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的历史文化批判
奴性的历史文化批判
◎文_邓建新
专制官僚政治的奴性文化基调
在一个社会资源主要由政治权力支配的时代，属下因无条件服从而得到君主赏赐的权力成为财富和自我实现程度的主要象征。不愿媚上而无法获得政治权力的真正隐士，其生活处境相当困难，一般人难以接受。庄子，超然物外，但他的生活异常艰辛。陶渊明任彭泽令时不满于社会黑暗，辞官还乡，晚景凄凉，靠乞食为生。陈仲子本是齐国贵族，为追求道义，不肯食不义之食，也不肯贪不义之财，其结果是面有菜色，生活艰难。孟子就讽刺说，陈仲子这样的隐士，只有变成蚯蚓，上食黄土，下饮甘泉，方能达到自己的境界。反之，因绝对服从又能讨君主欢心而获得政治权力的奴才却能活得很滋润。
在中国封建王权时代，俸禄在官员的收入中并不占主要比例，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合法与不合法的收项。合法的例如“陋规”，不合法的就是受贿了。明朝大宦官刘瑾积累的家产超过6750万两白银，清代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对中间的官僚，俗语一般的评估为：“三年清知府(县)，十万雪花银。”所以，官愈大，经济上的利益就越大，官越小，经济利益就呈下降趋势，不当官，就只能捧着《论语》过穷日子了。
中国历经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朕即天下”，皇帝是所有人的主子，官员都是皇帝的奴才。因此，奴性旗帜在官场高扬并不是奇怪之事。中枢重臣、地方大吏要直接向皇帝献媚，才能保住高官厚禄乃至更深厚的灰色收入。一般官僚要向上司献媚，在保住不菲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争取升迁以获取更丰厚的经济收益。“千里做官只为财”与“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奴性文化，正是人的经济理性与专制政治体制媾和而生发出的文化怪胎。我们并不认为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士群体完全丧失了理性和批判精神，但在强大的专制权力之下，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非理性的政治真空。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辅以政治高压，奴性文化焉能不在专制王权的官僚体系中狂欢呢？批判理性丧失，奴性文化大行其道，此方苞所谓“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刘泽华先生对古代官僚阶层的奴性心态总结得非常精辟：“(士大夫)飞黄腾达时多阿谀，失意之时多牢骚。”
奴性文化的培基效应
奴性文化是建设一言堂的地基。唯命是从，唯上是从，是奴性文化的一大表征。无论决策或执行过程，组织成员放弃了自身的判断力，以领导的认知和意志代替自己的认知和意志。甚至于领导并不热衷于在执行的具体问题上进行判断时，组织成员也要千方百计试图揣摩出领导在具体问题上的倾向性。这种氛围不仅仅只是阻碍组织的效率，更严重的的后果在于组织的决策因而缺失了自我纠正的机制。自我纠正的机制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放胆进言，而正是奴性文化扼杀了放胆进言所需的独立人格基础。
另一方面，奴性文化也促进了领导者对自身判断力和人格魅力的自信膨胀。长期被阿谀奉承与歌功颂德所包裹，即使是曾经非常理性和保持自我清醒的杰出人士，亦不免逐渐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们一般认为毛泽东对于“文革”具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我们是否还记得当中共中央全会举手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陈少敏一名中央委员没有举手。这是奴性文化造成政治理性丧失的典型案例。
而湖南郴州李大伦、曾锦春案则演绎了奴性培育腐败的温室效应。当领导开始腐败时，奴性文化使得其辖区内的反腐机制丧失了“自治能力”，官场风气亦渐渐败坏到极点。等到上一级纪委介入时，领导个人的腐败已发展成窝案。当我们痛斥腐败时，不仅应当去勾画腐败分子的丑恶行径，更重要的反省是，我们的言行所建构的奴性文化是如何充当了呵护腐败萌芽成长的温床。
奴性文化是一种更为阴暗的心理结构。在公务员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的今天，许多人并不是没看清奴性文化遮掩下的腐败。明白而装聋作哑，凸显了中国文化中另一根深蒂固的心理习俗。所谓的“搭便车”是也，即自己不愿冒遭受打压的风险而宁愿站在一旁看义愤之士出头——义愤之士赢来权益，自己心安理得跟着一起享受；义愤之士遇挫受压，旁观者没有搭上便车但自身利益也毫无损失。长期以来，越出头的椽子越早烂掉，最后谁也不愿意站出来说“皇帝的新衣”，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腐化堕落和奴性文化一起满世界狂欢而都在坚守“沉默的自由”。
奴性文化：反腐短板
今天，我们建设清廉政治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清除腐败成长的培基——奴性文化。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专制传统和奴性文化的清算未能彻底，乃是因为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使命。在明代，对贪腐的惩戒不可谓不严厉，对官员的监督也不可谓不严密，但是腐败并没有得到遏止。因为官场奴性文化的大行其道抵消了严密监督的大部分效力，也使得官员贪腐的成本预期降至极低。官员的奴性心理惯性和“睿智的沉默”对于腐败的隐忍和掩藏作用降低了腐败的风险成本。可以说，奴性文化及其维持这一文化特征的社会实践是中国反腐的一大短板。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孟子》中原话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篡改”的创意来自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秦晖倡导普通个人积极争取民主权利——他同时也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而对“达”者多一些约束使其“独善其身”。归纳起来，就是“穷”者多一些权利意识和实践精神，“达”者少一些权力迷信和自我膨胀，即“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才能逐渐消除“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祸患。
但是，“穷”者何以能、何以敢说话？“民不与官斗”的说法道尽了其中的奥妙：那些揭发官员腐败恶行的人往往得不到好下场。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也屡见不鲜。在“穷”者不能说、不敢说的情境中，我们对“达”者“独善其身”的自觉性倾向不应当抱有过高的期望。可以说，“官本位”结构之下官民之间、上下之间地位和权利的严重失衡是奴性文化得以狂欢的脚本。
今天，民主已经成为共识，专制遭到唾弃，但是拒绝奴性、敢于充当“出头椽子”的官场勇士还是太少。等到了不再仰视官员或领导，同时不再将“出头椽子”视为勇者或另类，官场的奴性文化培基才能坍塌，反腐亦将不再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