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马勇

　　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北上创业生活的香港人已超过40万人，比“九七”回归时翻了近两番。特别是去年，一年之内就有4万多人移居内地，人数首次超过内地定居香港人数。其中，近十分之一的香港人还把户口落在了内地。

　　曾几何时，赴“天堂之都”香港定居，争做香港客，是内地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随着内地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毗邻的珠三角地区生活质素大为提高，一直自感优越的香港人一改初衷，不仅北上创业，而且还拖家带口地扎根内地。

　　拖家带口

　　以往，香港人北上创业，绝大部分还是把家落在香港；从前年开始，反而喜欢拖家带口地落户内地了

　　对于港人为何争相落户内地？去年9月，香港规划署与深圳市统计局联合做的一个调查显示，香港人选择深圳居住，70%是希望与亲人团聚，其他原因包括深圳生活指数较低、工作或上学地点都在深圳等，而多达半数在深圳居住的已婚港人，其配偶在结婚时是内地居民。调查认为，内地与香港两地婚姻的普及，与港人迁到深圳居住的主要原因吻合。

　　深圳居住的港人之中，近30%的人在当地工作，约有46%在内地拥有物业，近60%是在职人士，当中近20%属经理及行政人员。调查显示，居于深圳的香港住户，每月总收入约为1万元人民币，而每月生活费支出则为5000元人民币，生活指数显然低于香港。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市出入境办证中心看到，咨询回内地定居的香港人络绎不绝。一位民警说，“每天起码有五六个港人过来打听，而办定居手续的，几乎天天有。”

　　这位民警还告诉记者，以前，香港人来内地工作生活，最多办暂住证而已，很少有人办落户手续的。从去年开始，要求定居广州的香港人突然增加，今年则更是火爆。“要求定居办户口的大部分是40岁以上的人，其中又以60到70岁的人居多。”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到广州定居落户的香港人，大部分是当年曾在广州生活工作过的“老广”。据民警说，落户手续很简便，只要公安部门有你当年在本市的户籍资料，以及本地亲属出具愿意接纳的书面证明，并提供本人或亲属在移居地的房产证明，再由计划生育部门出具意见，即可办理。50个工作日后便有批复，届时交还回乡证，就可以入户并办理内地身份证。

　　香港工联会一位专责内地事务的人称，以往，香港人北上创业，绝大部分还是把家落在香港。从前年开始，不少港人心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反而喜欢拖家带口地落户内地了。“金融危机后，内地经济不仅没受影响，而且越来越好，一些港人干脆举家迁到内地，在一些富裕地区扎根落户，悠然自得地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内地人。”

　　发展机会

　　香港人进入内地一般是扮演专家或行业精英角色，如果在香港是部门经理，在内地可能为副老总级别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喜欢北上创业生活，甚至拖家带口落户曾经不屑一顾的内地城市？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不同阶层的香港人，他们以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向我们揭示了新时期香港“北上一族”的心态。

　　由于内地经济迅猛发展，就业机会多，而且高管薪金穗港基本持平，不少香港人因此喜欢到内地工作。在内地工作了五年的香港人李生说，香港人进入内地工作其月薪至少在1.5万元以上，低于这个数一般都不愿意来。据统计，目前内地港人月薪介乎一万至两万之间的占43%，两万至三万元占40%，低于一万元的不足20%。

　　李生还说，同一岗位，香港人在香港工作获得的薪酬比在内地还是要略高一些。但是，香港人进入内地后，一般是扮演某一行业的专家或是行业精英的角色。如果在香港工作时的职位是部门经理，那么进入内地后可能成为副老总级别，职位一般会上一个台阶。由于长期在内地工作，回香港已经开始不适应了。所以，很多人决定长期定居内地。

　　同时，大批的港商老板出于企业发展的需要落户内地。20多年前在珠海投资油墨厂的港商黄仲宇说，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珠海人，极少回香港，家人都生活在珠海，两个女儿先后在内地读大学。他之所以一直保留港商身份，是因为港资企业能享税收优惠政策。

　　“此政策确实让我发家致富了，港商的身份实在值钱。”黄仲宇曾经对自己身份颇为自豪。但到2008年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合一”，税率统一为25%。黄仲宇发现，港商身份开始一文不值了。

　　去年，他发现LED产业很火爆，满街的路灯都改用LED照明灯。一打听，发现国家正大举推进新兴产业，国内企业发展LED，有政策优惠。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落户珠海，成为珠海居民，变身为民营企业家。

　　社保福利

　　补交5万元工龄费后，社保每月发近2000元养老保险费，而且看病还有医保，“终于不用家人救济了”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港人落户内地，不少竟是冲着内地的社保福利来的。年近七十的香港人陈余，最近可谓“双喜临门”，不仅顺利回到内地定居，还领到了其盼望已久的社保。“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享清福了。”

　　陈余说，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父母送回广州读书，后来留在了广州，在广州客车厂做一名机修工，并成家立室。改革开放后，不甘一辈子做工人的他又申请回到香港，跟着亲朋好友做点小贸易，老婆孩子留在广州。但由于缺乏学识、关系，香港的生意一直不太理想，陈余再次回到内地，在一家港资企业工作。

　　他由于是香港居民，所以一直无法参加内地的养老保险，而又因为长期在内地工作，没有参加香港的强积金计划，没有在香港的纳税单据，所以根本无法享受香港的福利。陈余慨叹，“我是两头唔到岸，都怪自己唔识嘢。”

　　今年初，他在广州一份报刊上无意间看到这样一条消息，“移居香港的原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具有广州市户籍和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经社保机构审核其个人档案后，如果工作年限等各种条件符合要求的，可以参照《广州市关于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社会保险问题的处理意见》补买工龄，享受养老和医疗待遇。”

　　陈余高兴至极，当即回到原先工作过的企业办理有关证明，然后到公安机关办理复户手续，最后到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了社会保险。陈余说，他补交了5万元的工龄费，如今每月，社保发给他近2000元养老保险费，而且看病还有医保。“现在，我的心才定下来，终于不用家人救济了。”

　　如今，像陈余这样落户广州的香港人为数不少。陈余说，他的很多香港朋友只要符合条件的，都在办手续，争相落户内地。据说，刊登该消息的报刊更是电话不断，编辑每天接十几个港人电话，都说要回来定居，咨询如何办理社保。

　　物价低廉

　　“我在香港住三十平方米左右，但在广州有三层高的住宅，共三百平方米且还有一个天台花园”

　　内地低廉的物价优势，是吸引港人北上居住的主要原因之一。香港九巴司机许文，今年65岁。五年前，他退休后与太太一起回广州龙津路的祖屋安度晚年。他说，现已相当习惯广州的生活了，与香港的生活没有区别且比香港更加舒适。“我在香港住30平方米左右，但在广州有三层高的住宅，共300平方米且还有一个天台花园。”许文还说，在广州生活经济压力明显比香港小，几毛钱一斤的菜，在香港根本买不到。退休金在这里生活不用发愁，绰绰有余了。

　　许文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俩都是老广州，上世纪70年代初结伴从深圳河游泳偷渡到香港，在香港拼杀了几十年，赚了点小钱，人老了，觉得还是落叶归根好。最近，他们俩特意去广州市公安局办复户手续，重新做回了广州人。“我们还办了老人证，免费坐公交车、地铁。没想到，临老还可以享受内地的福利”。老两口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半年多没有回香港了。

　　此外，这两年来，随着珠三角地区老人院的增多，前往疗养或接受专门服务的年迈港人亦越来越多。这些长者多是孤寡老人以及伤残、行动不便且在香港无家属照料的老人。

　　在东莞樟木头疗养的温伯、温太告诉记者，此前他们曾在香港申请入住老人院，等了大半年，院方都无法安排入住。去年夫妻俩随子女到樟木头旅游度假，看中樟木头长者康乐度假村，两老便决定搬上东莞养老。

　　调查

　　香港人北上

　　去年最踊跃

　　前不久，香港特区政府统计署、香港劳工局做了一个调查，过去15年，北上内地的香港人已经翻了近两番，由1995年的12.2万多人上升至2005年的23.7万人，再到今年6月底攀升至40万人，其中九成在广东省的广州、深圳和东莞等地。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去年是香港人北上创业生活最踊跃一年，起码有4万多香港人移居内地的沿海及经济发达城市，移居内地人数首次超内地定居香港人数。其中，近十分之一的香港人还把户口落在了内地。

　　对比

　　内地移居香港

　　人数逐年下降

　　相对于港人争相移居内地的热烈场面，如今内地人到香港工作显得冷清多了。香港入境事务处有关人士介绍，1997年至2007年4月，内地居民通过不同人才计划获得香港工作签证的共17153人。其中，通过2003年7月13日实行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获签发工作签证的有15750人；此外，在香港院校取得学士学位或以上程度的内地毕业生，申请回港就业的共有1084人。

　　移居香港的内地人数更是逐年下降。香港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来自内地的移民人数从2003年开始减少，当年约为5.35万人，2004年降至3.8万人，下降了36%。到去年，内地移居者已经不到3万人，平均每天也就80来人，与香港回归前一天浩浩荡荡两三百内地人赴港定居的盛况，简直是两种景象。

　　■新闻链接

　　港人四次

　　“北上热潮”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人进入内地的身份是港商。当时，许多港商利用内地低廉的土地、人工成本和各项优惠政策，通过自己的精心经营，从小老板一跃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内地的外资独资企业进行“高级人才本地化”，大批香港高级人才涌入内地。最初，内地纯外资企业的主管都是外国人，企业出于多方考虑，纷纷从设在香港的亚太地区总部派香港人来管理内地的企业。

　　第三次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加快向国际靠拢，国企、民企大量引入境外人才。

　　第四次是从2008年年初开始，金融危机后，内地由于振兴经济措施得当，经济恢复迅速，发展机会大，大量港人涌进内地就职，部分人士甚至把户口落在内地。

　　■新闻回顾

　　内地两次

　　“逃港事件”

　　第一次，1962年

　　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粮食短缺，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然而，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意义上讲，偷渡完全是形势所逼。

　　其时正逢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大量劳力。1961年3月开始，港英当局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新政变相承认非法移民的合法化。

　　1962年年初，农历新年刚过，成群结队的内地居民开始非法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而来的，籍贯遍及12个省区。“逃港”的高潮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有“五月大逃亡”之说。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到了“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有增无减。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文革”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内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

　　第二次，1976年至1980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老百姓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人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从1976年开始，“逃港”的恶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增加，并于1979年前后达到高潮。

　　在珠三角，“偷渡”当时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

　　“逃港”风潮越闹越大，引起了高层的高度关注。广东省委赶紧从各地抽调万余名纪律队伍到宝安，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与此同时，由于香港工业化高潮接近尾声，劳动力需求开始回落，港英当局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在粤港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大规模的“逃港”活动暂时被压制下去。

　　■新闻内幕

　　经济特区化解“逃港”浪潮

　　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当时的广东省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不久，时任省委书记的习仲勋等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率先向中央提出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经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猖獗的深圳最先建立，并由此揭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记者手记

　　不知不觉中

　　“界线”变无形

　　曾几何时，港人总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内地，谈起内地总是离不开穷、破、脏，“表叔”、“表婶”、“阿灿”不离口。而内地人更是视香港为“天堂”，遍地是黄金，一心想成为港人，以至不惜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偷渡。

　　世易时移。谁也没料到，香港与内地，两个制度不同的地方，竟然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移居内地的香港人数量会超过内地定居香港的人数。

　　中国能有这样的变化，不能不感激邓小平。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比任何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内地就不会吸引那么多外资兴办那么多工厂企业，就不可能每天有20万港人到珠三角上班；如果深圳还是当年不过两万人口的边陲小镇，东莞还是破败落后的农村，沙头角的边防军和铁丝网也难堵得住内地偷渡客冒险。

　　从内地居民逃港潮到港人北上定居潮，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香港与内地间那条“界线”说无形也无形，说有形也有形。过去内地这边贫穷落后，偷渡之风盛行，“界线”就是有形的，而且是森严的；如今内地经济发展了，人们开始富裕了，偷渡也渐渐变成了过去时，“界线”就在淡化和消失，在不知不觉中变为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