,大量的宣泄情感,但我读到如今,也很难记得一部西方小说那么成功的佳作。”金宇澄说,“通过这些‘不响’,读者可以解读人物的复杂内心。”
让《繁花》回归传统的话本叙事,作者对人物内心不作探讨,只靠他们的对话、情节、行为完成,日常口语,直截了当,有别于西方叙事的特点,是很少见的样式。“现在西式的面包很多,我就做一碗面条。”
《繁花》一出世便火了,那年金宇澄已经60岁。声名来得太晚,他紧张地应对着一切。
到传统中寻找力量
近30年文学编辑的经历,让金宇澄觉得对当下的写作基本面貌更有了解。
“关于小说的探索和实验,80年代有很多自觉尝试,从90年代起,大概是影视剧兴起,吸引作者更注意故事的完整性,因此小说叙事的同质化现象,是相当明显的。”金宇澄说。
《繁花》走了相反的路径,包括整体上使用方言改良,甚至动用“鸳鸯蝴蝶派”的老词,比如“低鬟一笑、明眸善睐”;人物如果讲北方话,即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书中夹杂繁体字,人物提到的旧书或旧句子,就出现繁体字,尽一切可能,显示文本的异质特征。
“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金宇澄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好比一个街区,崭新建筑群中保存了一间旧房,这个地点立刻就有了特征,标识非常明显。若全是新房,你肯定觉得这里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缺失了一种个性特征,缺乏了灵魂性的记忆坐标。”
他说,我们该回头多看看,多用一用祖辈留下来的东西。
金宇澄书中所写的很多内容,来源于父亲。
他用“隔离”来形容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每一次父子会面,都是一般的问候,很少谈论更深的内容。
父亲后来病重住院时,他每一次去探望,父亲会和他说:“你忙你的事情,早一些回去吧!”
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金宇澄并不了解父亲曾经的选择。
直到父亲过世,回望父亲的一生,他才了解父亲当年的诸多人生细节,“那是一种时代和命运的安排”。
故乡黎里镇的市河,曾是父亲少年时期观察世界的窗口:太湖强人劫掠银元,倾倒在船舱里;上海逃来的难民船,首尾相衔经过十室九空的两岸;维持会送镇上几个无依无靠的尼姑去平望慰安所,缓慢经过他的眼前,驶向远方,小船传出她们的哭声,永远无法停歇。
父亲自问:“这是啥世界!?”一腔热血必然抛洒而出,他最终选择走上了抗日之路。
父亲被捕后,给好友萧心正频繁写信。
这些文字表现了时代的特征。除了生活所需,父亲在多封信中提到了当时物价上涨的情况,“物价之贵使人害怕,旬日之内,米价由千余之元涨至2600元左右……”
“如果不是看到这些书信,我们很难想到当时的监狱生活。我尽量还原一种真实的历史感,这些内容,是虚构作者无法想象,无从了解的。”金宇澄说。
“如果有一天可以穿越回父亲的时代,您会做什么?”
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金宇澄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和父亲在苏州‘得月楼’吃饭。‘得月楼’在那个年代名震苏沪,我们父子没能在‘得月楼’吃过饭,是我的遗憾,在我想象中,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我知道他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