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官方报告

　　一份直指国家延续数十年的化肥补贴政策的调研报告，究竟是迟到的反思，还是草率的结论？

　　如果以2008年为例，中国竟有近四分之一总产量的氮肥流失到农田之外，不仅无助于粮食生产，更成为污染之源。这一骇人数据出自于一份名为《氮肥的真实成本》的非官方调研报告（下文简称“氮肥报告”）。

　　类似的“化学农业”危害多年前已被业内专家所察觉，但并不为公众所熟知，而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农业化肥主要产品的氮肥产能却在逐年增加，农业对氮肥的过度依赖日益加深。

　　1月14日，“三农”专家温铁军率领的调查团队公布了上述调查结果，并试图游说国家相关部门调整对化肥产业的补贴政策，这将直接挑战延续数十年的国家对化肥产业扶持的政策传统，而背后维系的则是高达数千亿的化肥产业。

　　过度使用氮肥，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已经大于粮食产量增加的收益图/CFP

　　1989年至2008年氮肥产量与施用量比较图 李伯根/制表

　　成也氮肥，败也氮肥

　　近几年爆发的诸多水污染事件中已隐现氮肥的影子，“氮肥报告”试图呈现两者的因果关联性。

　　2007与2008年，太湖两度爆发的蓝藻事件，一度被视为工业污染之祸。“氮肥报告”引用多名农业专家的实验报告，认为此类污染事件中，氮肥亦是元凶之一。“太湖地区，农田地表水占太湖氮总输入量的1/4。”1月14日，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朱兆良的话也佐证了“氮肥报告”。太湖蓝藻爆发的内因就是磷氮含量过高，湖水富营养化。

　　土壤亦不堪氮肥之重。程存旺，“氮肥报告”主要撰稿者，2008年在山东调研时发现，大棚农户甚至远赴黑龙江买土壤作为作物的轮替土，“当地的土壤因为大量使用化肥造成了重金属超标。”他分析说。“农业是面源污染（指没有固定排放点的污染源，如没有排污管网的生活污水）中的贡献度最大的产业。”“氮肥报告”的领衔者温铁军说。他的根据来自2008年开始的中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温铁军称目前无权发布结果，但可以肯定农业面源污染的严重性已成不争事实。而调查者相信，氮肥无疑是农业面源污染的罪魁祸首。

　　建国初期，中国氮肥产量只有0.6万吨，而半个世纪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氮肥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占世界氮肥总产量的1/3。

　　这源于氮肥对于粮食增产的功效。温铁军也承认，随着氮肥产量和施用量不断增加，中国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一度增产近十倍。

　　然而，“氮肥报告”指出，现在氮肥的施用量已远远超过粮食作物的需求量，肥效迅速下降。报告援引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全国已有17个省氮肥平均施用量超过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顷。而河南省农业厅一项调查表明，该省每年施用的300多万吨化肥中，只有1/3被农作物吸收，而其他或进入大气，或沉留在土壤中，残留化肥已成为巨大的污染暗流。

　　只是氮肥污染不像工业污染那么迅速和直观，“它是看不见的。”温铁军说。“氮肥报告”亦归结了几大害处：水体污染、温室气体排放、重金属污染等。

　　更深层次的消极影响在于巨大的耗能。“氮肥报告”引用中国氮肥网的业内报告称，中国每年的氮肥生产要消耗约1亿吨标准煤，而且以每年接近1000万吨标准煤的速度增长，另外还消耗全国近1/3的天然气。

　　缘何积重难返？

　　出于粮食安全及补贴农业考虑，中国长期对化肥企业的生产、运输、税收等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扶持。

　　国务院1998年颁布通知强调：应优先保证、均衡供应化肥生产所需石油、天然气、煤炭、矿石、电力等原材料及能源；应优先保证化肥及其原料的运输，并对有经营资格的单位调运农用化肥和磷矿石实行优惠运价。此外还对化肥生产、经营和国内短缺品种继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氮肥报告”分析，仅免收增值税一项就相当于每吨尿素（即氮肥主要产品）获得56元左右的补贴收入，再加上其他优惠运价、优惠电价、优惠气价等的补贴政策，尿素平均每吨补贴高达160元左右。

　　此外还有间接补贴，主要指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中与化肥有关的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无节制施用氮肥，“农民一家一户只有一两亩地，多施一点氮肥成本也不高，没有经济核算概念，就算知道，农民也不在乎。”朱兆良分析说。

　　国家的财政补贴使得大量小化肥企业得以生存。“氮肥报告”称，全国生产合成氨的企业近1000家，平均生产规模2万多吨，而其中低于平均规模的小氮肥厂竟有800多家，这些小氮肥厂大多技术水平低、耗能大。“氮肥报告”指出，目前全国氮肥产量已经严重过剩。据中华氮肥网资料显示，1997年我国氮肥生产即已开始盈余，近十年以年均增长6.7％的速度发展，最终产能过剩。2008年底，全国尿素年产能已达5900万吨，过剩900万吨左右。

　　在氮肥饱和乃至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国家补贴政策却仍未调整，温铁军分析其中原因之一是资本利益，“这里面有利益结构的影响，产业资本扩张导致亲资本政策出台，又从而有利于产业资本扩张。”在化肥产业内评选的100强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的煤炭、化工企业，众所周知，这是现阶段国情下的强势企业，纳税大户。

　　“另外，土地大规模减少，国家必须保证粮食持续增产，这是第一考虑。另外也有政策惯性的原因。”他说。

　　迟到的反思？草率的结论？

　　“氮肥报告”所列种种污染现状，尚未获得官方认同。国家此前曾两度对工业污染源进行普查，但农业源尚无普查结果，氮肥的过量使用及污染后果也始终未引起官方足够重视。

　　早在1970年代，朱兆良就曾在无锡地区进行实验，发现氮肥高施用量的农田，产量不再提高，他向当时的县革委报告了实验结果，“县革委要我不要再讲了，这样会影响县里的农业生产。”朱回忆。

　　而彼时的美国正处于氮肥污染高峰期，氮肥企业产能过剩，水污染严重，“污染后果跟中国现在一样，淡水和海洋水质富营养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美国农业贸易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郝克明说。当时美国水产最丰富的两个海湾几乎变成“死区”，大量鱼类、贝类死亡，看不见鸟类。

　　“氮肥污染是农业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问题，美国、欧洲都遇到很大的挑战。直到现在，美国仍然有50％以上的氮肥不被作物吸收，一部分变成环境污染。”郝克明介绍说。

　　“现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快结束了，正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今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我们觉得有必要对相关政策进行反思。”“氮肥报告”主要撰稿者程存旺说。

　　“氮肥报告”提出建议：减少对氮肥生产和流通行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并设定化肥生产和使用减量目标，可在维持现有粮食产量水平的前提下将现有氮肥使用量减少30%至50％。

　　而朱兆良则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在粮食高产区可以适量控制氮肥施用，但在中低产区仍需增加氮肥使用。

　　“氮肥报告”的激进政策不乏反对声音，中国农科院一位农业专家就表示，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得土地肥力贫瘠，因此化肥利用率低，必须保证肥料的供应，“改变化肥政策不能草率下结论，必须化工部门、环保部门、农业部门一起商量，因为这涉及粮食安全，也涉及化工企业的利益关系。”

　　这位农业专家建议最好是循序渐进提高化肥使用技术，只有用好化肥才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郝克明则介绍了美国1980年代以后采取的措施，或可作为中国治理氮肥污染的借鉴。“美国环保部门向农户介绍每一种农作物的营养管理办法，如果农户同意采纳，国家会给予补贴。另外，美国农业部采取类似退耕还林的办法，让离水源近的农户退田，改种草或其他植物以吸收农田流失的氮肥。还有，美国农户在秋天翻地，春天种地，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氮肥流失，因此政府鼓励种植一些覆盖作物，以减少氮肥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