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后来的调查显示，钱学森丝毫没有带走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那些被没收查扣的文件，不过是钱学森的私人书籍、笔记和数学对数表。

　　然而，他的确带回了自己的大脑，还有一颗深深蒙羞、亟待雪耻的心。

　　主笔 鲁伊

　　离开加州

　　钱学森逝世第二天，北京下了一场久违的大雪。虽然出生在冬天，钱学森未必会喜欢这样清冷的天气。1947年底，他在雨雪霏霏的波士顿给朋友弗兰克·马里纳(Frank Malina)写信，曾抱怨这个给了他美国生活的第一印象、硕士学位和第一份教授职位的城市的坏天气。

　　他说，与四季分明的波士顿相比，他更喜欢总是温暖如春的加州帕萨迪纳。而且，虽然麻省理工学院慷慨地在1947年5月就为这位当时只有35岁的“科学明日之星”提供了终身教职——在当时美国的学院里，大多数教授必须从事20年以上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才能得到这个职位。钱学森当时是MIT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他觉得自己和这个校训为“手脑并用”(Mind and Hand)、更加推崇爱迪生而不是爱因斯坦的学院气场不对，他说，“老实说，我在这儿待得并不满意”。

　　与此同时，令钱学森觉得更有归属感的加州理工学院在向他不断抛出橄榄枝：1万美元的年薪，可以雇用一个助教并每年提供3个奖学金，为期7年总数5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7年后无条件转为终身教授。更重要的是，他将坐进他的导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曾经坐过的办公室，主持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JPL”)的工作，将他读博士期间和马里纳等一众好友关于超音速远程火箭的前卫科学设想付诸实现。

　　钱学森决定回到内心中让他更亲近的加州。那里有他的老师、同学、朋友，看上去一片光明的事业前景，温暖宜人的气候，就连不能再每周欣赏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的遗憾，也很容易弥补：他可以仍旧像当学生时那样，开车到不过十几公里外的洛杉矶听洛城交响乐团的演出。虽然没有他喜欢的库塞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但华伦斯坦(Alfred Wallenstein)也足以娱心。

　　然而，在信的结尾，他仍有迷茫。“我真的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如何，但或许，没有任何人能确知自己的未来。”

　　8年之后，钱学森挈妇将雏，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取道香港，回到暌违20年的北京。

　　那之后，他终生再未履加州一步。

　　孤独的天才

　　45岁之前的钱学森仿佛一直在漂泊。这种地理上的变换，又因为选择地相当鲜明悬殊的极性差异而变得与众不同。1911年生在上海，在北京度过自己的小学和中学时光，然后回到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读火车制造，1934年毕业后再度北上，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到美国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只待了一年，一拿到硕士学位就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学习工作了10年，再回麻省理工学院，但只停留了3年，便又回到加州。南北东西，仿佛是人生如转蓬的注解。

　　要知道，在美国的院校体系中，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恩怨纠葛，正与北京人与上海人互相瞧不起的劲头有异曲同工之妙。地处东岸和西岸的两所学院在学术研究方向上有众多相近之处，但又风格迥异，教授间通过论文隔山打牛的互相讽刺是常有之事，而两校学生每年开学之初互到对方学校大搞恶作剧砸场子，更已形成传统。

　　与其说钱学森长袖善舞到了可以在任何一种环境游刃有余的地步，倒毋宁说，这个瘦小沉默的青年人，因为极端专注于自己的科学天地而无暇他顾。他的天分和家世，为他筑起了一道屏蔽大部分俗世喧嚣的高墙，他可以天真、不通人情事理、随心所欲、较真犯轴、就事论事而不考虑种种环境因素，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重要性标准衡量取舍。这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他的成就互为因果——只是，人生从来不是仅有一个维度。

　　从同学和亲友留下的回忆资料中，可以窥见这个总是考第一的完美主义者几乎贯彻终生的孤独。他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早上6点起床，除了上课和做实验，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独自泡在图书馆，很少与人交谈。直到1947年9月回上海探亲时与蒋英结婚，钱学森一直单身，从无绯闻。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梭罗描写自己隐居生活的《瓦尔登湖》，仅有的娱乐爱好是听古典音乐。波士顿交响乐团1935到1936年一共举行了20场演奏，钱学森一场都没有错过。

　　在加州师从冯·卡门的那段时间，或许是钱学森生命中少有的轻快欢愉时光。向以严厉著称的冯·卡门对钱学森这个中国学生既赞许又推重，在几十年后出版的他的自传《风云际会》(The Wind and Beyond)中，冯·卡门单独辟出一章，讲述他和钱学森的交往经历，并表示，有这个很有想象力、数学资质极高的学生做自己的助手，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恩物。

　　与此同时，钱学森也找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加入了比他高两级的弗兰克·马里纳组织成立的火箭研究小组，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在课余时间，用从旧货摊买来的零件组装自己的火箭模型，在租住房子的后花园试验。因为经常有爆炸危险，一次甚至把实验室的墙壁都炸穿了，以至于校方出面劝阻他们到附近的山谷里去干这种危险而疯狂的举动，他们谐谑地把自己称为“自杀队”。然而，冯·卡门却敏锐地看出，这个“自杀队”所进行的项目，可能将改变未来。他不仅默许自己的这群天才学生使用实验设备，而且在资金紧张的时候帮忙联系项目资助，在1939年获得来自美国科学院的首笔1000美元的基金，设立火箭研究中心。这正是今日在全球航空航天技术领域执牛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源起。

　　因为冯·卡门的关系，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钱学森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参与了多项美国军方机密工作，包括前往德国探究V-1和V-2火箭的秘密，从事美国最早的探空火箭和“下士”导弹的研制等。他在1943到1944年为美国军官学员编写的《喷气推进》一书，讲述喷气推进的基本原理和喷气推进飞行器的性能，成为未来10多年中的经典教科书。而为美国导弹发展规划了未来半个世纪的蓝图的著名报告《迈向新高度》(Toward New Horizon)，9卷中便有5卷出自钱学森之手，详细分析论证了超音速飞行、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可行性。由于这些工作，1945年，他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并被颁予“二战和平勋章”及“国家服务优等勋章”。

　　40年代末，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美国科学界最明亮的新星之一。《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开始预测他会成为另一个冯·布劳恩。然而，在马里纳随手画下的一幅描绘冯·卡门主持下的古根海姆实验室成员开会情景的漫画中，却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坐在会议桌左首的钱学森看上去有些神思不属地玩弄着一枚蛋，蛋的一面写着美国，另一面，是中国。

　　曲折的归国路

　　如果没有后来的风云突变，已经在美国功成名就的钱学森是否会永居美利坚？一些证据指向肯定的结论，另外一些证据则给出相反的答案。但是，宽容一点看，任何一个曾经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人，恐怕都不会对钱学森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犹豫不谅解。

　　虽然绝大多数时间自我封闭于自己的学术天地，虽然在专业领域中可以傲视同侪，敏感而高傲的钱学森依然不能摆脱种族歧视带给他的情感困扰。向来寡言的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讲起那次看电影的遭遇：他与一个中国朋友在电影开场后走进影院，借着银幕的反光寻找座位，连声向周围人说对不起。可是刚找到地方坐下，旁边的外国人便招呼影院工作人员，要求让他们移到别的座位，因为他们不愿意有中国人坐在旁边。

　　另外一些经历，尽管少被提及，但应该也曾给钱学森带来很多刺激。据美籍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前后，钱学森花了很长时间在帕萨迪纳四处寻找可以买下来常住的房子，却未成功。原因是，当时洛杉矶附近的高级住宅，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屋主转售房子给非白人，即便钱学森已经是小有名气、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

　　即使学术上的见解高人一筹，他讲课时的“带着德国和中国口音的英语”依然受到学生的嘲笑。那时的钱学森还太年轻，还没能学会冯·卡门连消带打的幽默自嘲——“我要跟你们说世界语，那就是烂英文。”他只会在学生略显刻意卖弄地用流利的英语做学术报告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频频变换百叶窗的方向，然后在听到漏洞后大喝一声，“你这全都是理论上根本行不通的扯淡”。

　　更何况，身为家中独子的钱学森，对故土另有一重牵挂。1947年夏天，去国12年的钱学森回上海探望父亲，便曾有留下来的想法，而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也适时向他发出担任校长的邀请。然而，未曾想到的是，当报告提交至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时，却被以钱学森年纪太轻、资历过浅的理由回绝。加之斯时国共内战正酣，前途未明，钱学森只得打消这一念头，携新婚妻子重返美国。

　　正因了10多年旅美生活中逐渐埋下的伏笔，1950年春天，当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叩开钱学森的家门，要求他就是否曾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成员、是否现时仍为共产党员等问题接受调查，而他参与空军研究计划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因此吊销时，钱学森感到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的林威尔(Frederick Linkdvall)后来回忆道，FBI的探员上门后不久，钱学森就来找他说，“我觉得我在美国已经不受欢迎了”，并表示决定返回大陆。随后，钱学森向轮船公司订购了全家从美国到香港的船票，还专门请了专业的搬家打包公司Bekins Van and Storage收拾行李，“钢琴、家具、锅碗瓢盆、床、书、书桌、收音机组合，还有一台洗碗机……种种一切，显示出他回国定居不再返美的决心”。

　　可是，钱学森并没能马上走成。去华盛顿就“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一事上诉时，钱学森拜会了以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共事过的坎贝尔(Dan Kimbeel)，后者此时正担任美国海军部次长。那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抵得上三到五个师的兵力”，便出自坎贝尔之口。但其实，真正的语境，却是熟知钱学森个人背景的坎贝尔，对麦卡锡主义分子无中生有的讽刺：“说我是共产党都比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可能性大些。”据说，坎贝尔在给司法部打电话的时候大声咆哮：“他老婆不是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女儿吗？”

　　坎贝尔当时力劝钱学森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在没有安全许可证的情况下先担任数学教授，此外，还为钱学森介绍了一名律师保罗·波特(Paul Porter)。然而，随后发生的莫须有的“机密文件事件”，却令局势急转直下。8月23日，钱学森一家在洛杉矶机场被移民局官员拦截，9月6日，他以“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逮捕，关押在特米娜岛长达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交去1.5万美元保释金才将钱学森释放。此后，他更是被软禁长达5年之久。直至1955年日内瓦会谈，中国政府以释放11名美军飞行员战俘为代价，才换来美国政府批准钱学森归国。

　　后来的调查显示，钱学森丝毫没有带走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那些被没收查扣的文件，不过是钱学森的私人书籍、笔记和数学对数表。

　　然而，他的确带回了自己的大脑，还有一颗深深蒙羞、亟待雪耻的心。

　　“中国航天之父”

　　离开美国前，钱学森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不打算要回来，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

　　归国之后的钱学森，由于研究领域的敏感性，许多工作迄今仍不为公众所知。但众所公认，尽管在钱学森归国前后，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钱伟长、赵忠尧、郭永怀、吴仲华等科学家在推动研制两弹一星上做出了相当多的工作，完成了理论和结构设计，但促成中国研制的火箭可以在技术上与美苏相抗衡，关键性的领军人物是钱学森。

　　仅仅归国3个月，钱学森就和钱伟长一道创立了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着手为中国培养第一代航空航天专家。他参与编制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选择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为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发展方向。他推动创建了有“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摇篮”之称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作为组织领导者，他参与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中程导弹、导弹核武器、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他的《工程控制论》，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研究、现代科技管理及经济管理所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并不会因为时间而冲淡价值。

　　在官方的生平简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更详尽的记述，但是，也许来自昔日敌手的评价更具说服力。在接受美国“60分钟”电视节目专访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拉尔夫·莱波(Ralph Lapp)被问及钱学森在中国核武器和导弹研制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莱波回答道：“我会说，他是为此奠下基础的人。事实上，具有火箭科学背景的他，必定是中国导弹计划中指引方向的那盏明灯。就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成就来看，我都会将之归功于钱学森的带领。”而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不是麦卡锡掀起的红色恐怖逼走钱学森，在50年代初连制造一辆汽车的能力都没有的红色中国，恐怕最早也要到70年代末才可能发展出两弹一星。

　　作为科学家和中国人的钱学森，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成功复仇。

　　然而，在这些成功之后，又有着怎样的牺牲？

　　从头审视钱学森98年的科学人生，我们多么希望，那个即使在被关押羁留、限制人身自由的重压下，依然拒绝指认自己好友维恩勃姆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后来不曾写过痛斥自己的另一位好友兼同事，“完全是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的批判文章。那个总是对学生说，“除非你写得出来(证明过程)，否则就不算数”和“证明他”的钱学森，不曾向全国人民证明，只要有足够的水、肥料和劳力，理论上要使农作物增产20倍是可能的，亩产万斤不是虚言；那个被冯·卡门赞为“我的门生中最严谨、最富有科学精神”的钱学森，不曾对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信之不疑，不曾写文章论证中国古代名医都是大气功师？

　　面对这些驳杂于钱学森一生科学与爱国主旋律中的异音，后学者或失声，或矫饰。那是为了什么？钱学森从来都只有沉默。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就对自己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后悔”。

　　但他其实可能已经给出过回答。

　　1954年12月8日，钱学森给当时已经因为麦卡锡主义的阴云而辞去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一职、潇洒地跑到巴黎学习现代派绘画的马里纳写信。经历了突然逮捕、监禁，不允许与任何人交谈联系，晚上每隔10分钟被开灯检查一次，半个月内瘦了30磅，学术前景一片黑暗的钱学森，蓦然惊觉，所有那些学位、奖章、职位、做过的贡献、认识的上层人士，都救不了他。在信中，他曾悲凉地写道：“你相信……行政当局会伤害他们自己的未来，只为了忠于历史？就算你相信历史会还你一个公道，但你知道历史是经常被篡改的吗？你相信世上还有正义与诚信吗？……毕竟，一个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告慰自己的良心说，他为人群付出的比人群给他的要来得多的话，岂不也是很好？”

　　附记：我把你的信和这一封信的影本保存起来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了。

　　(本文中部分资料引自张纯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Thread of the Silkworm)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