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

　　12月23日凌晨，陈虻最好的同事和朋友崔永元、李伦等人，眼看着那条代表他心脏活力的曲线慢慢变直了。

　　最近两年他几次发病，自9个月前确诊为胃癌之后，坏消息接二连三，但他始终乐观，女同事们收到他的短信，“别 担心，等你们都穿上棉裙子的时候，我就好了。”

　　猝不及防的诀别令每个人都感到悲凉孤寂，大家不知道离开了医院还能去哪里。后来敬一丹、白岩松他们到陈虻的办 公室待了一夜。

　　他的办公室离央视旧台址不远，内部人称之为“南院”，是央视新闻频道绝大多数栏目组的办公地。身为社会新闻部 副主任的陈虻两年前因胃部大出血住院，之后确诊为胃癌，而食堂距离他的办公室不到百米。

　　敬一丹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平复了，没想到12月26日下午一走进南院，眼圈就红了。她一边流着泪，一边收拾陈虻 的遗物。看到书柜里码得整整齐齐的《电影传奇》，她给崔永元发短信。很快看到回复，“以后，还会有谁欣赏我们的作品。 ”

　　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体能透支，几乎是电视人的通病。曾经供职央视评论部的周文飞说，在这个“使人老得很快 ”的部门，“很少有人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大家都像工作机器一样，活着干，死了算。”

　　但陈虻的离去似乎又不仅仅因为工作的重压。很多同事、朋友都谈到了他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境遇间的辗转。白岩松说 ，“他是那么有才华，那么多想法如同绚烂的火花不断在他心里燃放升腾。但后来，变现的越来越少，郁积的越来越多……”

　　当年与他一同投身新闻改革的那批人都因他的离去陷入巨大的悲恸，在采访中，常常有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就哽咽难言 。陈虻办公桌上的一盆白菊别着字条——“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老朋友时间则在留言本上写道，“我们是兄弟，是战友，如今战壕没有了，冲锋也没有了……”

　　崔永元、敬一丹、水均益、白岩松这些当年战友的追忆，让我们看到他的真诚、理想和纯粹。在他们的热泪和哀悼中 ，一代电视人的青春远去了，他们的眼泪，为陈虻而流，也为自己而流。

　　崔永元：他傻得让人心疼

　　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长头发、他的箴言一样的话语风格，让人误 以为他是活得非常逍遥、丰富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别单调。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 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每一拨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大家全在较劲，哪怕坐在一起打牌都较劲。每个季度评奖，大 家把自己的好节目都拿出来，评一二三等奖。有时嘴上不说他的好，心里还是服气的。一个短短的电视纪录片，做到了《秋菊 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水平。电影人孜孜以求的东西，被一个电视人做成了，原生态地表现真实生活，而且是日 播节目，非常了不起！我心里是服气的，但嘴上不能认输。

　　较劲的好处是每一个人都很认真，都能感受到快乐，走在街上觉得可以挺起腰板，理直气壮。我很怀念那段日子，现 在没人和你较劲，自己和自己都较不起劲。但陈虻较劲，一直较到最后。

　　1993年开始新闻改革，出现《东方时空》，好的报纸、杂志都不再轻视电视台了，觉得电视台有点像样的节目， 有点有头脑的人了，等于是给整个中国电视争了脸。《生活空间》每天讲述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工作量相当大，在他接手 之前，是《东方时空》的一个软肋。但陈虻让高深莫测的纪录片成了个日播节目，让你每天看到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的故事。 外行看上去很热闹很亲切，内行也不一定明白那些平头百姓在镜头前为什么那样松弛，仿佛摄像机不存在一样。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 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 识、能力的人。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会坚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体不行，哪怕累死。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 意义的事，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别抖小机灵，老老实实在节目里卖傻力气、下死功 夫——这些是陈虻教给我们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形势就变了。很多人都开始混日子了。我在食堂看到老编辑，头发鬓角也白了，用牙签剔牙。我问 他你干什么呢。他说呆着呢。我说你真操蛋，就这么活一辈子。他说那你说怎么办？

　　2002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做《小崔说事》，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 了。我已经完全掌握电视的规律，知道怎么回事，那节目25分钟，我要讲3件事，三七二十一，每人7、8分钟，观众刚一 疲倦就换一个人讲故事。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永远排在新闻频道前三名前两名。其实是投机取巧。他们问我怎么做到的。我 说要给我一个15分钟的节目，我能弄得收视率更高，让观众来不及换台就播完了。

　　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陈虻那个时候已经当副主任了，他审 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还去看我了。

　　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 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 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我非常在乎他的评价。我精耕细作我的《电影传奇》，别人也会顺势夸两句好，做了一年他也没表态。有一天他说， 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作品。什么叫作品？兄弟，这是一年只能做10集的，你做成了周播节目，了不起！所以我和我们的编 导说，你们干的是作品，别拿着当个活儿干，别想着编一集挣几千块钱，咱们要对艺术负责，要对良心负责。从今天起就好好 完成我们的作品，不必再去管什么收视率。

　　我们和上个时代的人不太一样，他们那时不知道优秀的电视什么样，就觉得中国的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知道世界优秀 电视的水平，对我们自己做的节目，也知道做好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做到想象中的水平，你当然着急。我们总爱拿年轻做本钱 ，掐指算算，没多少时间能让你做正事，更别说挥霍了。

　　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一定是大起大落，做不到游刃有余。 可能我们就只能干这个。我们俩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特别好，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两个就像亲兄弟一样，无话不谈。

　　陈虻确实是很有理想的，他很在意，一直没歇着，真拿这个当一个事。但是大家越来越不在意了，现在有很多方式很 多选择，怎么活都行：经营经营自己的博客，找找关系炒炒股票挣挣钱换换车，体验一下新生活，好多事呢，忙不过来。就连 我现在也看一些花哨的杂志，虽然我不喜欢，但我看他们在说什么，用什么方式表达，是不是也有意义，我甚至学着每天花一 小时上网，看看新闻，打打游戏，学着像别人那样轻松地对待工作、对待生活。

　　我在试。他连试都不试。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

　　我遇到过太多审片人，看3分钟节目就枪毙了。这是人家的心血啊，不让播你至少看一下，刚看3分钟就不看了，你 跟他解释他就跟你急。陈虻总会听你解释，会冒着风险同意你的讨价还价。

　　如果陈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华，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里有一帮总给他惹麻烦的同事和兄弟，这些总在试探话 语边界的朋友、哥们儿、同事断了他的官路。

　　他去世前3天我去见他，那时我已经知道情况很不好了。我在楼下转了一个小时，努力平复情绪，怕自己在他面前掉 泪。他还在跟我谈工作，说你的节目挺好的。

　　我从心底里感到难受。按说，9个月，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做好足够心理准备了，但事情真的发生以后，所有人都受不 了。

　　我给他写了一副挽联：“一身正气，做书生君子，确实有情有性；两袖清风，为同事朋友，当然无声无形。”

　　敬一丹：我只想用干净来形容他

　　我到《东方时空》的时候，已经过了青春的年纪。但是在那样一个团队里，你始终能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力量。

　　我一直佩服业务领袖，佩服那种具有船长气质的人。陈虻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电视的把握实在精准，并且具有前瞻 性。陈虻想出来的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实是那个年代《东方时空》很本质、很精髓的表达。那不是一闪念冒出 来的，那是他长久思索，在某种启示下得来的。

　　2008年很多人爱说一句“用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其实这样的工作陈虻早就做了。2000年的时候，他策 划了《日出》这个全球联播节目。当新世纪的太阳升起的时候，让全球各个国家提供转播信号，展现那个国家的人们如何迎接 日出。这不仅仅是迎接日出，每个国家迎接日出的方式，其实就是他们对待生活、对待生命的方式。那个节目我是主持人，最 初我并不完全理解他的想法，但后来作品完成我确实信服。直到现在，这个想法仍然显得前卫大胆。

　　他用了很长时间让自己的理念越来越清晰，让他的团队理解这个理念，在节目中实现。我们看电视十几年来所发生的 变化，总能看到陈虻的影子。

　　他本人是那样一个干净而浪漫的人，对人的态度、对人的眼神，都让人觉得干净。他做的事，无论动机还是方式都是 干净的。有才华的人很多，有才华又干净的人很少。这两种气质混杂在一起，很动人。在我心里他是知识分子。不是念过大学 就能称为知识分子的，有的人就是拿到博士学位也不算知识分子。

　　我特别喜欢他的眼神。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留言本上留言，我写的就是“陈虻我会永远记得你的眼神！”那种干干净净 ，像兄弟姐妹那样，又透着聪明，让人很有信任感的眼神。

　　“求实、公正、平等、前卫”是新闻评论部成立之初的部训，当年那么多人冲着这8个字投奔过来，后来环境发生了 那么多变化，很多人的职业使命感都淡了。陈虻是有道德力量的人，他始终在坚守，哪怕非常困难，哪怕只能守住一点点。

　　水均益：我的一部分随他去了

　　陈虻是我们这个团队标志性的人物，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精神。

　　我们是同一年到评论部的，一晃15年了。《东方时空》初创的年代，真的是一个充满激情、才华，甚至是有点狂妄 的年代。《东方时空》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子栏目，当然更离不开《生活空间》。陈虻是非常狂热的纪录片推崇者，追求非常 民生的、非常纯粹的、真实记录生活的那样一种表达。他讲话、看片子或是评论片子，既充满激情，又具有哲理。我们都非常 佩服他，心悦诚服。

　　那个时候我们天天比着干。陈虻组里的《生活空间》有好东西了，那不行，我们《焦点时刻》就得往外冲，就得曝光 监督，《东方之子》就得提供人生精华。我们整天都有一种开创者的自豪和热情。

　　但是这些年来，各种有形无形的约束使很多东西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那种感觉随着时间流逝，说好听点是逐渐成熟 、日趋稳重，说实在点就是对新闻对电视的热情渐渐消褪了。让我们这一批人，包括陈虻在内，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不 能埋怨任何人，也不能埋怨任何事，好像是各种东西混杂在了一起，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变化。陈虻是一个坚守者，但他的感 觉也在消褪，在他眼里越来越少看到当年的那种闪烁了。有时候能读到一点点无奈，甚至是痛楚！还有一点悲壮！

　　我也得过胃病，胃跟心情跟情绪关联特别大。陈虻又不喝酒，就抽个烟，按说不至于发展到胃癌。这跟他长久以来的 郁结有关系。

　　他第一次出院后，我跟他有过一两次比较长的交谈。我感觉他心里不太痛快，有委屈。有很多事情对他也确实不公平 ，包括他干的这些工作。他实际上是一个业务人才，你把他扔去做片子，绝对好手。可能也是受到重视，让他做行政领导，他 一天到晚审片子，太疲劳了。他是做纪录片出身，就特别热衷于审《社会纪录》、《纪事》这些栏目。我下班时经常看到他在 那儿审片，房间里围着一堆人，小青年、新来的编导，竖着耳朵，毕恭毕敬听他论道，声音很大，隔着楼道你都能听见。他侃 侃而谈，眉飞色舞，一个10分钟的片子他能说一个小时，基本没有停顿。

　　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是他这次住院前，谈了两三个小时，非常真诚投机。我们两个中年人，像懵懂的少年一样，在那儿 谈人生，谈理想，谈逝去的岁月，也谈到了生死。到这个年纪，死亡会近距离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的亲人、朋友身 上，人对生死的这种思考变得更加具体了。

　　有时候不太愿意谈，或者不太敢谈，可是同龄人坐在一块谈一谈，有时也是一种鼓励、一种安慰。我们聊得挺投机，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坦率的人，聪明、敏感，他对待死亡的态度非常坦然。

　　我劝过他，身体已经发出预警信号了，你得换一个活法！首先要把这种非常强的竞争心态往下平一平，其次是饮食、 烟酒这些东西都要控制了。他不怎么喝酒，烟瘾很大。他还真是有毅力，后来基本上就不怎么抽了。但生活还是没有规律，有 时候晚上八九点钟了，才跑到食堂吃两口。

　　陈虻对电视非常非常执著。他是为电视而生，为电视而狂，可能也是为电视而走。他的很多想法没实现，走得不愉快 ，是个悲剧人物。离开那天，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交替中，他对一直照看他的好朋友、《社会纪录》的制片人李伦说了一句： “话语空间。”李伦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涌起滔天巨浪，一下就被打蒙了。他病了两年了，怎么最后还想着这样一句话 。

　　一想到他走了，我心里就凉凉的。我们的队伍开始减员，我们的势力开始削弱。不是帮派势力，而是那种志同道合、 惺惺相惜的力量在削弱，这是一种很悲凉的感觉。突然间身边的战友倒了一个，让人害怕深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你不愿意， 不相信，甚至不敢去面对的东西。大家心中可能有某种情绪，有对那个纯粹年代的追忆，对现状有埋怨，又不知道去埋怨谁。

　　这些天，很多人都因此变得脆弱，彼此寻求慰藉。很多同事朋友见了面以后多了一句话，就是“保重”。大家是在提 醒：健康是第一位的，身体是你拼搏、实现理想的本钱。昨天跟一个朋友打电话，其实他跟陈虻并没有多么熟，但说着说着， 一个大男人就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了。

　　我们的痛苦和感伤不仅仅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好哥们儿、好同事、好朋友，而是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 停下来追忆。怎么说呢，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远去了。

　　陈虻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一个人对喜欢的事业，新闻也好，电视也好，他是不会停止追求的。 不会说一个好哥们走了，得了，我们干脆明哲保身，老婆孩子热炕头。肯定不会的，可能反倒会有激励，把他的追求，他一直 非常珍视的、等同生命的事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对陈虻的一种安慰。

　　我是西北人，比较乐观的一个人，没有什么事情是想不开的。但是这几天我老是沉浸在悲凉感伤的状态当中。我自己 也知道这不好，但有时好像挥之不去，有时甚至有意让自己在这样的状态里多停留一下。这也是珍贵的时刻。当坐在电脑前写 一篇追忆陈虻的小文章时，好像有一种洗礼，把心境、思绪、杂念都净化了，所以我要感谢陈虻。

　　陈虻走了，我们的痛苦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减轻，甚至淡忘。但是冷不丁也许又会在某一个时刻想到他，甚至 听见他说电视、纪录片、话语空间……

　　白岩松：他是一个寂寞的聪明人

　　好像所有人都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次因为陈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发这样大的情感，我感觉这可能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结 束的感伤和喟叹。我们骨子里是因为眼看着一个兄弟就这么倒下了，而你无能为力。

　　那天晚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猜我的表情既不是哭也不是笑，但可能更像笑。一路上我都觉得荒唐，时代、生命、 别的什么……

　　他太寂寞了。以前我当制片人的时候，每个月都会把我喜欢的书、读过的书选个两三本给组里的人买，也会留几本给 他。每次他都会跟我交流，他一直在看。后来我辞去制片人的职务，他常跟我开玩笑：“哎，怎么不送书了？”我一笑。其实 后来我挺后悔的。他要的是书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他跟我说话时的表情。那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灵魂，他希望交流，他有太多 的想法了。

　　你想想，他能够让《生活空间》横空出世。1998年5月1号的《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讲《生活空间》的 ，当时给了我们很大的振奋。突然你看到电视除了娱乐功能、影响力外，还有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东方时空》之前，电视是 有收视率、有影响力的，但很少会赢得这么大的尊重。现在回头看，那个时代当然值得怀念。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可能 那个时候是不正常的，现在才是正常的。我们很庆幸赶上过一段不正常的时候。

　　陈虻这样一个写下历史的人走了，不仅是一家电视台的损失，也是传媒界的损失。他曾经是这条路上的一个路标，应 该被记住。

　　我觉得悲痛跟悲壮不一样，陈虻的走更靠近悲壮，因为他留下了那么大的痕迹。等到有一天大家都走了，生命的长度 就都一样了，那个时候就要比质量了。也许，即便我们再多活几十年，他仍然在质量上领先我们很多。

　　我在这个院里跟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怎么还没吃饭啊！”我经常见到他中午一两点了还在那儿跟人家讲节目。 我就着急，你怎么还不吃啊？偶尔，中午两三点了，在食堂看到他，永远坐角落那张桌子，吃一盘饺子，周围又一堆人。他是 爱思考的人，讲话非常有趣，任何时候都精彩而绝无重复。拿录音笔录下，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这么一个不喝酒的人，怎么就得了胃癌了，最后又转移到肝。真的不公平。他的离开提醒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 释放，该拍桌子拍桌子，该瓶子瓶子。人要没有释放，在这个环境中，憋死你的事太多了！

　　(感谢实习生唐跃整理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