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礼：欣赏中国电影需要另一种视角

　　中国早就开始了一场社会和经济上的改革，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反映这一变革的作品有待海外观众去认识和了解。第47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今年的特别展映“中国新电影：另一种视角”要向世界展示的就是这样一批影片和导演。

　　1999年4月20日，中国导演张艺谋在一封写给时任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雅哥布的公开信中表示：“令人不解的是阁下竟以‘政治’的理由对影片加以指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

或文化的偏见。……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误解方式……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张艺谋所说的“偏见”，不管是在意识中还是在潜意识中至今依然存在。这种待遇在有着相同规模的电影生产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国别电影难以逃脱“标签”命运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逃脱不了被装进一个贴有标签的“盒子”的命运。它便于外国观众理解，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发行的手段。就东亚电影而言，中国香港地区的影片最初就等于是动作电影（至今还有很多人这样看），而台湾地区电影等同于隐晦的反乌托邦影片，日本电影则是武士电影或者低成本问题青年电影。在西方观众的观念里，只有新近才崛起的韩国电影还没有被贴上某种单一类型的标签。这一方面有助于韩国电影在西方市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对其发展形成了阻碍。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电影随着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打入西方，那时正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许多影片都带有一个过去时代的精神伤痕。西方电影节和发行商———也包括一些电影人自己——热衷于鼓励夸大“政治色彩”的看法，因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宣传。

　　90年代，随着第五代导演开始转拍更有观众缘的影片，所谓的第六代（其中以贾樟柯的影片最为典型）开始出现，并坚持拍摄以欧洲“电影节电影”为样板的文艺腔十足的影片。这些导演常常以失落青年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作为关注焦点。同样，这些影片又一次受到西方的热情欢迎。

　　有待海外观众了解的中国新导演

　　事实上，中国早就开始了一场社会和经济上的改革，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反映这一变革的作品，以及表现日常城市生活———而不是“异域风情”的乡镇生活———的影片很少能够通过大电影节这一影响观影导向的形式进入西方观众的视野。

　　张艺谋写给雅哥布的公开信所抱怨的正是这一点。然而多少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

　　中国眼下热衷讨论的是所谓“大片”，也就是既能刺激国内市场又能够在海外获得认可和效益的大投资、大场面的古装片。先是张艺谋的《英雄》，然后是《十面埋伏》、《无极》和《夜宴》。但就在那些所谓“大片”和那些受西方电影节和发行商偏爱但国内没怎么公映的小规模文艺片之间，还有一批新一代导演拍摄的既不晦涩又制作精良的电影，有待海外观众去认识和了解。

　　四类新电影展示别样视角

　　第47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今年的特别展映“中国新电影：另一种视角”要向世界展示的就是这样一批影片和导演。

　　第一类是海外尚知之不多的导演的作品，如陈大明层次众多的犯罪剧情片《井盖儿》，张一白以北京为背景的、音乐精美的存在主义浪漫剧《开往春天的地铁》，路学长的悬疑影片《非常夏日》和伍仕贤的北京青春喜剧片《独自等待》等。

　　第二类是海外较为有名的导演拍摄的但并不为西方观众所熟悉的影片，如张元的心理电影《我爱你》，该作品是张元国内票房最高的影片；宁浩的犯罪喜剧《疯狂的石头》；李少红充满特效的大制作《恋爱中的宝贝》，该片所体现的制作水准同西方同类影片相比毫不逊色。

　　第三类是纯粹大银幕大众娱乐影片：由张建亚导演的、类似美国影片《国际机场》的《紧急迫降》，已故画家陈逸飞华丽的时代史诗片《理发师》以及由张艺谋的摄影指导侯咏导演的、章子怡一人饰三角的女性浪漫剧情片《茉莉花开》。

　　第四类中的两部电影都没有在海外公开放映过。胡雪杨处女作长篇《牵牛花》和周晓文的黑色喜剧《关于爱的故事》。

　　此次特殊展映的主题也同时体现在本届电影节其他单元的中国电影中：竞赛单元中曹保平的《光荣的愤怒》，一部以云南为背景的黑色喜剧；还有两部本届电影节其他单元的特别放映影片：由章家瑞执导的也同样发生在云南的故事片《芳香之旅》，该影片中青年演员张静初的表演可圈可点；由演员、导演徐静蕾所执导的室内剧情片《梦想照进现实》。

　　我们漏掉了许多导演和影片。我们完全可以组织一个比现有规模大两倍的特殊展映。但我们希望观众能从这些作品中对西方所知甚少的中国内地某一类电影有一个管中窥豹的认识。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人早就应该享有和世界其他国家电影相同的待遇了！

　　□艾德礼DerekElley（美国《综艺》杂志资深影评人、“中国新电影：另一种视角”单元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