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市长认知度高于省长的现实隐喻

　　19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公共服务评价国际研讨会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了全国首个针对省市长公众支持度的实验性调查结果。当问及所在省市的负责人姓名时，6个省长的平均“知名度”为30.9%，6市长的平均知名度为44.3%，这意味着，近七成受访者无法正确说出省长姓名；五成多受访者无法正确说出市长姓名。本次调查针对6个大中城市（其中5个是省会城市）的1592名16-60岁常住居民进行了入户访问。（12月20日《新京报》）

　　省长和市长作为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品行、操守、做事风格等，与公众的利益都是息息相关的，人们没有理由不关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其“知名度”在辖区内应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才是。可调查的结果却是，高达五成甚至是七成的人连当地最高行政领导的姓名都叫不上来，这无论如何不能称得上正常。

　　这当然是值得反思的。不过在我看来，这“意料之外”结果的出现其实有诸多“情理之中”的因素。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还存在很大欠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迄今尚未出台，哪些信息公开，哪些信息不公开，全由有关领导自我裁量，于是某些地方党政机关就从是否于己有利的角度对信息进行选择性公开。有统计说有80％的政府信息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充分让公众知情。与此同时，某些地方党政机关还处于高度封闭状态，躲进高楼成一统，高墙深院、戒备森严，实行通透式开放办公的实属凤毛麟角，领导办公室的门并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得去。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封闭，都会让公众产生距离感，从而影响到其对官员作深入了解的热情。

　　其次，媒体的舆论监督还受到太多的制约，事前和事中监督太少，通常只能搞事后监督，以至于无法对领导进行“贴身紧逼”。某些官员并不明白“让人民了解事实，国家就会安全”的道理，而是依然信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常常对媒体的公开以及监督进行干预和阻挠。像某些法治国家那样某市长免费打了场

　　再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公众对领导的了解。如果领导的家庭财产状况、其配偶及子女的从业状况等，都能做到定期申报，每一名公众都随时可通过公开的渠道（比如政府网站）进行查询，领导的“知名度”想来也会得到大大提升。

　　最后，某些领导对基层还缺乏应有的深入，陷入迎来送往和以会议落实会议中不能自拔，普通公众对其往往只能远观而不能近瞧；即便是要“深入”了，有的领导也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俯视众生，让人无从亲近。虽然其也不是不想增加“知名度”，但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却形成了障碍。

　　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透明度问题，或者说公众权利实现度问题。透明度决定“知名度”，“知名度”与透明度成正比，这在致力于民主法治建设的现代社会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透明度不高，公众权利常常无以实现，必然会严重消解公众参与和监督的热情，觉得那些事务虽然号称公共事务，但我却不知情，更做不了主，也无法监督，既然如此，那我又何必瞎操心呢？连“蛋”都见不着，更吃不着，自然就更没有兴趣知道“下蛋的母鸡”是谁了——谁下也是下，就让他们自己下去吧。而“知名度”既如此之低，那公众对其的认同感恐怕就很难谈得上了。

　　所以，要想让领导的“知名度”真正得以提高，让领导得到公众更大的认同，就必须对症下药地进行公开，让透明度提高到足以让公众满意的水平，让公众的各种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大约是惟一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