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日前同时发布了两个“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一个是《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另一个是《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其中都有一条规定“限定员工工资”：小区物业人员人均工资最高不得超过当地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工资最高不得超过当地社会平均职工工资的1.2倍。(《新京报》11月3日)
“限定工资”作为“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一部分，政策的初衷显然是善意的，目的在于压制物业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不合理暴利，从而使其向业主和出租车司机的收费趋于公平合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政府出面限定一个行业从业者的最高工资就是正当的，更不意味着限定工资对于降低收费就是行之有效的。
最低工资标准是个人维持起码生活的最低要求，因为政府有责任确保“每个靠自己劳动吃饭的人都能生活下去”，因而政府有权要求企业至少必须付给员工最低工资。但最高工资却不同，在工资来源合法的前提下，政府很难找到限定最高工资的合法性依据。只要我们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企业，而且是合法的，那么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上，企业付给自己员工多少工资都是自由的，不受政府的约束。物业公司与出租车公司都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他们有权决定向员工发放多少工资。
在笔者看来，只有两种情况下，政府有权“限定工资”：垄断企业由于属于全体国民共有，因而过高的员工工资就涉嫌对国有资产的私分；同理，政府雇员的工资来自纳税人的集体纳税，工资过高就涉嫌对公共财政的私分。现在的情况是，该限定的没有限定，无权限定的，却动辄挥舞大棒，这显然不公平而且不正常。
其实，就算对物业公司和出租车公司“限定工资”，也很难真正起到作用。因为“工资高”只是结果，“利润高”才是原因，而导致“利润高”的又是其在经济博弈中的地位不平等。单纯“限定工资”显然无法触及这些。内核的东西不改变，定价成本如何限定得了，收费标准又如何能降低呢？
员工高工资建立在企业高利润基础上，而企业高利润又是基于博弈地位的强势。物业公司的暴利来自其服务资格由开发商钦定的不合理规则，业主自治权利的式微促成了物业公司的强势；出租车公司的暴利来自政府部门授予它的特许经营资格，出租车司机个人无权获得，只能委身于出租车公司，进而促成了后者的强势。弱者和强者做生意，交易的价格自然很难公正。的确，政府有责任维护交易的公平，但不是深入企业内部，采取“限定工资”等手段干涉其经营自由，而是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让博弈主体恢复平等，在平等条件下自由竞争，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路途上，管理者难免时常会眷恋地回头看，特别是在遇到棘手问题时，可能情不自禁就使用了方便的计划经济手段———动辄“限定工资”，也许就是这样。“管制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这话虽然不全面，但用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却是很恰当的。
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