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

　　史学界和医学界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为两者的联姻提供了可能。俄国形式主义大师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何以具有魅力的原因在于“陌生化”，其实，这句话多多少少也适用于史学。克罗齐在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时候，点明了当代语境对于史家写史的影响，同时，这也彰显出了历史观察的多维角度。历史所能够提供的多样思考，多维度的观察，这种具有连续性的陌生化也正是历史学的魅力之一。

　　疾病医疗史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内地史学界近年兴起的一个新领域。长期以来，内地的医疗史的研究是在“医生写史”这样的模式展开的，而在史学界中却处于缺失和边缘的状态。然而，生老病死这些与每个人的生命都密切相关的事物不可能不对历史上的生命以及历史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不独在提供独特维度观察历史上疾病医疗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西医争论、中医的处境等话题为人所热议、在“非典”、

　　今年8月11-14日，

　　郭松义利用丰富的清代刑部档案资料，采用样本统计的方法探讨了正常社会下（战争、灾疫等以外的）北京的自杀问题；饭岛涉通过对中国疫病史研究动态的介绍，提出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从国际关系史、环境史和政治史等入手来展开；江澄在《中国麻风史研究的意义、现状和方法》的报告中利用丰富的图片资料详细介绍了麻风病的古今面貌，并提及了关于整理麻风病档案的状况；辛圭焕通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北京市政府“粪业改革”，分析了改革中国家权力与粪业从业者间的冲突以及当时政府改革背后的公共卫生理念；郑金生的《中药的药害与社会因素的关联》一文简要的探讨了由于历代社会的科技水平、思想风尚、商业利益、文化背景等社会因素所导致中药错误使用以及由其产生的中药药害问题……这些内容丰富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对领域内学者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医学界和史学界的学者在这里的交流和碰撞是一大亮点。史学工作者从事医疗史的研究在医学专业知识上往往有所欠缺，而医学工作者在从事医学史研究中，其搜集资料的能力，其通过医疗史的研究来实现对社会的剖析的能力也远远不及史学工作者。郑金生“内史”、“外史”的概念其实正是基于两者不同的优势而发。尽管需要这样区分，但“内史”和“外史”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毋庸置疑的是两个学界学者的共同期望。

　　在各种疾病医疗史研究取向中，笔者对其中三种取向尤为关注。

　　一是梁其姿所提出的医疗史“多种现代性”的思考和探求“近代”以前近代性因素。这显然和近年来学界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诉求相关。这对于我们摒弃过去将“现代”和“西方”等同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的颠覆作用，在近代，西医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被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现代”产物。那么，中医本身是否也拥有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否是有多重的？所以，在条理西方医学制度发展的前提下，也有必要对中医的发展轨迹重新做梳理，尤其是对“近代”以前的中医多做考察，看是否可以发现一些“近代性的因素”。

　　二是杨念群关于身体与政治、空间等的关系。在他的新作《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可以看出他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通过分析“采生折割”这个法律上的术语在身体上的影响、国家对与精神病院这种医疗机构态度，他把医疗、身体和政治勾连起来，试图说明政治在身体和医疗上的权力表现。他还提及身体在空间中如何安置这样一个问题，认为教堂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和中国患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借疾病医疗史说事，考察近代社会变迁”，杨念群在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中用到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的东西，须知，后现代主义是尤其注重分析“文本”的，而政治对文本写作的影响是其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

　　三是余新忠等学者关于卫生史的研究。卫生史研究是目前海外相关研究甚受关注的问题，余新忠通过对晚清卫生概念和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等的考察展现了他对近世卫生史研究的系统思考，即不仅希望从概念的演变等入手来揭示中国近世卫生观念和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希望通过钩沉所谓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被掩盖的声音，来呈现卫生近代变迁过程中的复杂图景，进而促发人们对卫生近代化过程和“近代性”的省思，并进一步从社会和文化的双重视角出发，实践从社会到生命的学术理念，立足卫生，从多方面来观察近代化过程中国家对身体控制的加强以及民众对身体自由的认知。

　　在疾病医疗史研究兴起而又未获成熟的情况下，交流和合作显得尤其的必要。学术交流的达成、学者视野的开拓、学术合作的开展、医学界和史学界的互补、新的研究方向的开辟，这些仍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