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国：千万个小人物命运汇成的改革大潮|于文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像志|改革开放四十年

　　口述 | 于文国

　　整理 | 马俊岩实习生方莉

　　编者按：

　　于文国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四十年前，在基建工程兵部队的驻地辽宁省本溪市，他用一台120毫米双镜头海鸥照相机与摄影结缘。此后，他历任《宝钢报》摄影记者、《中国冶金报》驻宝钢摄影记者、《工人日报》驻华东摄影记者和《工人日报》摄影部主任等职。曾获得过第一、二、三届“中国摄影记者金眼奖”、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等国内外多项重要奖项。于文国从事新闻摄影的四十年，恰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他以平民视角记录了这个波澜壮阔和剧烈震荡的大时代。

　　深处历史潮流之中，所有人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命运汇成了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用智慧和汗水一浪高过一浪创造着历史，能为他们留影，能够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见证历史，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

　　如果给我这些年的摄影追求来个定位，可以这样说：我是在尽最大努力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中华民族的奋斗史。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在这个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历程中，中华儿女既有汗水也有泪水，既有笑声也有哭声，既有喜悦也有悲伤，既有成功和鲜花也有失败和心酸，有时甚至还有生命的代价……

　　1992年9月，当上海市民正在为股票、期货而狂热的时候，远在西部的青海格尔木街头，彩票热才刚刚兴起。爷爷的彩票没有中奖，孙子哇哇大哭。满地的奖券，撕碎了多少梦想。摄影|于文国

　　我记忆中，1992年，当上海市民正在为股票、期货而狂热的时候，远在西部的青海格尔木街头，彩票热才刚刚兴起，目睹那一地破碎的奖券，撕碎了多少人的梦想；1994年，山东省沂南县的干部们等到凌晨近一点，也没有看到外商的影子，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路况和通讯问题，外商根本就没有启程，当时全国各地为了招商引资，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

　　本着“不给历史留下空白”的理念，我记录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也记录了这个大时代的变迁。

　　住房改革破冰

　　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城市居民实行分房制度，国家统筹统建，再根据职工的工龄、级别等条件分房，产权归国有。1978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市在分房制度上在全国率先取得了突破，主要体现在住宅建设由国家统筹统建统分为主过渡到了由单位自筹自建自分为主。此前，住房的分配其实是一种福利待遇，但是职工分得的房屋有可能离单位远，或者父母年迈需要照顾，这时就产生了换房需求，当时，换房几乎成了当时上海市民自主改善居住条件的重要途径。起初，人们偷偷摸摸地进行换房，到了1982年，上海市民自发形成了包括卢湾区淡水路、徐汇区跳水池、虹口区昆山花园等一批自由换房场地。我当时还是《宝钢报》的记者，听说卢湾区淡水路有换房的，我就偷偷地去拍照，按了六七次快门，拍完就离开了。逐渐地，上海市政府认可了市民的换房行为。

1982年2月，上海市卢湾区淡水路换房市场。摄影|于文国

　　后来，各市辖区房地局设置了住房交换所，区下辖各个街道的房管所还配有一名住房交换员，全市纺织、机电、轻工、交通等43个系统中也设置了换房机构，并组织了大量的大型换房会。

　　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主持了上海住房制度改革。1991年，《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五句话：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上海在全国首创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推进房改，住房由福利分房向商品化、市场化供应转型，这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破冰之旅。当时，我已经是《工人日报》驻上海记者，上海市推行房改那段时间，从市委市府的会议上和每天的《工作通报》中，深深的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对于房改极其慎重。

　　1998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确定将房地产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至此，福利分房制度终结，中国迎来买房时代。

　　国企改革攻坚

　　中国国企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作为摄影记者，我也记录了这个过程。

　　上海寅丰毛纺厂是上海国企改革靠前且效益较好的企业，在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探索中实行了“一厂三制”，即在原有的国有体制下，该厂与日本丰岛株式会社在闵行共同投资创办了中日合资寅丰服装有限公司，又与嘉定长征五星村共同投资创办了国营、集体联营的上海寅丰毛纺织厂五星织造分厂。九十年代初，同一个下午，我分别拍摄了分属三个不同体制下的企业车间，结果，看到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国有体制下的纺织车间，机器被闲置在一边，工人们无所事事；在国营、集体联营的工厂车间，工人们忙忙碌碌，加上厂房比较暗，当时因为没有高感度胶卷，我都难以拍到实焦的动态影像；在中日合资公司，追求效率，工人在流水线上干活，就连上厕所都要跑着去，当时是厂长陪着我，厂长来了工人们头都不抬、理都不理。

1993年，上海一家毛纺厂的车间里，机器被闲置一边，职工无所事事。摄影|于文国

　　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没有特殊情况发生要辞退一名职工非常困难。然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有职工的“铁饭碗”逐渐被打破。1992年，上海部分国企在全国率先经历了一个“破三铁”的过程。“三铁”指“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也即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改革。

　　上海柴油机厂属于老牌大国企。1992年3月，上海柴油机厂举行了签订劳动合同大会，全厂职工由固定工改为合同工。首次签合同，合同期为三年，三年后根据表现再定，职工“铁饭碗”由此被端掉了。我记得工人在签合同时的心情都非常忐忑、复杂和凝重。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节点，国企职工的下岗也自此开始。

1992年，砸掉铁饭碗之后，上海柴油机厂的职工来到车间向管理者要活干。摄影|于文国

　　之后，对于下岗职工，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举例来说，纺织业曾经是上海市的支柱产业，到了1994年，上海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要砸掉三分之二的纱锭，55万多纺织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面临下岗。纺织业曾为上海各界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这年秋天，上海纺织工业局召开了一次“回娘家”座谈会，探讨纺织工人再就业问题。曾在上海市第一印染厂工作、后来到上海航空公司任职的范鸿喜提出可以从转变观念上开拓思路，在中青年女工中招一批乘务员。当年11月，《新民晚报》刊登了上海航空公司从纺织系统招聘14名“空嫂”的消息。出人意料的是，有5万多人报名。1995年，经过多轮筛选，最后18名纺织女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空嫂”。如今，23年过去，她们有的退休，有的重新返聘再上蓝天。

　　中国民工潮

　　改革开放前，农民很难实现大规模流动。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曾经回村当过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副队长，对此深有体会。那时，社员们有事需要长时间离开村子时需要请假，至少要向生产队长打招呼，否则，生产队分派农活时就可能找不到人…… 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了，农村释放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许多人选择了外出打工，涌向城市，进而形成了民工潮。

　　1993年，春节刚过，这群安徽籍的农民工已经在阜阳火车站广场上排了两天一夜的队，他们准备去上海打工。摄影|于文国

　　我从1986年开始用照相机记录中国民工潮。那一年，我去广州出差，在广州看到很多涌进广州找不到工作的农民滞留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那时，给我的印象很深，以前，大家都是公差，有时候火车晚点，也有人在车站滞留，但人们都拎着包，看起来比较斯文；但是农民工群体的装束和状态截然不同。到了1993年，中国有接近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民工潮”汹涌而起，农民工急剧大规模向大城市集结，致使春节前后的火车站近乎瘫痪。在全国民工潮四大源头之一的安徽阜阳火车站，大批农民从大年初二开始就背着各式各样的包裹在火车站排起长队，甚至，有人上厕所回来就再也挤不进队伍，为此还吵了架。也有很多人买不着票，在拥挤嘈杂的车厢里站十几个小时到达打工的城市。

　　1993年1月25日，大年初三。在阜阳火车站广场上经过两天一夜的露天排队，开往上海西站的“闷罐车”农民工专列即将启动，商贩们在“闷罐车”外售卖食品。摄影|于文国

　　多地设有用“闷罐车”专门运送农民工的专列，车票非常便宜。这种车只能根据铁路调度插空行驶，停停走走，特别慢。那时候从安徽阜阳出发，四夜三天才能到达上海。车厢里没有座位，没有开水，没有厕所，春节期间又特别冷。我在上海外滩，也遇到过从安徽金寨一路推独轮车徒步到上海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足足走了一个星期，一路风餐露宿，出发时满满一车的食物，到了上海已经所剩无几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上海一线挡车工里很多都是外地来的打工妹。每到春节，有买不到票、回不了家的姑娘，在单位组织的联欢会上，一边唱着“潇洒走一回”，一边默默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