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琼州海峡的潮起潮落，曾给徐闻县海安镇造成巨大压力的传销人员集散潮终于退却了。据初步统计，到昨天为止，滞留在当地的传销人员已不足200人，数量少于高潮期的10％。

　　这场牵动琼州海峡两岸的事件，使大规模传销又遭遇一次“毁灭性”打击。然而，它还会再度起潮吗？ 海南突起狂飙打传销

　　这次传销人潮的集散虽出现在海安，却肇始于海峡对岸、与其相距18海里的海南省。

　　我们过海采访了该省工商局副局长张琦。据他介绍，今年春节过后，突然有大批传销人员涌进海南，对经济、社会秩序造成很大冲击，并在琼山市制造了挤提银行的恶性事件，惊动了国务院领导。为此，国务院派去了工作组，督导该省实施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打击传销行动。

　　整个行动的声势极其浩大，省、市、县、镇层层签订责任书，并成立了专项打击办公室。从3月28日起至4月30日止，共清理了传销人员5万多人，其中大小头目280人，捣毁窝点992个。

　　张琦表示：经过毁灭性的打击，传销活动在海南已无立锥之地。

　　由于这些传销人员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因此，在狂飙似的清理行动过后，如何拆散这一个个小团伙、将人员分散遣送，成为后期工作中一个重要环节。

　　正是这个环节，像一条双头带钩的绳索，把南北相望的海口市与徐闻县海安镇牢牢地拴在一起。

　　安排不周首次遣送失败

　　3月28日深夜23时左右，徐闻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吴堪生和班子其他几个领导都接到上级通知：明日海南省将遣送大批传销人员过境，请协调有关事宜。

　　县委、县政府连夜开会，研究、部署了有关行动方案。

　　第二天上午，5艘载着1400多名传销人员以及100多名武警、公安民警的专门船只，熬过5级左右风浪的颠簸起伏，靠泊海安镇的码头，他们的带队者正是张琦。

　　来迎接张琦一行的除了徐闻县、海安镇的各级干部外，还有一位湛江市工商局副局长，他们的身后，有18辆营运巴士已被组织起来，在码头外排队等候。表面看来，似乎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

　　然而，当张琦等将第一艘船上近400名传销人员安排上车后，第一个问题出来了：每人的车费需要30元，海南方面觉得太贵，要徐闻县方面去做车主的工作，但所有车主寸步不让，似乎早有默契。

　　正在双方僵持之际，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浮现出来：吴堪生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原来海南方面只打算把这些传销人员送到湛江为止，对以后的安排没有任何计划，当天从湛江开出的火车只有两班，而这批人以及即将陆续而至的更多的人却来自全国各地，如果他们全部滞留在湛江，后果怎堪设想？

　　为了避免扩大整个事件的影响范围，徐闻县明确表示，对方一定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来，才能安排这些人过境遣送。

　　双方在海安镇客运站讨论良久，始终达不成共识，最后，张琦用电话与海南方面联系后，做出一个惊人决定：带上所有的传销人员再回海南。

　　由于当天风浪太大，晕船者的呕吐物已在船舱里堆成了一滩滩稀泥，重走一次琼州海峡，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因此，很多传销人员坚决不肯再上船。最后，除了3个在码头上长跪不起的江西人硬留了下来外，其余人除了重蹈一回惊涛骇浪外，别无选择。

　　张琦说，3月29日那一次遣返，是海南省此次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组织得最好的一次遣返行动，然而，还是因“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而失败了。”

　　化整为零滞留海安镇

　　仿佛和琼州海峡的风浪节奏相配合，在3月29日汹涌骤至的人潮从海安码头退却后，随着天气的好转，竟又演变成轻波微澜，连绵不绝地流了过来。

　　从3月30日起，海南方面将传销人员编成一个个20至30人的小组，为每人买好一张单程轮渡票，好似“蚂蚁搬家”般，每天约安排10个组在海口登船，随着普通旅客渡海北上。

　　自始至终，徐闻县没有再接到任何有关正式通知，面对不断增长的传销人潮，只有被动接受。为了弄清真相，县委书记黄强甚至只能自己到对岸去看个究竟。

　　4月16日至24日，涓涓细流又变成股股大浪，每天下午3时半至6时半，都有2000多传销人员登陆，他们中有近1／4的人滞留下来，最多时超过3000人，使人口不足3万的海安镇不堪重负。

　　被清理的传销人员大多已身无分文，身体状况复杂、心态各异，极易造成社会不安。4月17日，徐闻县委领导在海安镇召开了县府办、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工商局、交通局等部门领导和海安镇党政领导会议，并成立了指挥部，专门做有关后勤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

　　海安镇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所有警力迅速集中，开始实行24小时巡逻监控，并加强了对旅店、出租屋的管理；防疫站对传销人员聚集的地方进行重点消毒，环卫工人则对其进行重点清扫；卫生部门免费为传销人员看病；还有部门送来了盒饭、矿泉水，并免费帮助100多人搭上了回乡的客车…… 徐闻不堪重负难招架

　　在长达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警力、物力、财力都难以保持但又必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徐闻县、海安镇感到压力重重：

　　有传销人员去农家偷饭吃，也有的到小食店求乞，还有的是几人一天共吃一盒饭，饥饿，极可能成为引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导火线；

　　滞留人员主要分布群居在码头、旧车站、果菜批发市场及残旧破屋等处，少部分住得起旅店的也是十几人挤一间房，他们胡乱排放的垃圾发出阵阵恶臭，在气候已炎热的海安，极易引发各种流行性疾病（事实上，每天能统计到的就有30多人发高烧、腹泻）；

　　一些传销人员开始三五成群四处滋事，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幸运的是，虽然局部险象环生，但通过各种努力，即使在传销人员聚集最多的时期，海安镇都没有发生较大的治安、刑事案件或大面积的疾病传染。随着这些人的陆续离开，至“五一”长假结束，总人数已所剩无几，徐闻县的各级党政干部总算可以大大地舒一口气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这口气似乎憋得有点不清不楚。有干部问：为什么邻居清扫房子，一声招呼都不打，我们却要帮着送垃圾？

　　根据我们的调查估计，至5月13日止，海南方面共向徐闻运送传销人员3万多人，其中自行离开的有2万人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据徐闻县单方面的统计，至4月29日止，南返海南省的传销人员超过8000人。

　　采访手记

　　各家自扫门前雪人潮虽退难乐观

　　一度回流至徐闻县的传销人潮终于退了，但传销潮真的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不会再起了吗？从本次事件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令人无法乐观。

　　首先，全局意识仍未真正得以树立，各地区打击传销行动基本还只停留在“ 自扫门前雪”的层面上，这是造成近几年传销不断变着法子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

　　交易的隐蔽性、人员的流动性是传销的特点，从理论上讲，如果全国所有地区都能做到坚壁清野，使传销人员无处立足，当然能使之得以彻底铲除。但在当前的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因此，几个地域相邻、社会状况相近的地区在重大行动时保持沟通、联动，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2000年12月5日，粤、桂、琼三地的工商部门曾专门召开过一次协调会，提出要“统一步骤”，但从海安事件的过程看，效果令人遗憾。

　　事实上，近两三年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都先后对传销进行过专项打击，由于各地区的行动在时间上出现空档，使传销的顽固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据张琦介绍，这次在海南清理出来的传销人员有90％以上隶属于一家叫“兴田” 的公司，此公司在安徽、广东等地都曾搞过传销，结果因被打击一路流窜南下，春节后才到海南兴风作浪。而且，从被清查出来的传销人员看，也有很多人在广西北海、广东惠阳做过传销。

　　其次，打击传销行动重打轻治，留下无穷隐患。

　　我们在与100多名传销人员交谈中发现，不少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遣返。他们反复问我们：“说传销非法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问一名曾在广州市做翻译的金姓朝鲜族姑娘，是什么令她抛弃优裕的工作而浪迹天涯？她在沉思了好长一会儿后回答：传销者描绘的“美景”太有诱惑力了，令人无法抗拒。

　　合肥市某专科学校有4名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先后被骗至海南，其中一名姓张的青年指着现场几百名传销人员说：“如果还有机会，这里很多人仍会继续干传销。”而对自己会不会再干，他也并未否认。

　　张琦介绍说，“兴田”传销的头目们惯常采取动辄数月的封闭式“上课”，还经常利用假典型、假资料蒙骗上当者，他们编专门的歌曲、喊专门的口号，刻意煽动受骗者再去骗人，其对人“洗脑”程度之深，无异是经济领域里的“法轮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滞留在海安镇的传销人员顶多只参加过政府举办的学习班，其主要内容也仅仅是在半天时间内读读禁止传销的有关通知等。

　　曾深深陷入“极度诱惑”中的数万名传销人，在其人性的最贪婪、最丑陋的一面被充分挖掘出来后，真的会因念过几小时的“通知”而从此洗手不干吗？

　　这样的问号，当然不仅仅只存在于琼州海峡旁这一次的案例中。

　　第三，全社会对打击传销是一项系统工程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在滚滚传销人潮的背后，隐藏着农村劳力过剩、区域经济思路不清、某部分人对巨额利润怀有畸形追求心理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凡是传销疯狂肆虐的地区，往往工业底子薄、泡沫经济曾经或仍在泛滥，如广西北海、广东惠阳以及海南某些地方等。这些现象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无规律的，要彻底解决问题，仅靠工商、公安等职能部门的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从近几年各地区的实践来看，除了这几个职能部门外，几乎看不到其他单位或社会团体的身影。社会，是否还没尽到责任？

　　但愿海安镇退下去的传销人潮，从此不会再起！(记者 王巍 蔡日锦 特约通讯员 李明刚 吴奉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