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马拉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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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4日11:12 mangazine.名牌 | ||
  城濮之战 文/李峻 宝树 图/张向春 公元前490年，空前强大的波斯帝国派出一支军队越过爱琴海，在雅典附近的马拉松湾(Marathon)登陆，意图在内奸的配合下攻占雅典，为最终吞并整个希腊半岛铺平道路。波斯军约25000人，其中有大量骑兵，他们所面对的障碍，只是不到10000人的雅典步兵。虽然波斯人占绝对的数量优势，然而最终却是雅典人以无畏的勇气和巧妙的战术取得了胜利，迫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马拉松会战之前一个多世纪，在东亚的黄河流域也发生了一场不无相似的会战，这就是晋楚城濮之战。此战堪称中国春秋时代最重要的一战，它将年轻的华夏文明从“蛮族”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并决定了未来整个“轴心时代”的政治文化走向。只有沿着这场大战的历史脉络，我们才能看清，一个古老文明起步时的艰辛轨迹。 一.两雄相遇 公元前八世纪，随着东迁洛邑的周王室日益衰落，在中原大地上形成了权力真空，大大小小的几百个诸侯国开始混战争雄，揭开了春秋时代的第一幕。然而逐鹿中原的列国并不知道，这一切努力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这场大混战的最大受益者却是数千里外一个小小的南方蛮国：楚国。 楚国僻处长江流域，文化风俗和中原大异，中原国家向来不认它是华夏文明圈的一员，而蔑称之为“荆蛮”。西周时期，楚国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潜力，只是被周王朝一再压制而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此时，周王朝的压力既去，中原国家也自顾不暇，楚国乘机在长江流域迅速扩张，百余年间，灭国无数，占领了从川东、湖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千里沃土，疆域恐怕不下于华夏诸国的总和，并对华夏世界形成了新月形包围。实力壮大之后，楚国国君也自称为“王”，同周王分庭抗礼，并萌发了取周而代之的野心。中原诸国恐慌万分：同一般强国的称霸不同，楚国的扩张被认为是蛮夷对华夏的挑战，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相互呼应。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华夏族的生存已然岌岌可危。 正是由于夷狄入侵所激发起的“中国”意识，使华夏诸邦暂时捐弃了彼此间的内斗，共同团结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公元前656年，当时的霸主齐桓公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七国联军兴兵伐楚，大有决一死战的气势。然而最终却是双方妥协，以外交方式缓和了争端。面对诸侯联军的压力，当时在位的楚成王作出了妥协，承诺不再北侵。但齐桓公一死(前643年)，齐国陷于内乱，中原诸侯群龙无首，楚国势力又卷土重来。宋襄公企图团结诸侯以遏制楚国，但标榜仁义却不懂军事，在“泓之战”中遭到惨败(前638)，空留下千古笑名。此后几年，宋、郑、曹、卫等重要中原国家都在楚国的威逼利诱之下与之结盟，黄河以南几乎都成了楚家天下；不久，楚国利用齐、鲁间的矛盾，“借兵”给鲁国去攻打齐国，并在齐国边境的谷邑(山东东阿)驻军，明显将征服的下一个目标指向了日益衰落的齐国。一时间，楚国凌然有入主中原的架势，华夏诸邦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 几乎与楚国的扩张同时，北方的晋国也日益壮大。晋国公室出自周成王的幼弟，是正牌的华夏贵胄，它始封于山西南部，最初只是一块杂处戎狄间的蛮荒之地，然而相对于那些在中原腹地挤得密密麻麻的小国，此地的发展空间却很大，经过几百年的经营，晋人征服和同化了戎狄，扩张到山西、河北大部，又南下占据了晋、陕、豫之间的重要战略地带，逐渐成为华夏世界第一大国(战国时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犹能各自称雄一方，可见此前晋国的规模)。本来，晋国早就可以称霸中原，只是献公末年闹出了“骊姬之乱”(前656)，太子被杀，几个公子流亡外国，此后政局混乱，政变频繁，国家一时陷入衰微。直到二十年后(前636)，在国外流亡多年的公子重耳回国继位，晋国局势才稳定下来。 重耳即后世所称的晋文公，是赫赫有名的一代英主。他上台执政后，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使得国力迅速恢复。次年，狄人南下侵扰周王的王畿，文公兴兵勤王，击退了狄兵，接过了“尊王攘夷”的大旗，自然也成为抗楚阵线的中流砥柱。事实上，目前除了晋国，再没有第二个华夏国家有实力抵挡楚国的北侵。中原上空战云密布，一场晋楚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二.剑拔弩张 即将发生冲突的双方首脑，晋文公和楚成王，其实几年前就打过交道。当重耳流亡经过楚国的时候，曾受到成王的款待。成王试图通过扶植重耳上台而控制晋国，却始终没有得到重耳的承诺。在一次宴会上，成王直言不讳地问：公子倘若回国继位，拿什么来报答寡人呢？重耳一再敷衍不答，后来实在被追问得无可逃避了，才缓缓说：倘若托您的福，我能够继位为君的话，那么当贵我两国一起“治兵”的时候，我军当退避三舍(向后撤退三天的行军路程)。如果您还是不肯放过我，我只有亲自拿着鞭子、弓箭，陪您周旋周旋。这就明白点破了两国间的根本矛盾。成王对重耳也从此死心，不久就把他送到了秦国，重耳也在秦穆公的支持下继位。此时，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冲突，双方都在积极争夺势力范围，这本身就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宋国虽然被迫与楚结盟，其实内心仍然向着中原国家。晋文公上台后，亦以“报恩”的名义(文公流亡时曾经受过宋国的恩惠)积极笼络宋国，宋国权衡了一番利弊，遂于前634年叛楚归晋。成王大怒，为了严惩宋国，以儆效尤，在该年年底派令尹(宰相)子玉(名成得臣，子玉为字，习惯上称字，下同)，司马(国防部长)子西(斗宜申)率兵围攻宋国的缗(山东单县)，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这和波斯王大流士因为伊奥尼亚(Ionia)属地在雅典人的唆使下投向希腊而发动对希腊的战争，倒是如出一辙。 子玉、子西都出自楚国的王族旁支若敖氏，这一族是先王若敖的后裔，长期秉持国政。早一代人，执政近三十年的大政治家令尹子文(斗於菟)即是这一家族的代表。子玉正是在子文的支持下才得以克服阻力，继任令尹。伐宋前夕，子玉在国内举行军事操练，军法严明，秩序井然。观看的贵族公卿都认为子文选拔人才得当，向他道贺。子文也很高兴，摆酒宴款待大家。但是一个叫贾的少年并不道贺，反而对子文说：子玉此人刚愎自用而又傲慢无礼，不可以让他作一军的统帅，假如率领的兵力超过三百乘，就非丧军败绩不可。而子玉上台是由于您的推举，您的推荐把整个国家都败坏了，又有什么好庆贺的呢？说到这里，子文面色自然变得很难看，贾又笑了笑说：好吧，假如子玉真的获胜还朝，我到时再庆贺，您不会嫌太迟吧？ 战前的这个不和谐音被郑重其事地记载在 《左传》 里，贾俨然以先知的面目出现，然而仔细推敲，其中疑点颇多：贾其时年岁尚幼，最多不过十来岁，未必有多少见识，他的话不是听了别人的传言，就是直接受人指使。利用小孩子的“童言无忌”打击政敌，是古代政治斗争中常见的手法。据学者推测，子文在楚国多年来秉持大权，此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若敖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不免和楚王及其他贵族发生冲突，贾即出自另一大族“氏”，与若敖氏一向对立，这次事件表明，子玉在朝中有相当的反对派掣肘，这和他后来的失败不无关系。 对缗的围攻很快便告一段落，因为成王在计划一起更大的军事行动以彻底压服中原国家。经过大半年的休整，前633年冬，成王亲率大军，会合陈、蔡、郑、许四个卫星国，围住了宋都商丘(河南商丘县)。宋国派使节到晋国去搬救兵。晋将先轸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于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晋国一方面和齐、秦等国联络，一方面开始动员，由于这次面对的是异常强大的楚国，晋军在原来“二军”的基础上扩充为上中下“三军”。同时，文公开始物色出征的将帅人选，经过一番周折，最后确定的战斗序列如下： 主将佐将 上军狐毛狐偃 中军先轸溱 下军栾枝胥臣 文公也参与了这次出征，但是作为国君，并不直接指挥军事行动，只有在最重大的战略问题上才由他定夺。 关于具体的战略计划，狐偃作了一番分析：曹、卫是楚国新得到的两个盟国，位于我国和宋国之间，如果我军直接去救宋，不但劳师伐远，未必能成功，而且容易受到曹、卫的夹击。但如果我方首先攻打自家门口的曹、卫，就可以迫使楚军放弃围宋，北上来救，届时主客易势，就可以以逸待劳，给楚军以迎头痛击了。狐偃大概还有一层意思没说出来：要是直接去救宋，就算打赢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但是攻打和自己接壤的曹、卫，则可以为并吞或控制这两国奠定基础。这一计划很快被文公所采纳。 三.折冲樽俎 公元前632年元月，晋出兵攻打曹、卫，大军压境之下，卫国人心惶惶，很快发生政变，亲楚的卫成公倒台；晋军又经过三天的血战，攻占了曹国，俘虏了曹共公。但由于控制两国的愿望过于急切，计划发生了偏差：曹、卫两国过快地落入晋军之手，楚军救援的政权已经不存在了，援救二国的部分楚军也中途返回。作为报复，楚军只有更加猛烈地围攻宋都。宋国再次遣使到晋国告急，说如果再不派兵救援，宋国就只有投降楚国。“围魏救赵”的战略计划只得宣告失败。 此时，晋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不救宋国，宋国势将重新落入楚国之手，但是如果出兵南下，以劣势的兵力又没有把握取胜。名义上的盟友齐、秦两国也持观望态度，并没有实际的支援。此时，足智多谋的先轸出了一条俾斯麦式的妙计：让宋国许齐、秦以重利，请它们从中调和，使楚国撤兵。同时将曹、卫的部分耕地分给宋国，以补偿宋人贿赂齐、秦的损失，同时也可以激怒楚国拒绝齐、秦的调和。这样一来，齐、秦一方面急于得到宋国的贿赂，另一方面又怪楚国顽固不化，势必一怒发兵，则我方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占据有利形势。文公依计行事，于是在正式交战之前，一场外交战首先在各国间展开了。 不出先轸所料，楚国拒绝了齐、秦的调和，齐、秦被激怒之下，分别屯兵边塞，有三管齐下之势，让前线的楚成王大感狼狈。成王对于中原国家的政策，一向是“避实击虚”：他擅长借各国的内部矛盾加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当各国同仇敌忾，联合出兵的时候，却又及时妥协，避免进行战略决战。二十多年前，正是借这样的外交手腕，才消解了七国联军气势汹汹的讨伐。此时成王年事已高，不愿冒同时和三个强国交战的危险，于是他一方面设法和齐、秦两国改善关系，命令齐国境内的楚军撤兵，另一方面则命子玉解除商丘之围回国，并派人告诉子玉说：晋侯此人老谋深算，不是容易对付的。况且流亡十九年后当上国君，必然有天命庇佑。还是适可而止、知难而退吧。 令成王想不到的是，子玉不但不肯从命，而且派人来要援兵，说什么能不能有大功不敢说，但是一定要打这么一仗，也好堵住别人的诽谤，说我带不起三百乘以上的兵。这话轻浮无礼，让成王怒不可遏，恨不得一个耳光刮上去。但生气归生气，成王此时也不敢轻易撤掉子玉：此人现在手握兵权，如果闹得太僵，难保他不举兵叛乱，外有重兵，内有亲族的响应，自己的王位就危险了，为此还不得不安抚一下子玉。成王最后作了妥协：尽量少拨给子玉军队，大军则随己南返。这样一来，子玉得胜，楚国可以称霸天下；如果落败，也只是削弱若敖一族，不致损害根本。于是，楚王率领主力军回国，子玉带着剩下的军队继续围攻商丘。 子玉也非一味蛮干，不讲智谋。他很快遣使答复晋军说：请你们恢复卫侯的权力，并且释放曹君，我就解除对宋国的围困。一脚又把皮球给踢了回来。晋国倘若照办，楚军未必肯解围，说不定又找别的理由拖延，就算最后解围，也白赚了曹、卫的感激，晋国则一无所获；而晋国如果不答应，又会遭到宋、曹、卫三国的怨恨，处境非常被动。面对这个新的困境，又是先轸想出了一条绝妙的对策：一方面和曹、卫举行单边会谈，允诺让它们复国，但条件是和楚国断交；另一方面把楚国的使节扣押下来，以激怒楚军北上挑战。果然，曹、卫为了复国，都和楚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转而投靠晋国。楚国什么都没有得到，连自己的使节都被人扣押了。子玉大怒之下，再也沉不住气，兴师北上，要和晋军决一死战。晋军终于达到了战略目的。 四.退避三舍 在详细描述战争进程之前，我们首先看看双方的兵力配置及对比。据 《左传》 所载，晋方出动的兵力为战车700乘，按照杜预的注解，战车与兵士之比约为1：75，则700乘战车就相当于52500人。另外，名义上还有齐、秦、宋等国的盟军。但是由于晋国和这些国家的同盟关系刚刚建立，并无统一指挥组织，进行联合作战存在困难，更不用说一些国家可能还有摇摆，所以这些国家的同盟军只是在一旁观战，并没有参加实际会战，因此 《左传》 中也没有任何记载。 在楚军方面，则缺乏任何直接数据，但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根据的推断：从贾的讽刺中，我们知道子玉所率领的战车一定远超过三百乘，至少也有四五百乘之多，但是相对于晋军，可能还处于劣势，至少没有明显优势，所以子玉向成王要求支援；后来的增援有多少呢？ 《左传》 说，成王发怒之后，“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西广”为楚王身边的亲兵部队，“东宫”是应当由太子统领的部队，各为30乘左右，的确是少得可怜，并且成王派这些亲信部队来，恐怕不无监视子玉的意图；而“若敖六卒”则相反，乃是若敖氏的私家军，楚王指挥不动，指派给子玉，只是空头人情。若敖六卒共180乘，则这些增援部队共240乘左右，不算太多，但是已经足以使楚军达到八九百乘战车，楚军战车和士兵的比例约为1：100，则子玉的军队当在80000人以上，对晋军有很大的数量优势。难怪子玉有恃无恐，北上挑战了。 另外，陈、蔡、郑、许是楚国的同盟， 《左传》 中明确提到陈、蔡二军参加了城濮之战。可以推断，这两国的军队已经整合进了楚军的指挥作战体系，成为楚军的右翼。军队数量当已计入上述的楚军总数中。至于郑、许，从一些线索来看，大概只是做政治上的声援，并未真正发兵。 面对楚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晋军还没有等楚军到来就已远远北撤，向北走了大概三天的路程—约九十里地，这就是当年重耳许给楚王的报答，所谓“退避三舍”。此举并非宋襄公式的仁义，其战术意义在于诱敌深入，并缩短己方的补给线。并且，随着楚军的逐步深入，最初高涨的士气逐渐低落，一些将领已经要求停止追击并撤退，刚愎自用的子玉一口拒绝，高级指挥层也出现了矛盾；同时，晋军方面见己方以国君之尊竟避让对方臣子而愤愤不平，请战的士气日益高涨。从各个角度来看，子玉的追击都好像在用力压一根弹簧，越往前压，自身的余力就越小，反弹的力道也就越大。 三天后，四月初一(戊辰)，晋军终于停止了撤退。在卫国的城濮地区(山东范县临濮城)安营扎寨。而楚军也在数里外背靠丘陵地带宿营，抢占了有利地形。两军遥遥相望。晋文公这几天一直在担忧和楚军作战的事情，内心颇不踏实，前一天晚上竟然作了一个噩梦：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像妖怪一样咀嚼着自己的脑子！此时，文公看到楚军声势浩大，又不禁有些犹豫，动摇了作战决心。狐偃鼓励他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说无论战胜战败，晋军有赚无赔。文公却不以为然，于是吞吞吐吐地把自己的噩梦说了。诸将面面相觑，最后还是狐偃机灵，居然硬着头皮想出一套说辞：大吉大利呀！主公！您仰面朝天，是表示您得到了天；楚王伏身，表示他已经伏罪。至于吃脑子么……这个，脑代表柔，牙代表刚，表示我军以柔克刚！牵强附会一番，总算把这个难题给对付过去了。 然而根据 《国语》 的记载，真正在这次御前会议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乃是一个楚国的流亡贵族王子启。此人深谙楚军内情，向晋军指挥层透露了楚军的组成庞杂、士气低落以及子玉的政治孤立等机密情报。这些情报不但鼓舞了晋军领导层的士气，而且直接决定了晋军第二天的战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反观楚军方面，对晋军的部署则一无所知。 不久，子玉就派部将子上(斗勃)来下战书，文公也予以客气的回复，辞令优美，最后说“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像是体育比赛前的握手，就差没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 送走了楚使后，文公抽时间视察了正在布阵的前线军队。他看到晋军军容齐整，装备精良且秩序井然，总算吃了颗定心丸，称赞说“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又吩咐多砍些木头做兵器的把柄。 第二天，两军的决定性会战便展开了。 五.三军对决 四月初二，己巳，天亮时，双方都已经布好了阵。这一天的风很大，选择作战的地点又是沙化严重的平原，令双方的阵形都在风尘中若隐若现。但如果我们从高空俯览，可以看到两军都是分成三大块，晋军是上中下三“军”，楚军是左中右三“师”，依次排开，表面上看起来正好一一相对：上军对左师，中军对中军、下军对右师。像是一盘摆好的巨型象棋。在楚军方面，中军由子玉最亲信、战斗力也最强的“若敖六卒”组成，子玉本人亲自统帅。“若敖六卒”人数不多，因而中军人数也偏少，只有两万多人，而两翼的二师则要厚重得多，左师由子西统领，大都是楚国申、息地方的子弟兵，骁勇善战；右师由子上统领，除楚军外，还有陈、蔡两国盟军。子玉知道，陈、蔡军毕竟不是自己人，战斗力和可靠性都要弱一些，所以他在右师后面还安插了一部分楚军，以加强右师的力量。 在临战前的寂静之中，只听子玉大喝了一句慷慨豪迈的壮语：“今日必无晋矣！”随着子玉的吼声，七彩缤纷的战旗挥动，惊天动地的战鼓擂响，楚军的万千将士们也发出了经久不息的呐喊，即将冲锋陷阵。 子玉正要下达具体进攻命令，忽然发现右侧的欢呼转为惊恐不安的喊叫，似乎有人在喊：“李父！李父！”也有人在喊：“於(音乌)菟！於菟！”子玉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李父”或“於菟”是楚或陈、蔡方言对虎的俚称，当地森林密布，猛虎甚多，人人闻此色变。可是在这两军交战的战场上，哪有什么老虎？他努力向右前方望去，尘沙滚滚的，似乎晋军开始冲锋，可是太远了，他什么也看不清。 此时，从右师统帅子上的位置，看到的却是骇人的一幕：对面的晋军忽然分向两边，上百辆战车冲了过来。滚滚烟尘中，他似乎看到，拉战车的竟然不是马，而是几百头毛色斑斓的猛虎！饶是子上身经百战，此时也不禁有些腿发软。与此同时，身后的陈、蔡军中，已是一片恐慌。战马也惊慌失措，乱冲乱撞。陈、蔡士兵本来就不愿意为楚国卖命，此时更是斗志全无，有的人甚至已经开始转身逃跑，楚军右师顿时阵形大乱。 其实片刻之间子上就看清楚了，哪里是什么老虎，只是拉车的战马披了虎皮而已。他厉声喝令军队整饬秩序，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虽然人们也很快看出只是披上虎皮的战马，但是已经低落到极点的士气一时却难以再度鼓舞起来，已经打乱的阵形也无法在片刻间重新排好。浩浩荡荡的“马虎军”犹如风驰电掣一般，穿过空旷的原野，直扑向惊魂未定的陈、蔡军。等到晋军前锋开始突入时，无心恋战的陈、蔡士兵一触即溃，四处逃窜，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后方的楚军也无法站稳阵脚。到了这个地步，子上也只有迅速逃离战场了。 眼睁睁地看着右师溃退后，惊怒交加的子玉挥动旗帜，命令左翼的子西立即进攻，希冀能挽回败局。而在子西这边，由于与右师距离最为遥远，所以并未受到右师溃败的影响。很快，左翼的先锋队就已经冲了上去，双方刚一交兵，晋军的上军顿时阵脚大乱，后方两面军旗挥动，打出了撤退的旗语，顿时间，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晋军的整支上军迅速后撤，消失在飞沙所组成的迷幕之中。 子西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那么轻易，不由有些意外。他最初怀疑这是晋军布下的陷阱，但仔细观察败退的晋军掀起的尘土后，他判断只有整支军队的溃败才会造成这样的效应。子西于是命令乘胜追击。浩浩荡荡的左师部队很快从楚军的阵线向前推移，同样消失在风中飞扬的漫天尘沙中。 子西率部紧追不舍，却始终追不上对方的“败兵”。很快，前方的战车阵就和后方的步兵拉开了距离，这对于一支车步兵配合的军队来说是很危险的，但是胜利在即，也没人管那么多了。终于，前方的晋军似乎停了下来，尘灰逐渐散尽，子西忽然发现情形有些不对：对方的战车竟然排成一字形，向着自己摆开了进攻的架势！ 与此同时，拖在后面的步兵们也发出惊呼，他们看到从自己左右两方的地平线上，两道漫长无边的黑线正迅速逼近。很快，黑线就变成了黑压压的两大片，整支左师正被无边无际的敌军所包围，两个侧翼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而在背后，晋军也开始迅速合围，楚军眼看是插翅难飞了。 原来，这一切是晋军早已安排下的计策。在旗语的配合下，栾枝率领的前锋假意撤退，在战车后拖上了柴以扬起大量的尘土，造成全军后撤的假象。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战车一直后撤以吸引楚军追击，绝大部分军队开始借尘灰的掩护向右侧回旋，好像拉开一扇门欢迎自己的客人一样，一旦“客人”进门，就立刻向左回返，把“门”再牢牢关上。同时，晋军中军最精锐的“公族”军也在先轸、溱的指挥下，立即向右回旋，发动横向打击，和在外围的上军完成合围。并且，晋军有充分的兵力完成这一包围。由于左翼“马虎阵”的特殊效力，晋军在那里只用了下军的一半兵力(胥臣部)，而另一半兵力(栾枝部)则补充到上军中，以确保包围的完成。总体来说，自从楚军右师崩溃后，双方剩下的兵力已经持平，而目前晋军集中了大于80%的兵力围歼楚军至多40%的兵力，晋方占绝对的数量优势。 此时，子西的战车阵和步兵之间已经被见缝插针的晋军分割开来。后方的步兵已经无望逃脱，子西只有寄望于前方机动性强的战车能够冲出重围。看来唯一可行的突破方向是前方较薄弱的栾枝部，事实上，楚军在身后和两侧的晋军压迫下，也不得不向前方冲击。子西浴血奋战，终于率少许兵力杀出重围。而身后的左师大部只有面对被彻底歼灭的命运。 随着楚军右师的迅速崩溃和左师的快速“追击”，楚军的三个部分开始被斜向拉开，中间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隙，相互的配合支援变得越来越困难，直到完全不可能。我们不清楚中军的具体反应，从理论上来说，右师的崩溃已经不可挽回，唯一的希望在于援救左师突围，两军重新联合，或许还可能维持一个平局。然而隔在他们中间的是整支由先轸率领的晋军中军。此时这部分军队的前锋定然主动将二军隔开，不允许子玉的援军靠近。中军一时冲不进去，而左师被迅速围歼，这一点已经决定了楚军的败局。子玉很快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或许还想到另一种可能：胥臣所率领一部分的晋军在完成击溃楚军右师的任务之后，会从侧后方夹击自己。而一旦子西的军队被歼灭，先轸诸军也会毫不犹豫地左旋，反过来包围自己，这样就会全军覆没。子玉终于放弃了无望的尝试，命令中军撤退。 晋军的部分中军试图追击，然而在风中迷失方位，误入了附近的沼泽地，一面军旗被狂风吹走，指挥号令系统失灵，更让军队无法动弹。子玉总算得以全身而退，会合子西、子上二人后，收拾残军，狼狈南归。这样，城濮之战就以晋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这一战中，晋军损失轻微，而楚军至少一半的兵力被歼灭。史载，后来晋国将1000名战俘和100辆战车献给周王。考虑到晋国献给周王的俘获只可能占总数的一小部分，并且还不包括战死的士兵和毁坏的战车，楚国的损失恐怕至少在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 晋军在城濮休整了三天，食用的都是缴获的楚军余粮，直到初六才班师回国。一路之上，大军炫兵耀武，宣扬文公的功业，各国无不慑服。二十七日，晋军到达郑国境内的践土(河南原阳西南)，给周王修建了一座行宫。原来，文公已经把称霸提上了日程表，要请周王来主持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子玉的惨淡收场：子玉在回国的路上，已经派人快马加鞭把战败的噩耗通报给了成王，成王的答复是：“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楚军士卒不少是申、息地方人，这话当然就是“何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让子玉自己了断。子玉遂羞愤自杀，除去了成王的心头大患。然而若敖六卒得以全身而退，若敖氏实力仍在，直到三十多年后的庄王时期，这一家族才被彻底剿灭。 子玉自杀的消息不久传到北方，让晋文公也松了一口气，说子玉一死，楚国就再没有人能够威胁我了。这个收尾的故事在后来的历史中被反复引用，倒是拯救了不少败军之将的性命。 尾声：千秋盛业 城濮之战直接促成了晋文公的“一战而霸”。楚军一败，主动或被动与楚国结盟的几乎所有华夏国家都立即转到晋国一方来，晋国势力大张。周襄王最初对晋文公也十分亲热，希望靠晋国的支持恢复王室权威。然而不久后，文公在与诸侯会盟时大大咧咧地“召见”了襄王，还近乎儿戏地让他表演狩猎，在形式上掩盖以臣召君的悖礼，所谓“天王狩于河阳”，让百年后的孔老夫子还耿耿于怀。襄王复兴周室的梦想算是彻底破灭。这一着让各诸侯国明白，谁才是真正的“王”，以晋国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形成了。 而晋国的称霸则意味着楚国百余年来的北进运动已经结束，楚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虽然战败对楚国的实力损耗不大，但是已经足以牢牢确立起晋楚二元对立的国际关系体系：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一百多年的对峙，任何一方面企图打破战略平衡的努力都会受到另一方的激烈反弹，纵然楚国后来出了楚庄王这样的不世英主，也只能使楚国占一时之上风，而不能永久摧毁晋国，实现吞并中原的梦想。最后，两国都在这样的对峙中被消耗得筋疲力尽。随着晋的分裂和楚的衰落，春秋时代也就结束了。 然而城濮之战最重要的后果此时才刚刚露出端倪：中原的华夏文明通过这一仗而赢得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称楚人为“蛮族”颇不公正，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巫术发达，幻想奇谲，却与中原文明和平中正、以礼乐治天下的人本精神大相径庭，二者的差别从 《诗经》 和 《楚辞》 间就可见一斑。无论如何，如果楚人入主中原，楚国的巫蓍文化必将占据主流，中国文化的特质也将根本改变。城濮一战，不仅作为文化载体的华夏诸邦得以保全，而且此后在长期对抗楚国的斗争中，“中国”的主体意识在华夏世界得到了确立和强化，城濮之战后的一个世纪，孔子、孙子、晏子、墨子等“轴心时代”的第一批思想家就先后应运而生(老子的身份、年代、国别尚有争议)，照亮此后两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从这一点来看，城濮之战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它和马拉松会战在后果上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希腊文明在和波斯文明对峙了三百多年后，仍然将后者彻底摈除于自己的文明圈之外；而在同样的几个世纪里，荆楚文明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交融，最终被吸收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结果，这次华夏文明早期的危机和洗礼，也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古卷中。 相关专题：mangazine.名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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