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在湖北省各地，已有四十多名中青年专家学者离开大学、研究所，进入省政府及其他权力机关“从政”，其中不乏一批法学专家学者，因此，被人称之为“法学家从政”现象。

　　这一现象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评说。褒之者称，这是地方政坛体制上的一次不小的变化，它对提高领导干部群体的素养特别是依法行政的能力，转变机关官僚作风，可谓益处多多。但是，对此贬之者则认为，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书呆子”从政，误国又误身。

　　记者最近来到武汉市采访了三位走下大学讲坛、登上政坛不久的法学教授，从中体会到了一些“文人从政”的得与失。

　　吕忠梅：法院给了我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

　　吕忠梅，女，38岁，法学教授，如今已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年轻的副院长。三个月前，当记者第一次采访她时，她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在记者又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省高院副院长办公室里的电脑前忙碌着。

　　吕副院长笑着对记者说，她现在突出的感受就是一个“忙”字。从去年12月份至今，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真是“会议多，文件多，案件多”。

　　此外，她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2个研究生的导师，又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导师组的成员，可以说是两副担子双肩挑。

　　她说，从法学理论研究到从事司法实践，既是一个跨越，也是一个挑战，因此必须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由于理论抽象、个案具体，可以不必考虑太多的社会效果，而在实践中则必须“左顾右盼”，注意社会影响，这就是在课堂上经常要讨论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问题。比如，前不久发生在广西的一起弃婴案，如果完全按法律条文断案，应该把孩子判归其亲生父母。但是，如果不顾当初救治和养育了孩子的事实，即不予保护孩子养父母的正当权益，无疑又会受到社会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这样，法官又必须在法律与社会传统之间作出权衡。

　　谈到“学者从政”的得与失，吕忠梅说，既然当了高级法院的副院长，就要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她喜欢谈问题直奔主题，不绕弯子；即使发表意见，也毫无保留，甚至不惜为之争论，但她同样会与法院的同事们相处得好。

　　曹诗权：一个心态，两个角色，三个转变

　　曹诗权，38岁，法学教授，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他曾是吕忠梅的同事，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务处长。他给人的突出印象是，热情谦和，思路缜密，出口成章。

　　他说，他是去年7月21日到司法厅上班的。从学校到司法行政部门，可以说是“一个心态，两个角色，三个转变”。一个心态，就是以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或者称以“再社会化”的心态，去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专家、学者，另一个角色则是政府公务员。他要用多年的知识积累、学术修养，即要以行家的眼光看一些问题。要在这两种角色中寻找一种平衡，既不能摆学者的架子，也不能摆领导的架子。三个转变是，从单一的专业性、学理性思维，转变为能够处理实际问题、驾驭全局的领导思维；从学校中形成的“应然性”思维转变为“实然性”思维；最后是从学者的激进性思维转到领导者的渐进性思维。没有这三个转变，就无法开展新的工作。

　　他承认，在完成从校园到机关，从学者到官员的人生跨越，他曾经有过犹豫。现在既然已被人称为“学者从政”，就不能丢下学者的习惯，一切从调研开始，不主观臆断，不摆架子，与人平等相处。办事时还要循规蹈矩，不能离谱。

　　章新生：我没有当官的异样感觉

　　章新生，1953年生，48岁，行政法教授，现任湖北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他刚从省政府开会赶回，就匆匆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给人的印象是，为人朴素，作风稳健，措辞谨慎，保持低调。

　　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好采访的，离开校园任此职已经一年，只是机关工作太忙，不像当大学教授那样，有时间从容地研究思考。他认为在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中，行政权与老百姓的利益贴得最近，因此自己主管的工作就不能有一丝马虎。

　　记者问，作为一个省府的法制办主任，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他说，法制办为政府执行法律、法规的活动提供意见，供领导决策，也为地方政府起草行政规章，也是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此外，还要对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协调行政执法中的纠纷。

　　“我仍然是个平民，没有当官的感觉”，当结束采访时，他又一次这样强调说，并坚持把记者送到楼梯口。

　　……

　　记者在整理采访笔记时，一个新的感觉越来越清晰：湖北省敢于挑选一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从政”，这是用人观念的一大创新和进步，也使国家机关有一种“专家味”的新气象。这对提高整个机关的干部素质，转变干部作风，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这一举措，也预示着机构改革不仅仅是裁减人员，它更应该是“精官简政”！(本报记者储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