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沿天安门城楼一路向西漫步,再次来到新华门前。依旧是北京城里常见的琉璃瓦顶、雕梁画栋、朱漆红门、巨型石狮,依旧是两旁早已熟悉的玉兰树、白皮松和紫藤绿荫掩映的红墙,却因二楼檐际高悬的国徽、门外场地正中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分列两侧的警卫战士,显出了这座大门的不同寻常。夏日的骄阳直射在影壁上,毛泽东主席手书“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金光灿灿,庄严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根本宗旨。
据史料记载,回溯到1913年以前,这里其实只是整个皇城红墙的一段,并没有大门。墙内是中南海太液池的南岸,岸上有个“宝月楼”,相传是乾隆皇帝为讨维族贵妃香妃的欢心修建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将中南海定为总统府所在地,在这里开辟出总统府正门,定名为新华门。他拆去了一段红墙,新砌两堵八字墙,与改造后的宝月楼相接,又在门的北面滨湖修建一堵青砖到顶的大影壁,使人看不透门后其实只是一波碧水。虽然袁世凯的精心设计被认为达到了“妙造自然”的地步,但他在中南海里屁股还没坐热,终因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很快就在人民的愤怒讨伐声中去世,被抬出了新华门。
世事沧桑,如今,新华门内外早已换了人间。伫立在长安街南侧凝视“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我们的思绪被带回五十多年前的陕北炭窑,带到了牺牲在窑下的张思德烈士的追悼会上。这位普通战士的无私奉献,被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朽精神,成为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为人民服务”这5个大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朝历代所有执政者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
在万寿路寓所的书房里,党史专家、党的文献专家龚育之对记者作了这样一番介绍:《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即席讲话,根据这篇讲话整理的稿子,最早先后在当时中央警卫团的报纸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这五个字,被毛泽东多次题写,还写进了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以后的历次党章。但作为一种思想,“为人民服务”并不是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才产生的。在这以前就产生了,由于这篇文章而得到有力的传播。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的国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强调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英雄、人民代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铁路是人民铁路,银行是人民银行,货币是人民币,还有人民教育、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甚至曾经有过“人民科学院”的动议。
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一切都要依靠人民,一切都从人民利益出发。那么,人民是什么呢?龚育之说,人民是最广大的群体,除了敌对破坏势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切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都属于人民,都是党最广大的群众基础,最广大的服务对象。中南海是党中央、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是挂了国徽的。这个党、这个国家与人民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党的党员和国家的公务员与人民是什么关系呢?影壁上“为人民服务”5个字就是最明快的概括。
当人民的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新华门里的一切其实是没什么“神秘”的。1952年,龚育之离开清华大学来到中南海工作,当年的工作生活条件依然历历在目:“当时的中南海是相当破旧的,修了一下,可以住人了。我们先住在海边的小平房里,几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学生合住一间,床是两个凳子上搭一块木板,一不小心枕头就要掉到地上。房子总是返潮,地面是潮的,墙上也是潮的,墙皮一层层往下掉,每人发几筐生石灰放在床底下来吸潮。当时海边上有个破旧的长廊,像颐和园的长廊一样。后来把这个长廊两边砌上砖墙,中间隔开,变成了一间间很窄的小房子。我那时候因为生病被优待,一个人住了一间。冬天没有暖气,得生炉子,夜里常常灭了,一脸盆水都冻成冰,只能把脑袋包在被子里。”办公条件呢?普通干部是一张三屉桌或一头沉的桌子,一把木头椅子;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局长)们是两头沉的桌子、一把软椅子。龚育之说,一直到1957年他随中宣部搬出中南海,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都是这个样子。
采访结束,驱车缓缓行驶在宽阔的十里长街,记者心里不时闪过一丝遗憾——在长达20来天的时间里,虽经多方查找有关资料,拜访、联系了解放初直至六七十年代曾在中办秘书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警卫局工作过的一些离退休老同志及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还得到了中央档案馆的热情接待和大力协助,而“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到底是什么时候、怎样被镌刻上新华门影壁的?对记者仍然是一个谜。但无论这个谜底何时能解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早已镌刻在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灵魂深处,深深植根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它被在街头接受调查的老百姓称之为“老百姓的真理”,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中老百姓记忆最深的道理。图为新华门内毛泽东主席手书的“为人民服务”王亦君摄 本报驻京记者 杨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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