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团伙系列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被媒体曝光之后，人们要求严惩凶手、以正国法的呼声不绝于耳。

　　然而，在4月22日对张君一案的判决中，曾被人们认为死定了的同案犯陈世星出乎意料地以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保住了性命。(4月24日《三秦都市报》)

　　据报道，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认定陈世星犯罪事实时，顶着极大的舆论压力，准确认定陈世星在本案中只是在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时起介绍作用，社会危害程度不大，因此对陈世星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过去，对一些动机恶劣、手段残忍的犯罪，司法机关常常会感到对犯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司法机关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正义愿望，在对犯罪刑罚的适用上，把民愤的强烈程度等同于社会危害性强烈程度，以社会危害性严重为由对罪犯罪加一等。例如在前年的綦江虹桥倒塌案中，有很多法学家都认为罪不致死的林世元就成了“民愤”的牺牲品。

　　由此我们引出一个问题：民愤究竟能不能左右司法呢？很多法学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矛盾的调整器，司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将民愤作为量刑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把民愤看得太重，为了平息民愤，把不该加重量刑的人罪加一等，也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民愤作为一个以感情成分表现出来的公众舆论，它的大小反映了人们对犯罪的否定评价的严厉程度，内含着人们要求惩罚犯罪以求恢复价值的心理平衡愿望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民愤是否得到平息，既是社会公平观程度的一个尺度，也是刑罚目的实现程度的一个标志。因此，定罪量刑应该考虑民愤。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愤的大小并不能完全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刑罚所说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只能是客观犯罪事实本身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及程度，而不包括犯罪事实以外的情况。我国是罪刑法定的国家，罪刑必需相适应。如果以民愤作为加重犯罪认定刑罚的量刑依据，这不仅是要犯罪人对犯罪行为本身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还要犯罪人对自己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愤”的大小承担刑事责任。这不仅没有理论和法理上的依据，也是有悖于刑罚目的的。

　　所以，民愤取舍这个“两难”命题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对民愤有一个理性的科学态度。只有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之下，在对民愤作出正确的分析与鉴别的基础上，对那些不符合案件实际情况的“民愤”，即使再强烈也不能迁就，才能够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既充分体现人民性，又保证司法的公正性，从而有效达到刑罚的目的，平息民愤，遏制犯罪。范涛 杨韧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