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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生活在中国东北小镇的残疾老人，也是亚洲特殊教育协会理事；
他是全国先进工作者，曾获“五一劳动奖章”；
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20年中为残疾孩子盖起一栋楼，募集百万元，个人赠款36万元；
他是一位向1000余个聋哑儿童传授过知识的人，在他的呵护下，20多个孩子步入大学，在
他的引导下，10余个聋哑儿童回归有声世界；
他是一位5次在工作岗位上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的老人。
关仁辅——五常市聋哑学校校长。
关仁辅干瘦、佝偻——60岁的人，加上一架永远不离身的钢背心，体重还不足百斤。
关仁辅步履蹒跚，声音沙哑——每次高声说话前，总是不停地咳嗽。
关仁辅双手不停地痉挛——瘦长的手指间几乎永远夹着一支正在燃烧的香烟。
关仁辅在学生和老师面前永远衣冠整齐——无论春夏秋冬，一枚党徽永远端正地佩带在他的胸前。
磨难的烙印——一家4口人，3个有残疾！
几十年前，关仁辅在五常市一所中学里任语文教师。一夜之间他成为“三家村”的黑干将。
“三家村走卒”的帽子没有压弯关仁辅的腰，一次事故却使他的腰再也没有挺直——关仁辅在学生监督下挖防空洞，洞顶塌方，关仁辅把学生全部救出，自己却被盖在了里面。他被抠出来时，嘴里只剩下了一缕“游气”。命保住了，他的腰椎却永久损伤，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在他受伤卧床期间，3岁的长子因高烧得不到及时医治而造成永久性耳聋，逐渐失去了语言功能；女儿也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小儿麻痹。对那段日子关仁辅这样叙述：看着自己的骨肉，心不知碎了多少次！我不止一次想到死，但是最终却选择了继续活着。说实在的，我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还没有燃烧过……
摘一顶帽子，盖3趟房，割了大半拉胃，值个儿了。
1976年，“右派分子”关仁辅调到聋哑学校当了个勤杂工。一天，一个伐木工人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来上学。校长说啥也不收，伐木工人跪下求他，给他磕头都不行。工人急了，拽着两个孩子就走。男孩还算听话，女孩就是不走，把着教室的门框向教室里面招手。拽急了，她就号啕大哭。关仁辅说：“聋哑人的哭声疒参人哪！如果我那会儿不是右派，我肯定能跟那个校长动手，可我连当众掉眼泪的权利都没有哇，就连忙跑到院子里，忍着眼泪忍着怒火，假装抬头看天。当时我就想，这辈子要是还能干点啥，就为残疾人办一所学校，让他们都有学上。”
1979年，关仁辅右派的帽子摘掉了，他告诉给他落实政策的部门：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了。于是他成了聋哑学校校长。那时他只拥有3张桌子共计11条腿，5毛1分钱和一枚公章。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让更多的聋哑孩子有学上，他只有一个办法：燃烧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里，关仁辅和老师们一起拉沙挖土做木匠，整整干了一年。由于劳累和饮食不及时，他得了胃肿瘤，胃被切除了3／5，一度处于极度危险当中。
关仁辅说：“摘一顶帽子，盖3趟房，割了大半拉胃，值个儿了。”
买7个烧饼，搭一辆便车，在火车站的长椅上躺了5天，过了春节——都是为了给孩子盖大楼。
3趟平房盖好没有多久，关仁辅拖着病体四处奔波争取来了一笔投资，又给学校盖起了4层楼房。在这座新楼里，关仁辅有一间简陋的宿舍，里面除了一张单人床外，最多的依次是这5样东西——书籍、手稿、随处可见的药瓶、唾手可得的香烟和打火机。关仁辅自称是“烟鬼”，他有时一天能抽3包烟，有人劝他少抽一点，而他的妻子却说：他压根儿不是抽烟，他是“烧命”，除了药，就靠烟顶着。
知夫莫如妻，妻子还叫他“老败家”。
听到老伴儿这么说，关仁辅就是一个劲儿地笑。自80年代起，关仁辅先后担任了省特教协会秘书长、全国特教协会理事、亚洲特教协会理事等职务，并发表了近百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而且至今担任全国聋哑儿童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撰工作，每年都有万余元稿酬，他全部借赠给了学校。
今年春节前，家里终于知道了他把稿酬借赠给学校的事情，于是家人决定利用春节对他进行“教育”，关仁辅见事不妙，干脆躲到一个老朋友家过年。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关仁辅身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在他为学校盖大楼的时候，由于一笔资金没到位，春节前他把家里所有的钱全拿走。然而杯水车薪，年关将近，不仅自己家里没钱过年，一批批债主还不停地登门。妻子唠叨两句，孩子抱怨两声，关仁辅急了，他买了7个烧饼，搭了辆便车来到哈尔滨市，在三棵树火车站的长椅上躺了5天过了春节……有谁能想到，这个在国内外特教界都享有极高声誉的老人会有这样狼狈的时候呢？
两件事情让关仁辅刻骨铭心。
关仁辅经常讲述两件让他刻骨铭心的事情——
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暑假，两个孩子等了很久仍然没有见家长来接，就偷偷跑到火车站登上了回家的火车。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俩没有买票，结果被列车员赶下火车。要想再坐火车，就要等到第二天，于是他们决定沿着铁轨走回家。走着走着，两个弱小的孩子累了，他们就坐在铁轨上休息，不知不觉两个又饿又累的孩子睡着了，恰在此时一列火车从这里经过——两个孩子都是聋儿，听不到火车鸣笛……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毕业生身上——那个孩子的手很巧，关仁辅非常喜欢他。但是，就在毕业后不久，由于家人歧视，孩子和家人发生了争执，失手将父亲打死。投案后，他只是重复写这样一句话：怎么处理都行！别让我回家！！
本着对孩子负责的原则，公安机关让学校派一个手语翻译。关仁辅仔细挑选了一个能言善辩的老师，临去之前，关仁辅把那个老师叫到办公室，他有好多嘱托，但是最后却什么也没有说……
关爷爷老了，我们长大了。
关仁辅究竟是如何和孩子们相处的，他自己不说，而孩子们也很难像正常人一样确切地表达，但是，通过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任何人都会体会到很多很多——
聋哑学生们不会用正常人的语言称呼他，在他们的手语里有一个固定的动作就是对关仁辅的称谓，懂得手语的人都知道，这个动作的含义是爷爷。
每当爷爷佝偻的身体在操场上出现，都会有孩子为他搬来椅子，给他拿来椅垫。
每当看到瘦弱的爷爷艰难地爬楼梯，都会有孩子稳稳地搀扶住他……
每当看到爷爷要出校门，都会有孩子拦住他仔细地“询问”他要到哪里去，多久才能回来……
尽管孩子们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是他们都善于观察，他们知道关爷爷的年纪越来越大，关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弱，他们担心有一天关爷爷会离开学校，离开他们……
杨春红、陆宇都已经17岁了，再过几天他俩就要和另外两位同学一道参加特殊教育高考，无论能否考取，他们都将离开整整生活了9年的聋哑学校，离开9年来朝夕相处的关爷爷。
关仁辅有个习惯：每当有孩子去参加高考，他都要给他们上最后一堂课。那天下午1点整，关仁辅走进了教室，杨春红像往常一样给关爷爷搬了一把椅子。老人微笑着坐到椅子上一边用不停痉挛的双手做着手语，一边絮絮地讲述着离家考试应该注意的事项——男同学需要注意少看热闹，别惹祸；女同学需要注意不要随意与生人搭讪，在考场上要注意审题、写名，考完后应该注意安全、休息……
老人絮絮地讲着，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下课的铃声；孩子们仔细地“听”着，似乎根本没有看到下课的红灯……
讲着讲着，老人停了下来，他仔细地端详着眼前的孩子，忽然他把脸扭向了一边，片刻，他才掩饰着走向讲台，拿起4份准考证，一份一份郑重地交到孩子们的手上，然后准备离开——老师们说，每次上最后一课时，关校长总是匆匆离开，独自回到宿舍里抽上半天烟。然而这次老人却被杨春红、陆宇拦住了，他们搀扶着自己的关爷爷来到滑动黑板前——随着一阵哗哗的响声，滑动黑板拉开了，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大字：
关爷爷，我们永远用心惦记您！
在这几个孩子们一人一笔写就的大字面前，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一面向孩子们拱手致意，一面快速冲出了教室。这次他没有来得及回到自己的宿舍，就在一间充满夕阳的空教室里，独自一人失声痛哭……
老师们说，20多年了，没有人见到关校长当众落泪……
那一夜，孩子们的关爷爷病了……
第二天，瘦小、佝偻的身影来到了孩子们的面前，孩子们看清了，关爷爷不停痉挛的手里提着满满一袋煮熟的鸡蛋。孩子们一下子簇拥到关爷爷身边，班主任老师不停地在关仁辅身后用手语示意孩子们不要哭，然而孩子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那天上午，杨春红、陆宇平安抵达长春，他们正式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自己的关爷爷。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自己的作文本留在了教室里。
在杨春红题为《最崇拜的人》的作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今生是否能听到声音，但是每当我仰望星空，都相信在闪闪的群星背后有一对无比聪敏的耳朵，它甚至可以听到像关爷爷这样善良人的心跳，那样的心跳一定就是书上说的天籁……
陆宇的作文这样结尾——关爷爷老了，我们长大了。( 本报记者张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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