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公布的“中国劳工抢救性调查”最新结果显示，截止到现在，被掳掠到日本年龄最小的中国劳工仅8岁，他就是关德印。昨天，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的老人家中，翻开了老人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关德印是六必居酱菜厂的退休工人，今年67岁，老家在大兴县南各庄乡东亚地村。关德印记得，1941年的秋天闹蝗灾，过了年，家就揭不开锅了。于是，父母便领着小德印去投靠在河北廊坊一个地主家扛长活的大哥。到了廊坊，母亲留下来给地主家照看小孩儿，有木匠手艺的父亲关玉春，则领着小德印到天津老龙头的“人市”(类似现在的职业介绍所)找活儿。

　　父子俩万万没有料到，一场灾难降临了。一群日本兵把这里的人统统抓了起来，圈禁在一个大院内，并欺骗他们，说要去盖高楼，管饭、有工钱。就这样，8岁的小德印和父亲随着一起抓来的五百多人被装进了闷罐车，北上大连，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闷罐车是直接开上轮船的，当听见水声时，大家仍然不知道究竟是去哪里。

　　关德印只记得当时去的是日本一个叫千什么岛的地方做苦力。那是一片荒地，日本人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一个大圈，里面搭了5个大席棚(有点像现在的蔬菜大棚)。每个席棚都有三四百平方米，一个当伙房，另外四个就是中国劳工的栖身之所。席棚两边是两条长长的木板铺，中间是狭窄的过道。中国劳工先是平整山地，而后就在那块山地上建木板房。除了上工，劳工们是不能够随便出大席棚的。

　　由于年龄小，关德印被安排在伙房，帮助伙房的工友烧火、抬水、淘米。劳工们每天五六点钟就要起床，晚上直到天黑才收工，平时也没有休息天。小德印要比别人起得早，通常在4点钟就要爬起来，因为他要跟伙房的工友们为大家准备早饭。

　　来到这个岛上三个月后，情况越来越糟糕。五百多号人每顿只能吃上几十斤高粱米，蔬菜已经连影子都没有。繁重的劳动、恶劣的卫生条件加上饥饿，使很多人都病倒了。工友病了谁都不敢言语，惟恐被日本人活生生地抬出去等死。有一次，一位劳工发高烧，又没有东西吃，根本动不了，日本人检查发现了，就把他拉到外面，没过一两天，人就死了。日本人还在荒地的另一处挖了个大坑，死去的劳工都被扔在里头，周围的狗都去那里找食。关德印回忆说：“日本狗都吃红了眼。回国的时候，五百多人只剩下不到一半。”

　　关德印的父亲关玉春，当年正是三十多岁的壮汉，也被饥饿和劳累折磨得不成样子，只是凭着年轻才勉强挺了过去。不幸的是，在一次用锛子削木头的时候，他不慎砍伤膝盖下的腓骨，日本人不管医治，伤口一直不能愈合。那天正赶上夜里天降大雨，日本人强迫劳工搬运堆放在雨中的洋灰(水泥)。父亲的伤口因沾上洋灰而被感染，伤势愈发严重，后来连路都走不了了。

　　最终，父亲的伤势终于让日本人发现了，被抬出了大棚。父亲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央求同去的工友，让小德印认做干爹，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儿子带回中国。从那以后，小德印就开始认干爹，死了一位再认一位，前前后后一共认了12位。在第11个干爹帮助搭的一个小棚子里，小德印担当着照顾父亲的重任。此时，父亲已经全身肿胀，腿部已经溃烂，而且生满了蛆。由于恶劣的卫生环境，小德印的头上也长满了蛆。关德印对第11位干爹印象很深。他曾亲眼看见干爹下工后还没迈进伙房的门，就一头扎倒在地，再没起来。关德印认的第12个干爹是塘沽人，姓张，一直照顾他们父子。

　　“父亲还是死了。”说到这里，关德印的眼圈红了。

　　关德印回忆，他们这批幸存的劳工是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回国的。第12个干爹带他回到了廊坊。到家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关德印的肚子涨得像个孕妇，后来吃了药，拉了一个多月的蛔虫，肚子才下去。

　　关德印说，他愿意给周围的人讲讲过去的经历，就是希望别让咱中国人忘了这段屈辱的历史。本报也希望通过这篇报道，寻找曾经与关德印同在日本被迫当劳工的人，协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调查，揭开这段历史真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电话：010-83892355转231(记者赵广喆通讯员唐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