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当事人近日向本报反映黄石市一桩债务纠纷案，以及法院在该案审理中违反程序等问题。本报记者了解了案情，也就其中一些问题了解了几位法学教授的看法。

　　黄石钟楼信用社（下称信用社）是由建行黄石分行（下称建分行）负责组建的一个股份制金融机构，享有法人资格。信用社曾向建分行拆借350万元，后因故逾期未还。1996年3月，建分行未经信用社委托，以主管机关身份，通过检察院介入，要求信用社的债务人———武汉金指南公司（下称金指南）为信用社的35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并以信用名义与金指南签订质押协议，收取和占有了金指南交付的质押财产—现金，计有人民币30万元、房屋2套、轿车1辆、垃圾处理器5000台等。

　　钟楼信用社1997年与其他几家信用社组成了黄石市商业银行（下称黄商行）。后建分行向黄商行主张这笔债权，一审法院判前者胜诉，后者不服。

　　江平、王家福等教授认为，建分行无权代理享有法人资格的信用社与金指南签订质押协议。此举已给信用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30万元本息及房屋至今没有返还；轿车长期由建分行使用，且已报废；垃圾处理器严重贬值。原信用社（现黄商行）由此已丧失向其债务人金指南请求清偿的权利和可能。

　　建分行当初代签质押协议的目的，是确保自己债务的实现，因为信用社贷给金指南的款，就是建分行在同一天拆借给信用社的350万元。如果金指南不能偿还信用社的350万元贷款，注册资本金只有10万元的信用社也就不可能还给建分行350万元。建分行对质押财产的处置，已表明它是以此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债权的。建分行质押的财产发生贬值，并且这些财产仍在自己手上，信用社也并入了黄商行，建分行又向黄商行主张这笔债权，是欠公平的。

　　而问题远远不在案子判得公不公上。

　　当事人反映，一审法庭在审理该案时称“原告于1999年11月向本院提出诉讼”，也是不真实的。记者了解到，在一审法庭的《立案审批表》中，《审查意见》和《领导批示》栏均为2000年3月20日，但是《收到诉状日期》和《立案时间》栏的年月日均为空白。后一审审判人员又向二审法院“证实”，原告是1999年11月起诉的。

　　事情蹊跷。那么到底如何认定“收到诉状日期”？江平、王家福、江伟等教授认为，在一审法院对立案表中关键栏目“疏忽”而未作原始注明的情况下，只能根据该表“意见”和“指示”栏里的记载，认定立案日期为2000年3月20日，而推定原告起诉时间为2000年3月13日（按法律规定法院应在当事人起诉7日内立案）。而二审时一审审判人员给自己所审案件的一方当事人“证明”，以确认其起诉时间，尤为不妥。法律文件关键项目的内容可有可无，又由法官给当事人当证人，准此，那么法律原则、法定时效制度等等，无疑便遭到了亵渎，使之形同虚设，将后患无穷。

　　法院在“收到诉状日期”方面的“疏忽”，关系到如何严格遵从法律程序问题，具体到本案，则关系案件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所以特别耐人寻味。

　　这个案子的质押协议和审理，都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了解了案情和诉讼概况以及专家看法，记者产生了一个深刻感受：不公正程序的后面，一定隐藏着一种非程序的力量。越权包办的经济协议的受害方，还可以找法院打官司；诉讼中法院程序违法所损害的，恐怕不止是当事人，更有司法公正和公众对司法的信念。谁来管这种违法呢？

　　不公正的程序往往产生不公正的结果。案件审理中有了明显的程序漏洞，或者如某些司法者辩称的所谓“疏忽”，本身就为庄严的法律所不允，而在此情况下一个案子即使判得正确，也难免令人怀疑其公正性，更别说枉法裁判了。(本报记者王乾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