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百年足迹

　　一、因社会变革应运而生

　　春柳社创始人李叔同

　　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欧阳予倩

　　《黑奴吁天录》海报

　　中国话剧首先是因了社会变革的需求应运而生的。

　　清末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改良图存呼声撼动着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根基。以戊戌变法为标记，催化民智的需求呼唤着社会价值与人生观念的变革，导致了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新剧”的创建。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在东京和上海先后上演的《黑奴吁天录》，成为中国带有改良痕迹的“新剧”的先驱和模本。春阳社继而编演了《爱国血》、《革命家庭》、《社会阶级》、《秋瑾》、《徐锡麟》等许多带有鼓动性的时事新戏，受到广泛欢迎。在其影响下，一时“新剧”运动蓬勃兴起，众多的戏剧团体如进化团、新剧同志

　　会、上海戏剧联合会、醒世新剧团等开始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长沙、开封、广州、香港等地频繁演出，“新剧”如新星爆发一般在瞬间耀亮了黑暗中国的天空。

　　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更深入思考，从而导致了一场强悍的新文化运动。在戏剧领域，激进的新文化派提倡用真正的西方话剧而不是改良新剧取代中国戏曲。他们认为，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和表现性使之不能在舞台上毫发毕现地反映人生和社会，改良新剧也由于受到都市商业资本的腐蚀堕落为糜烂色情之物，因而一并遭到新文化派的唾弃。

　　为了贯彻自己的理论主张，新文化的先锋们一方面大力鼓吹并推动对西方戏剧的翻译工作——据统计全国在短短20年间就译介了欧美剧本约180种；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地模仿西方剧本样式进行创作，例如胡适模仿易卜生《玩偶之家》写了《终身大事》一剧，陈绵创作了《人力车夫》一剧，而一批话剧运动的中坚人物，像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陈大悲、汪优游、李健吾、成仿吾等人，都先后开始了他们的话剧创作。他们的作品被全国的剧社四处上演，影响力迅速扩大。众多的欧美戏剧、继而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在舞台上演，又有北大教授宋春舫等人从理论上对西方话剧不遗余力的推介，极大地推动了话剧的传播。

　　二、从舶来品到本土艺术

　　中国话剧导演制度的创立者洪深

　　一九二四年五月，《少奶奶的扇子》公演，该剧是洪深根据王尔德的四幕剧《温德米特夫人的扇子》改编导演。

　　以1920年上海新舞台上演肖伯纳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和民众戏剧社的成立为标记，话剧正式走上了中国舞台。20年代初期北京、上海学生“爱美戏剧”（非职业戏剧）和中期北京“国剧运动”的兴起，即是为了对抗商业演剧而体现真正的戏剧艺术精神。一些赴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开始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欧美戏剧样式和演出方法。田汉、洪深、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张彭春等人都为中国早期话剧舞台艺术的奠定作出了贡献。1924年洪深为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标志着中国话剧舞台艺术走向成熟，也由此确立了话剧的专职导演和正规排演制度。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新文化派的旗手胡适专门在上面撰文《易卜生主义》，鼓吹和推崇易卜生的精神，在文学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无独有偶，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我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由此可见，易卜生式写实戏剧对于中国话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话剧原本是西方舶来品，英语名为Drama，最初中文译名曾用过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名称。1928年洪深提议将其定名为话剧，以与西方歌剧（Opera）、舞剧（DanceTheater）相区别，得到公认，从此沿用下来。

　　三、新文化前驱者的号角

　　曹禺创作的《日出》

　　田汉创作的《名优之死》

　　话剧正式形成后，立即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话剧名作涌现出来，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洪深的《赵阎王》、《五奎桥》，郭沫若的《王昭君》、《卓文君》、《聂嫈》，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成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之作。诸多著名的话剧社团，例如有欧阳予倩、汪优游、徐半梅参加的上海戏剧协社，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南开新剧团，夏衍等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等，和全国各地的众多话剧社团一道，坚持长年的广泛的舞台演出。经过前驱们的一致努力，话剧很快在中国成为相当普及的艺术，成为与传统戏曲共生共存的舞台艺术种类，拥有了它的相对观众群，培养了一代创作者、从业者和爱好者。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一方面，新文化人创作的话剧引起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把话剧艺术的生长推进到一个根深叶茂的阶段。另一方面，话剧演出逐步由大都市舞台深入到民间、农村，加入到大革命和抗战的舆论洪流中去，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里，红色戏剧开展得如火如荼，八一剧团、工农剧社、战士剧社、战地服务团、火线剧社、战斗剧社、抗敌剧社、先锋剧团、东江剧团、铁流剧团以及数千个村办剧团，活跃于部队与民众之中。一批投身于革命熔炉的知识分子如沙可夫、李伯钊等，配合革命形势，不断组织创作出鼓舞斗志的话剧作品。相当多的政治军事领袖人物，如何长工、彭湃、方志敏、瞿秋白、邓发、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邓小平、伍修权、黄火青、刘伯坚、黄镇、肖华、梁必业等，都从事过话剧编创与演出，推动了革命队伍中话剧的发展。

　　四、郭沫若充满激情的历史剧

　　史学家、诗人、剧作家郭沫若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话剧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既是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也是充满激情的浪漫诗人和剧作家。他的经历和特点使其剧作个性鲜明，大多是诗剧和历史剧，充满了喷发式的浪漫激情。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节律性和时段性，有三个互不连贯的喷发期。第一期是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那时的郭沫若充满了创作的青春激情，在《凤凰涅槃》等一批著名新诗之后，他又快速创作了十余部诗剧，以“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即《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三剧），表达了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和爱情、关注妇女解放的精神倾向。这批剧作以其豪迈、热情和理想主义气质，鼓舞了追求新生活的五四青年投身于社会变革。之后几乎20年未写剧本，到抗日战争中期的1942年前后，郭沫若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写了6部剧作，成为其创作生涯的第二期，标志性作品为《屈原》，热情讴歌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忧国忧民、光明磊落、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崇高品质，尤其屈原在暴风雨中悲愤呼喊的长篇台词“雷电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在大后方重庆的观众中形成强烈共鸣，产生了鼓舞抗战的巨大影响，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郭沫若剧作的顶峰。第三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时已六七十岁的郭沫若又提笔写下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剧，仍然像以往那样以历史女性人物为对象，而更多地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印证了他“失事求似”的史剧观。

　　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体现了他诗人、史学家和政治家三位一体的风格。他浪漫主义地处理人物形象和构设矛盾冲突，强调古为今用，主题明确，倾向鲜明，这些使他成为自成一家的历史剧作家。

　　郭沫若以史鉴今的《屈原》。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

　　五、曹禺的杰出贡献

　　曹禺是中国第一个成熟的话剧作家，他的处女作《雷雨》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他的一系列杰出剧作：《日出》、《原野》、《北京人》等，都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中国第一个成熟话剧作家曹禺《雷雨》勾画出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面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暴露出其内在的阴暗与丑恶，用始终郁积的一场雷雨来象征这一切行将崩溃。《雷雨》体现出古希腊命运悲剧和易卜生的深刻影响。它严格遵守“三一律”，它像易卜生戏剧一样带有客厅佳构剧的痕迹，戏剧结构以及各种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甚至细节都组织得完美无缺，但过于精致也给人带来脱离生活原态的雕琢感。

　　《日出》描写大都会资产阶级腐朽的阴暗生活：堕落的交际花陈白露依赖银行家的钱袋，终日在纸醉金迷中打发时光，认为她从前男友方达生希望拯救她的想法既可笑又不现实。但是，她出于尚未泯灭的怜悯心想从黑社会手里搭救少女小东西，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力量。黑社会头子金八通过操纵股票市场，套垮了她依靠的银行家，逼得她最终服安眠药自杀。在这部作品里，曹禺用“片段的方法”来截取社会生活横断面，用堆沙成山的方法来表现生活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用“色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日出》的戏剧进程自然、真切、生活化，具有纪实性特点，显现出成熟、从容、平实的风格，但其中又不乏象征意义。

　　曹禺也受到当时西方盛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并从中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他于1937年发表的《原野》一剧，就是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实验作品。《原野》通过对原始蒙昧的血亲复仇观念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底层农民对于黑暗压迫的反抗。1941年，曹禺又完成了另外一部更加自然化的杰作《北京人》，采取了更为接近契诃夫的手法，不露痕迹的结构、生活化的语言、活生生的人物、随处充溢的哀伤意绪、平淡隽永的风格，使得此剧染有浓郁的哲理性情怀，寓意深刻，成为一首旧生活的哀歌。

　　曹禺的创作把中国话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整体推动了舞台导演、表演和舞美设计综合水平的提高。曹禺使中国话剧从创始和实验阶段走了出来，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舞台艺术样式。

　　曹禺二十三岁即写成处女作《雷雨》。图为北京人艺一九五四年版，苏民饰周萍，狄辛饰繁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