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韬晦：唐君毅回归太迟

　　唐君毅被认为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心通九境”。12月上旬，以“唐君毅思想与当代世界”为题的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为了了解唐君毅这位相对陌生的海外新儒家，本报记者采访了唐君毅的弟子霍韬晦，同时，霍韬晦也就本年度国内的一些国学现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新京报：与牟宗三等新儒家在内地的影响和知名度相比，了解唐君毅的人很有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霍韬晦：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著作出版太迟。唐先生逝世已经快30年了，直到去年，他的著作才在内地公开出版。

　　新京报：与其他同时代的新儒家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相比，唐君毅最独特的贡献在哪里？

　　霍韬晦：新儒家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要守护中国文化，不要让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唐先生和其他新儒家所做的工作就是让中国人恢复对中国文化的信心，能接上我们的传统。

　　唐先生和牟宗三先生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与徐复观先生都出自熊十力先生门下。但这只是很外表的看法。实际上每个人的修养、贡献、开拓、用力的方向都不相同。唐先生和牟先生都是做心性之学，是对我们内在的道德心灵的自觉。

　　徐复观先生注重政治、社会等客观方面。唐先生和牟先生关注的问题相同，他们都注意到怎么对西方文化进行回应，但是两个人的解答很不一样。大体来说，牟先生的思辨性很强，对概念的使用很严格，受康德影响很大，他完全是一种西方式的哲学思维，所以他晚年说，自己一生在为理性而奋斗。唐先生比较强调生命里面的一种悲悯之情，表现出来是一种性情的体会，从性情里面看到文化的开出，哲学思想的建立。他把所有的哲学思想看做我们生存生命的一种悲情，从生命的内心对文化的关怀、思考、反省，开出很多不同形态的哲学，不同形态的文化。

　　他比较注重各种不同哲学的来源，它是怎么出现的，认为理性只是一种工具。

　　新京报：有学者说，唐先生的核心思想是“心通九境”说，如果用大众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心通九境”指的是什么？

　　霍韬晦：“心通九境”只是一个概括。唐先生是从源头上看一切文化，一切哲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所以不是把这些不同的哲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体系，不同人的贡献从内容上先摆出来，他先看一切文化是怎么开出这个层次的，所以他先从我们心灵里面的活动开始。心灵里面第一个层次是往外活动，看客观世界。

　　看到客观世界以后，再看我们自己心灵的活动，即主观世界。在客观里面有三个层次：观个体，观类别，观因果。主观世界里面也有三个层次：观心身关系与时空，观意义，观德行。在超主观与客观对立的绝对境界，又分三个层次：观神界（基督教），观一真法界（佛教），观性命界（儒教）。这就是“心通九境”。

　　新京报：你刚才说很多新儒家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是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

　　那么，你认为唐先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霍韬晦：这个问题是“五四”时代的问题，从提出到现在差不多100年了。我不讲唐先生，我个人认为，我们早就应该超过这个层次。

　　新京报：唐君毅思想能为今天的普通读者带来什么？

　　霍韬晦：现代社会重视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不可避免会带来很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源头在于人没有对自我的约束。西方的思维是用外在的手段如法律、制度来管理，这种外向的思维是无穷无尽的，到最后，人被折磨得很辛苦。我们要超越这个层次，唐先生认为，人对自我的约束才是最关键的。

　　■人物名片

　　唐君毅与牟宗三等一起并称为海外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著有30卷本的《唐君毅全集》。1909年1月17日生于四川省宜宾。

　　1974年，唐君毅与牟宗三、徐复观、吴俊升等人恢复和创办私立的新亚研究所和新亚中学，任新亚研究所所长。1975年秋，唐君毅应台湾大学之请，出任哲学系客座教授。1978年2月2日，唐先生病逝于香港九龙。

　　霍韬晦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20多年，教授哲学、佛学。1940年出生，上世纪60年代成为唐君毅弟子。曾赴日本留学学习梵语和佛学。唐君毅去世后，主编了30卷的《唐君毅全集》。

　　■霍韬晦点评国学现象

　　关于国学热

　　国学热是一种好现象，毕竟“国学”这个词已经很多年没有用了，于100年前有所不同，开始使用的时候，对于它的范围概括可能有点乱。过去用这个词的时候是对经史子集等无所不包，现在应该有所区别———因为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当代的学术语言受西方影响很大，我们无法回避很多西方的概念，如果国学是代表中国固有的学问或中国传统，那么就需要改一改，这个是专家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国学不是儒学，儒学在国学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

　　关于十大国学大师评选

　　胡适和鲁迅居然入选了十大国学大师？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他们不都是反对国学的吗？梁启超开过一个国学的书目，有人问鲁迅，鲁迅就说，线装书一本都不要读。他是砍断国学的人。

　　关于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和精华

　　儒家思想不能用糟粕和精华一分为二，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思维把它一刀切断，这些要，那些不要。像“三纲五常”最早的时候是说，我们对于长辈、父母应该有一颗感激的心，比如“父为子纲”是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状况，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心灵的活动，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应该懂得感激和回报。这样，双方的心灵就会有一种互动，感受到对方的心意，这时，“情”才会出来，这就是性情的学问。

　　后来，纲常形成了一种体制，臣子和子女没有办法制约它，这就出问题了。

　　关于儿童读经

　　对于儿童读经，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先让小孩子把经背熟了，他长大了自然就会受益，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大人不应该替孩子做出选择，应该让孩子长大以后自己做决定。这两种态度，我都不赞成。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必须配合小孩的性情开发来读经，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

　　关于《论语》

　　内地有人在电视上讲《论语》很好，我在凤凰卫视上也讲了《论语》。但是我反对把《论语》用工具理性的态度来利用，我在凤凰卫视讲《论语》是从性情学的角度来讲的，如果没有性情学的配合，很容易把《论语》读歪。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