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做个跟家族无关的人

　　当年，外公毛泽东看着照片亲自为她取了名字，“东”取自他自己的名字，而“梅”则是他最喜爱的植物。这个名字让她感受到祖辈的疼爱，同时也时刻面对着来自外界的压力。

　　孔东梅是毛泽东惟一的外孙女，在毛泽东4位孙辈中，排行第三，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父亲是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

　　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东梅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的身份和谐共处。6岁以前，她一直和外婆贺子珍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的大院子里。虽然那时候能看美国动画片，吃奶油冰棍，去海边度假，但她始终觉得寂寞，特别想妈妈。那些放了学之后在弄堂口自由自在跳皮筋的小伙伴，常常让她羡慕不已，“很想叫她们到外婆家玩，但知道肯定不被允许，而我也不可以在外面跟她们玩……”

　　后来孔东梅被父母接到了北京。读书时，常常有老师、同学赞叹她右下颌那颗痣长得同她外公一模一样，还在她转身后议论：“你知道她的外公是谁吗？” 这让正处于青春期的孔东梅非常烦恼，她迫不及待想要长大，摆脱掉那个巨大的“光环”。

　　1999年，她拖着4个大皮箱飞到美国，一边工作一边联系学校。

　　在人家地盘上她反而很高兴，“再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的父亲母亲是什么人、你的外祖父是谁谁谁。”童年印象里抹不去的外婆的阴郁沉默、母亲偶尔提及的留苏艰辛，以及“为什么外公跟外婆不住在一起”等等疑虑，她都不愿多想。她只想着把这些都留在外公注视着的天安门、长安街！自己，要做一个跟家族无关的人！

　　当时她的箱子里除了衣服、被褥，甚至还装着晾衣架。“我把什么都带上了，想着到了那边不用再花钱买了，能省点就省点儿。”从此开始过平静的求学生活。

　　人不能背着神话生活

　　作为伟人之后，孔东梅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压力？”她的成长经历使她足以从容地面对来自外界的过多关注。“关注自然就有要求，你做什么别人会有评判，但是人不能背着神话生活。不管你是谁的后代，你首先是你自己。”

　　“我6岁时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父母一直都靠工资吃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他们除了抚养我们兄妹，每月还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我外婆贺子珍。”由于母亲早年身体不好，孔东梅很小就学习操持家务，一直到上大学的头两年，因为要照顾妈妈，她都不能住校。

　　她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哥哥穿爸爸穿旧的衣服，而她老穿哥哥穿不了的衣服。 跟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北京部队大院的孩子一样，她也穿过“板绿”和“板蓝”。小女孩的爱美之心曾经被严重压制。为了穿上喜爱的衣服，她很小就学会了踩缝纫机。“我妈给我买的灯芯绒裤子，为了我长大了也能穿裤腿特粗，我不喜欢，就自己裁瘦了，然后踩缝纫机重新做好。” 直到现在孔东梅对穿着打扮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一定要让衣服来装扮你，而不是被衣服遮盖淹没了！”

　　接触过她的人说：“东梅，你跟其他的伟人之后不太一样呵，没什么架子，不那么高高在上，感觉比较接地气。”她笑着回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得比较晚，基本上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样成长起来的。从小我父母对我的教育都是要做一个普通人，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立足，不要去做万众瞩目的伟人后代。”

　　看清自己的家族血脉

　　孔东梅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一直想要挣脱的“束缚”，最终却成为自己事业的起点。“2000年，我在美国收到母亲写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里面记录了她和外婆在苏联的生活，我看了以后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虽然此前我也听过她们讲那时候的故事，但是有些细节还是从那本书里读到的，真的令人难以平复。”

　　“为什么外婆要离开外公远走他乡？为什么她这么多年孤身生活？为什么她一直不能去见外公？为什么在平常人家很简单的事，在我们家就是不行？”那些深藏于心的疑问一个个冒了出来，她下了决心，“要给外婆写一本书，要通过寻访和追问，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

　　好像被某种使命催促着，毕业典礼第二天，她就打包回国了。她的心比从前定了很多，对各种议论点评自有主张。“身体里流着这管血，是怎样就是怎样，也不用如何刻意地回避或者是张扬。”

　　回国不久，孔东梅就注册了一家名为“东润菊香书屋”的文化公司，以自己写书、与其他作者签约、筹备展览、策划影视等方式，推进自己的“红色文化创意产业”。

　　她笑着说自己受母亲影响，一直是个文学青年，上大学那会儿就办校刊。写作于她而言始终是一种乐趣。于是，《翻开我家老影集》、《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改变世界的日子》，她接连出了3本书，花费心力最多的还是为外婆写的书。对她来说这本书也是写给自己的，“只有把我了解到的都写出来，自己才能得到释放。”在写书的过程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她写书的目的，也是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毛泽东家人的真实故事。

　　最近，她忙着推出一本《毛泽东箴言》，类似于新的《毛泽东语录》。“我们有一个小组，做了大概6年的时间，从《毛选》以及各种文集中精选、摘编了360条语录，把那些政治化的东西去掉，留下的是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现代人也会有所启迪的经典话语，真的是‘字字闪金光’！”说起自己的新书，孔东梅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笑容。

　　把“菊香书屋”搬进798

　　“家庭背景对你做生意有没有帮助？”陈鲁豫曾这样问蒋家第4代蒋友柏。她得到的回答是，“那些因为你姓蒋而想接近你的人，往往并不会给你生意做。”

　　孔东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是个很现实的社会，你不能为人家做什么，只是报一个祖辈的名头出来有什么用？”大学毕业那年她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想去收入丰厚、生活稳定的国企，她则选择了尚在筹备组建的泰康人寿，“做办公室行政工作，干不好照样挨骂”。

　　2001年，孔东梅从美国回来创办文化公司，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董秀玉女士作为公司顾问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就觉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子女能够自己创业，还是很不容易。”

　　创业头两年，孔东梅拼得很凶，有时生病发着高烧还在四处奔波。为写《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她多次前往井冈山和外婆的家乡永新采访，然而由于发行商毁约，不能兑现承诺，该书的发行受了很大影响。对于事业上谨慎稳健的她来说，这是一次不小的挫败。

　　“很多人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事应该是一马平川、毫无障碍，其实前辈是前辈你是你。文化产业不是利润丰厚的行业，做这个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摸爬滚打甚至上当受骗，哪有什么特权可言。慢慢做起来，人家帮你，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后代，而是看你做事还行。”

　　孔东梅很早就想把“菊香书屋”开进798，但没有人因为她是伟人之后而特事特办。为此她等了两年，终于等到了批复。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她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赋予它新的诠释。走进“菊香书屋艺术空间”，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主人的独到用心。贴着毛主席画像的立柱，与之呼应的切·格瓦拉的肖像，进门左手边的一溜老照片——知青、红卫兵、革命群众，人山人海，万众欢腾，还有书架上各种版本的毛泽东传。记者问她喜欢哪一本，她说是罗斯·特里尔(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著名的毛泽东、中国政治和当代问题专家)那本。“西方学者身在事外，他们的立场可能更客观些。”

　　书屋开业后，孔东梅还特地把母亲李敏带来参观。“她挺喜欢这里的，798的整体氛围她也觉得挺有意思。不过有些比较超前的艺术雕塑，还有一些行为艺术作品，她有些不能理解。”现在“菊香书屋”已成为艺术区的一个新地标，许多人慕名而至，甚至有一些旅游团把那里设为了参观景点。

　　今年7月，孔东梅受邀赴台参加两岸四地女企业家经贸论坛，虽然此前她已悄然两度赴台，但此次的公开亮相仍然引发了媒体及民众的广泛关注。作为“第一位访台的毛泽东的亲属”(法新社)，台湾媒体对她的报道热度持续升温，刊发了《毛泽东的外孙女现身台北》、《毛泽东外孙女：时尚的红色后代》、《毛泽东后代称最爱故宫》、《毛泽东外孙女谈台湾文化创意》等多篇报道。而当有人向孔东梅提及外界的这种关注时，她只是平淡地说：我首先是我自己。

　　我在努力接近幸福

　　——对话孔东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顾虑，你毕竟是这个家族的后人，这个身份会影响你客观地表达吗？

　　孔东梅：我写东西还是符合本性的。我只是希望从一个晚辈的角度，尽可能做到客观，还原历史真实。这是一个新的角度，更多的人可以借此了解我们这个家族过去的那段往事。至于其他的角度，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会去阐述。

　　人物周刊：你为外婆不平过吗？你怎样评价她的人生？

　　孔东梅：童年时，我对沉默严肃的外婆总有几分畏惧，长大之后才渐渐了解外婆心中的苦楚。她跟外公结婚那1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艰难的10年。作为一个女人，她不仅要长征、打仗，甚至还要在长征路上生养孩子。很多人把她跟外公分开的原因归罪于她的个性，但你想想她忍受了多少？我非常同情她！

　　外婆一直被塑造成扛枪打仗的女英雄形象，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太多人真正了解。曲折的爱情和婚姻对她一生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今天的女性，在婚姻、职业上有很多选择，有着极大的自由。但是外婆那个年代的女性，丈夫就是自己的一片天，而作为与毛主席共同生活的女性，外婆就更没有这些自由了。

　　人物周刊：在你的书里，强调以凡人视角来看待伟人，尤其是伟人的日常生活。你对外公的感情复杂吗？

　　孔东梅：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想法，然而一个伟大人物注定要舍弃很多个人的真情、个人的生活，包括他的子女后代的日常生活，都要因之去奉献。

　　外公的思想、韬略、才能，常人的确不能企及，因此很多人把他看作神。在美国，我很多次读他的书。每当遇到挫折时，看一看他的书就会豁然开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一种执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于我而言，他也是一位伟人，而非单纯是我的外公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偶像走下神坛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有人说这是一个无所敬畏的时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时代？

　　孔东梅：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期，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信仰丧失的时代。但人活着要有所寄托、有所敬畏。无规矩不成方圆，抱持着敬畏之心生活，才能真实地感受身边的人和事。我挺怀念学生时代的，那时候特别爱思考，看到好书，就会跟同学一起讨论分享，活得很充实。而现在，大家的心都容易浮躁，人云亦云，有时候感觉整个人是飘着的。

　　人物周刊：关于红色伟人的解读流派不一，你本人持何种立场？面对其他人对外公的功过评说，你心中是否一直平静超然？

　　孔东梅：伟人再伟大，他也是个人。我并不认为他从来没有错，永远“高大全”。但是有一些观点不够历史、不够客观，如果没有站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地考虑问题，我也不能认同那样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习惯被称为“红色后代”吗？

　　孔东梅：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本来就是这样吧。

　　人物周刊：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孔东梅：有很多要追求的东西。我有一点完美主义倾向，很怕不能做好一些事情，总尽量避免犯错，对公司员工也这样要求。

　　前几年刚创业的时候，常常是发着高烧打着点滴都还在到处奔走，对自己的健康和家人的照顾都非常不够。后来觉得这样不好，得不偿失。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孔东梅：应该说越来越靠近幸福吧。我正在不断地努力接近这个目标。

　　人物周刊：你觉得幸福是种什么样的状态？

　　孔东梅：我觉得幸福是一种心理的自我满足。对于我来说，它不是拥有多少财富，也不是表面上的显赫风光。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和认知都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找到自己靠近幸福的这条路用了很长的时间吗？

　　孔东梅：是的。生活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既背负着很大的光环，又需要时刻面对现实，找到自己的位置。达到这种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实习记者蒲秋如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