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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民房”的黑七月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5日16:43  中国新闻周刊

  “最牛民房”的黑七月

  23层,村里人的那点房事惊动了全国

  本刊记者/周华蕾(发自西安)

  以往在北山门口村,提起村西那栋地标性的23层大楼,大伙总是乐呵呵地带着一股翻身农奴的自豪劲儿,给好奇的路人义务导游兼解说。

  可现在不成了。自打落下“违章建筑”的名声,它那在民房堆里显得不怎么和谐的“参天”海拔,便成为难堪的标记。村里人甚至避讳提起它,跟老鼠躲猫一样。空气微微发胀的下午,偶尔一个腆肚子的老汉路过,叹口气,“这楼把人害苦喽!”

  2010年7月23日,西安市雁塔区北山门口村。

  村子位于南三环内,城市中轴线的西侧,离市区核心的钟楼不到9公里。商人们更愿意把这里叫做“CBD辐射区”。

  村里的路一如既往地狭长坑洼。亲嘴楼、牵手楼一眼望不到头,“招待所”“出租”和“计生用品”的招牌层层叠叠,没生意的理发店里Lady GaGa的英文歌震天地响。这是古都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初级阶段里,毫不稀奇的城中村一景。

  唯一具特色的,是这栋无奈地矗在村中央的、已经火遍中国论坛的“最牛民房”。它像植物优先生长的顶芽,远远地把同伴们抛在脚下。左侧是一家百姓川菜,右侧是一家“云佳超市”,它竭尽所能地撑出更大的面积,那暗红色的砖面和铝合金窗户,几乎跟右侧的居民楼面贴面了。

  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雁塔区建设和住房保障部”7月13日贴的封条,和楼前等待封顶用的两堆泥沙,都泡在汤里。

  黑七月。高楼眼看着要竣工,被封了,盖房子的老胡失踪了,一切关于电梯房的遐想和乔迁之喜亦都中止。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老胡本名胡梦如,55岁光景,因为说话直,威信高,现任北山门口行政村11小组的组长。在村委会入口处的宣传栏里,鼻子旁边有一颗肉痣的老胡排在“先进党员”的第一位。

  北山门口村历史悠长。据村史载,该村因毗邻唐都外郭城的安化门得名,原为“北三门”。它由两个自然村组成,以南北贯穿村庄的电子正街为界,村东叫北山门口村,村西是唐家围墙堡子,统一归属北山门口行政村。

  胡梦如住在唐家围墙堡子。在这个以唐、桑姓传承的自然村落里,胡姓人是旧社会逃难来的。

  解放初期的北山门口村一千来人,2700亩地。然而人均两亩地的日子,早就像童年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北山门口村,已然陷落在城市的大包围中,进入了寸土寸金的新世纪。

  城市化飓风说刮就刮起来了。那些祖祖辈辈种满西红柿、黄瓜和玉米的庄稼地,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便大亩大亩地割让出去。先是石油学院,然后是山沟里搬出来的军工企业……

  十几家厂矿企业入驻北山门口村,每亩地约1万2的补偿,算下来每家能拿到八九万,在赤贫的1980年代,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的村民,心头欢喜。

  北山门口村的所在地是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走文化路线的曲江不同,高新区是一个政府没有投入开发资金的国家级新区,当年靠着10万元的资本起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土地。

  比起望天吃饭,卖地建工厂的思路更快地让高新区的GDP腾飞了起来。

  而东一片西一块的征地,也让北山门口村于1990年代正式成为一个只剩下约500亩宅基地的光秃秃的村庄。

  等到通通失去了,村民们才慢慢意识到土地的紧要。最头疼的,就是结婚生子分宅基地的事。按村里习俗,一旦成家,就得向村里乃至区里申请宅基地,可这些年土地数量不变,北山门口村的户籍人口却翻了一倍,达到了3567人。

  申请宅基地的村民与日俱增。有的村民小组已经10年没有宅基地可分了。有人结婚的时候就写申请,娃都会打酱油了,地也没批下来。一大家子人混住一起,兄弟妯娌间的龃龉也多起来。

  老胡所在的11组算运气好的,挨到2008年,终于有5户的宅基地批下来了,村西那块7分地,自行协商分配。可怎么分配,也到不了每户2分地的标准。再说了,还有好几户等着批宅基地,这已经是11组最后的7分地了。

  2008年的西安早就高楼林立了,只有城中村还矮着。尽管如此,它还是在以缓慢的速度生长着。农村人的脑海里有两个根深蒂固的概念:种地和盖房子。地换了钱,钱没地儿使,于是盖房子。土房推了建瓦房,瓦房改砖混,建了砖混就小康了。一层修了建两层,两层搭三层,反正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往上砌。

  即便西安市有文在先——按2006年出台的《西安市城中村村民房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列入城中村改造目录的村庄,不再审批宅基地,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房屋,且确需翻建的房屋,“翻建房屋不得超过二层”——但这些年,不管是即将改造的城中村,还是改造遥遥无期的城中村,最积极主动的事情无非还是盖房子。西安的城中村高度普遍在五六层,渐渐的有了八九层,在“最牛民房”问世以前,西安的最高纪录由糜家桥村13层的电梯民房保持着。

  在尚未进入城中村改造序列的北山门口村,11组的村民们很快从“全中国向上看”的趋势里得到了启发。“这世界的理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民这样想。

  老胡试探着和村支书曹松林商量,想把楼盖高点,把大伙的问题一并解决。曹松林点头了,提的要求是,保证房屋质量。

  大伙凑了钱,请了单位设计图纸,挖了个好深的地基大坑,这楼就在众村民的目瞪口呆中,红红火火盖起来了——一盖就是23层,单价2600到3000元不等。据村支书曹松林表示,这套房只卖给村里人。老胡要的是顶层,跃层式结构。

  大家都评价老胡,“看得长远”。

  老胡的长远不止于此,那两年西安的地价早就今非昔比了。距北山门口村不到1公里的太白南路,于2006年出现了“地王”,每亩的拍卖价格是159万元,其时周边村民的土地转让价格只有十几万每亩。而今,地王里长出的楼盘,每平方米的均价为6400元。

  好人“吓呱呱了”

  北山门口村从来都走在时代的前头。当年安装闭路监控,这是全西安最早的地方之一,后来村民使用电子门锁,也是最早的。过去,北山门口村都以正面示人,可这回,它成了负面新闻。

  村里人至今认为,如果不是记者曝光,这好端端的楼不会黄掉。

  大楼自2008年动工,修修停停建了两年多,中途有过规划部门的人来查土地证,但从来安然无事。直到2010年7月11日,这栋高层民房猝然登上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老胡,被诩为“最牛民房的缔造者”,自此被聚焦。

  两天后,高楼就被查封了,两个入口处落上了铁锁。本来,这个月底,村民们该分房子搬新家了。那五户原本分到宅基地的村民急燎燎地追问老胡,房子怎么办。

  打那后,村里人都说,老胡被“吓呱呱了”(注:吓傻了)。

  村支书曹松林找到老胡,说,你要把资金来源、分配情况、招标设计图准备好,交给相关部门调查。提到高楼老胡就一声不吭。然后前言不搭后语地对曹说,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在党内表现咋样,你是清楚的。

  再之后,老胡就失踪了。手机关机,家里没人。原本他每天早上在村西的丁字路口买两根玉米,现在却“好长时间不见人咧。”卖玉米的外乡大婶说。

  那些投了资的村民们,也像受到惊吓的兔子躲起来,他们会对上门的陌生房客抱怨,投了几十万的房子眼看就“打了水漂”,但面对记者绝口不提一个字,只说,“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仿佛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压垮高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年,在大拆大建的西安,远的文物陈树藩故居被强拆不说,近的三爻村堵路、姜村上访,他们见多了。

  只有外乡人的口气稍微松动些。那些扛着锅碗瓢盆、拖儿带女的农村小生意人,那些染黄毛打耳洞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更远的农村,陆续来到这更靠近城市的农村,像蚂蚁一样填充到罅隙的空房子里。

  北山门口村迅速膨胀。而今,外来人口的比例是本地村民的22倍,这430亩见缝插针的建筑里,壅塞着7万余人。建筑工地的废弃品和垃圾随处堆放,以至村民们用诅咒般的标语整治村容村貌,比如“不自觉杂种断自(子)绝后”。

  有的外乡人会逮着记者说个没完。他们说这些天来了好多记者,对着大楼咔咔拍个不停,又说老胡天天蹲守在工地上,是好人办好事,结果办砸了。老街上,一个来自陕南商洛的菜农,对高楼被封似乎见怪不怪。她说,他们老家村里,房子总是盖好了才“违章”。

  法理之外,《中国新闻周刊》接触到的二十几位村民和外乡人,无一例外地对高楼表示理解——

  “两层以上的楼房就算违章,那西安的城中村都得拆!”

  “村民不自己盖,啥时能住上两室一厅?”

  “23层算个啥,华西村还盖100多层咧!”

  不盖房子,拿啥致富?

  事到如今,23层的最牛民房,连同北山门口村都在忐忑等待着。正如北山门口村村委会的黑板报所写,《北山门口村距城中村改造究竟有多远》,文后是十七个问号。

  2002年以来,西安怀着再造唐都的梦想,要打造“九宫格局”的全新面貌。六城区共有城中村286个。北山门口村落在西南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里。

  据西安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2006年表态,城中村改造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期行动”,将在8到10年完成。

  对于前途未卜的北山门口村,这些漫长的年月意味着,改造要么是场持久战,要么是场闪电战,但谁都说不清哪天“拆”字当头。比如举办一次全城动员的大盛会,这一揽子城市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这两年,西安要搞世界园博会,村民们都传着要“拆”,但最终也没等来声响。

  北山门口村村委最愁的是,在等待改造的日子里,拿什么来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发家致富?

  这里有句土话,“好出门不如哈在家”。村民鲜有外出务工。

  90年代那阵,地刚被征,村里大量闲散人员没事干,天天打麻将,村委跟征地单位办起了“雁山天线厂”“雁山电子元件厂”等一系列村办企业,解决了600余人次的就业问题,一时成为市里的“明星村”。可到2000年前后,大环境开始走下坡路,村办企业相继破产。

  现今,“可以说,这里99%的农民都靠房租活。”一位村干部表示。1289户人家,每年收入房租1个亿多。

  要增加村民收入,立竿见影的做法就是盖房子。这算是踩红线的事情。但在一个尚未进入改造序列的城中村,建不建房子,能建多高的房子,仍属于管理的盲区。

  盖房子被认为是不会赔本的营生。等待拆迁的日子里,村民可以把房子出租,把土地效益最大化。待到拆迁来临,也还有兜底的补偿条款。谁知道,盖5楼没事,盖8楼也没事,盖23层,这“出头”的楼就被封了呢?

  对于这栋既成事实的高楼,可兹参考的命运无非二种:一、像北京通州郊区的农业生态别墅,一声令下即被铲除;二、像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搞农村城市化,自上而下搞“农地流转”。

  目前,西安市的相关部门仍在研究对策。

  消失后的某个夜晚,老胡用一个陌生的座机给曹松林打来电话。

  他说他在秦岭的农家乐里,喝了一斤白酒,心头憋屈,说,本来想做好事,给大家谋福利,没想到办成这样了。

  曹松林说,回来吧,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

  但老胡至今没有回来。

  曹松林记得那时候醉醺醺的老胡说,哪天我把记者叫来,把情况一说,从23楼顶上一跳,这事也就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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