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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生的悲剧告诉我们什么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4日11:53 中国青年报

  王学进

  姚新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兰干乡新村的农民,原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家产高达百万元,可自从在自家院子建起耗资126万元的1500平方米的3层“天安门”楼,招来众多的参观者,并在一位市领导的授意下建造计划投资500万元的“保鲜库”后,境况便急转直下。市里允诺给的钱没到,一场“倒春寒”把老姚的梨树都冻死了,天灾加上人祸,如
今的他是债台高筑,妻儿离散,境况凄凉。(《中国青年报》4月12日)

  记者把姚新生悲剧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建“天安门”,二是建“保鲜库”,三是遭遇“倒春寒”,其实这三者构成了一条因果链:要不是宏大气魄的“天安门”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那位市领导也未必会造访他家,当然也就不会提出要他为乡里建“保鲜库”的要求。要不是建“保鲜库”导致他资金散尽,求告无门,也就不至于孤注一掷将宝押在那200亩梨树上。结果老天作对,致使他血本无归,彻底失败。

  这样的悲剧归因仍然是表层的,更深一层的原因要到其人格结构上去找。报道称,他建“天安门”的动机来自1995年一次登天安门城楼:“我要把自家的房子,盖得像天安门城楼一样壮观气派!”

  一个刚刚富起来的农民有这种自大心理暗藏危险。凡是对国情有所知的人都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国度里,大凡百姓都有根深蒂固的皇权情结。无所不在的皇权文化,早就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权力幻觉,植入了国人的潜意识中,总想着一朝权力在手或者发家致富了就过一把“皇帝瘾”,哪怕是权当做一回“土皇帝”也行。谁能否认姚新生当初决定建“天安门”,不是受了此种皇权意识的毒害呢?

  姚新生对权力的崇拜,还直接导致了其对权力的迷信。当那位市领导提出要他建“保鲜库”时,他明知自己无这个实力,但还是屈从了长官意志,霸王硬上弓,四处借贷开始建“保鲜库”,并且坚信政府会给他资金支持,领导不会骗人。

  对权力的崇拜也好,对权力的迷信也罢,其实只是一个镍币的两面,九九归一,均肇始于臣民性格。像姚新生那样的农民服从惯了,他们长期受中国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儒家文化的影响熏陶,对权力和掌权者有一种天生的景仰恐惧之心,要么自觉不自觉地臣服于权力,要么将对权力的追求作为人生目标。还有什么比当官更有价值、更有权力、更受人崇拜的生存方式呢?一旦能够掌握权力驾驭别人,就有一种舍我其谁、惟我独尊、藐视一切的救世主之心,我们看到的一些农村带头人,往往因此而走向专制、一败涂地。

  姚新生悲剧的标本意义正在此。

  由此,也可以反思新农村的建设之路。建设新农村的出路就在于造就一大批新型农民,即祛除了臣民意识、皇权情结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公民,他们不仅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能自觉抵制有损他们权益的权力意志。当然,为官者也应从此事中吸取教训,全面理解建设新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要旨: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要对农民“多予少取”,更重要的是在权利问题上对农民“多予少取”,要尊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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