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西方文化的诟病诊脉

　　[政治哲学]

　　《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

　　蔡英文著

　　新星出版社

　　2006年3月版

　　定价：28.00元

　　[随笔集]

　　《阿伦特》（世界思想家译丛）

　　（美）帕特里夏·约翰逊著

　　中华书局2006年3月版

　　定价：8.00元

　　□书评人 韩伦

　　萧公权在论及中国与欧洲政治的差别时曾言：“以开国迟早论，则我老大而彼少壮，以政治演化之程度论，则彼先进而我晚成。

　　两者相值，强弱立判。”中国的政体由封建变化为郡县，便停顿不前，而欧洲则由于其地理、种族、文化和宗教诸方面的因素促使其政体变动不居，进化不止，尤其以文艺复兴以来最为迅猛。

　　然而在这进化之中，其潜伏的黑暗因素最终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中，竟占领了局部的强势地位，使欧洲民族和国家遭害不浅，以纳粹极权最为显著。

　　欧洲政治思想家面对这一突然的局面，不得不深入思考其成因，最著名者，有坚信极权组织必垮的哈耶克、波普尔，有思考如何能使西方文明不再重蹈覆辙的伯林，以及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的著作以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最为著名，此书分析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孕育的极权主义因素，为医治西方文化中的这些恶病，阿伦特提出政治实践和公共领域的概念。她认为欧洲近代极权国家的出现是因为其抛弃希腊城邦政治传统，公民成为纳税人或者消费者，成为职工。他们的行为经济目的太强，公民身上的政治行为和身份消失殆尽，从而无以对抗主权国家的错误决策，反而成为此种支配性政治结构的一部分。

　　阿伦特认为，人的政治实践不同于有外在目的的劳动和生产，它本身的进行就是其价值所在，展现政治美德，诸如平等、协商等。政治实践的进行需要有展示的空间，这种空间是区别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不管公民在公共领域之外相互关系如何，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便是平等的政治人，进行交往辩论以取得沟通。在这意义上，阿伦特的思想也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智识资源。

　　政治实践需要有政治诉求和美德的中产阶级，因为如果让为生活奔波劳累的大众祛除心中的经济目的，纯粹为了展现自身的政治美德，似乎有点不太可能。阿伦特本人是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亲身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质变，流浪法国，后又去往美国，可以说她自己一直在痛苦中思索着纳粹极权主义的相关问题，所以她的结论和自己本身的体验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存在着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弊端。再比如她认为政治实践的价值高于劳动和制造，这似乎有点不太合理，但她的理论在解释力上还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值得注意的是，和阿伦特同样思考极权国家成因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阿伦特相当讨厌，曾经说她的论述逻辑不通，毫无建设性。伯林对她反感有几方面的原因：阿伦特主张公民应该进入公共领域进行政治实践，这实际上正是伯林反对的积极自由观，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消极自由，政治实践的价值如何应由公民自己评价；阿伦特进行的一些思考带有强烈的哲学性，而伯林则认为单纯的哲学是与评论或诗歌类似的学术领域，不可能增加建设性的人类知识；阿伦特为纳粹特务头目艾克曼做出了令大多犹太人不满的评论，而伯林作为犹太人也是反对她那令人哗然的结论的；还有可能因为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而伯林一直不原谅海德格尔曾加入纳粹党。

　　有女权主义者则认为是性别歧视。这一点令我注意到阿伦特确实和男性政治哲学家的观点不一样，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卡尔·施密特、伯林、哈耶克等学者的观点，无论是国家制度或是基本理念方面，都强烈地提倡个人主义，而阿伦特则带着主张交往沟通的温情脉脉、母性的艺术感以及古典的优雅。若是世上大部分政治哲学家是女性，恐怕战争要减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