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出头的老丁喜欢称自己是“准记者”。年轻时，老丁做过“记者梦”，也曾按照记者的套路，一板一眼地写过新闻，还当过报社的通讯员。可阴差阳错，最终他进入了宣传系统当公务员，从底层的新闻科员干起，摸爬滚打，一晃便是将近20年。如今，他已官至一东部大省某县的宣传部副部长。

　　令老丁不那么遗憾的是，在将近20年的宣传工作生涯中，他接触过上千名记者。他们来自不同媒体、不同层级、不同国别，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照老丁的估算，“大概每年都得见上百名，别人都说我是‘阅记者无数’”。对此，老丁嘿嘿一乐。

　　偶然的一次采访之余，谈吐风趣的老丁无意中跟本报记者聊起了他的工作生涯，聊至兴起，便如数家珍般道出自己练就的一套“记者经”。他说，将来有机会要出本书，把这些跟记者打交道的经历，以及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种种繁琐和无奈，都写进书里。

　　假记者是这样被“考”出来的

　　“现在都说‘防火、防盗、防记者’，我肯定也要防记者，但不是防范、防备的‘防’，是对外来因素的‘防’。比如有外来投资的，也得防，他说要来投资1000万元，是不是真的？是从这个概念上‘防’。”

　　而假记者，则是老丁向来唯恐避之不及的“访客”。如何鉴别真假记者？老丁颇为得意地说：“我自有一套妙计。”

　　“凭我的观察，中央级的记者一般都是主动联系官方，主动亮明证件，假记者也有拿工作证和介绍信的，我在全国几十家新闻单位都有不少朋友，周旋之余，完全可以打个电话验明对方身份。但要是我从没听过的媒体，我就借机‘考’他们。这些人哪经得住？我一忽悠，他们就原形毕露了。”

　　老丁举例，和对方寒暄时，他会有意无意跟这些人聊国家最近的方针政策，“中央什么形势，基层什么形势，不要以为我们基层干部素质很低，不干事。我们是很忙，但我们又不是独立王国。”凭老丁的经验，假记者这时候一般只会打哈哈，只能回答“好好好”，“是是是”，素质如何，一看便知，而真记者则会和老丁有一个对等的交流。

　　“我的经验百分之九十九正确。”老丁说。或许，除了这样不经意的“考试”，搜索方便的互联网也帮了老丁很大的忙。和老丁见面还不到几个小时，他的一位下属便主动和记者聊起记者此前写过的新闻作品，甚至连本报记者的毕业院校都一清二楚。

　　很多人会好奇，验出假记者后，下一步该怎么办？老丁却独辟蹊径：“我从不揭穿他们。如果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他们也是挣饭吃，不容易，比较可怜。实在不行，就让宣传科长陪着吃顿饭，很多人也只是想蹭顿饭而已。”

　　终归是假记者，在职业素质上，还是不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这些人动辄前来“舆论监督”的事情，常常令老丁哭笑不得：当地有好几家大企业，一个药厂，一个柠檬酸厂，烟囱里冒着大团白烟，他们会说污染多么厉害。“实际上，冒的都是纯白色的水蒸气，我都懒得解释。类似的新闻，有些小报记者要么发不了，要么，就发在一些没人看的网站上或个人博客上，打电话跟我说发了，我就说很好。其实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榨油’，打电话来，就是想让我们去‘公关’，我们坚决不去。要是给他钱，其他的小网站就都会过来。”

　　而仅仅在几年前，老丁的底气还没这么足：“那时媒体刚放开，小报不断地办，那时候你得重视他，毕竟我们是基层。我并不是怕小报曝光，而是担心，这种只印十份八份的小报，可能直接寄给市里的领导，或者省里的领导。领导可能对报纸不大了解，一看我们这里有这么大的污染事件，会过问。比如四五年前，有过一个小刊物，直接把类似的负面报道寄给市领导，领导签字转发到县里，县领导就会有压力。还好，我们县领导对这事很开明，有时候一块儿吃饭，我们主动检讨，说媒体报道的一些事让我们压力很大。书记说，有啥压力，这又不是你的事。”

　　随着老丁对假记者的鉴别力与日俱增，他也更加应对自如：“几年前，一些小报给哪个单位曝光，我们会给个两三千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最近3年内，一分钱都没给过。”

　　和媒体沟通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不理解，说我们搞宣传工作是‘灭火’的。”谈及“灭火”二字，老丁颇为无奈。在他看来，这是很不恰当的提法，“我在这个地方工作，我得负责这个地方的舆论导向，怎么才能更有利于促进这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任何部门都有问题，上级发现也是一把火，不能仅仅因为记者来报道，就说是他们在‘点火’。”

　　让老丁有压力的，是“现在记者监督的内容百分之九十都是县以下”。老丁认为，这客观上是因为县行政实体的特殊性。“中国历史上是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不再设行政机构。很多政策都是落实到县一级，矛盾也就集中到了县一级。”

　　“这种情形下，和媒体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老丁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今年，某中央媒体接到当地一个村子老百姓反映情况，说当地蒜薹只有两块多一斤，相比于北京最贵的七八块一斤，太低了。老百姓觉得吃亏了，想找媒体反映。

　　该中央媒体的记者调查了一天后，认为是当地市场管理不善，有欺行霸市的情况，或者是农民负担重，成本高导致收益低。乡镇干部告诉老丁后，老丁马上赶到村里。一见面，这位记者毫不客气地问：“你来干吗？”老丁说：“是来给你们搞服务的，生活工作上有啥不方便的，就跟我说。”

　　接着，老丁不断地跟他交流，从国内外形势讲到农产品行情。老丁讲，农产品价格不要一高就打压，毕竟，农民三五年才碰到一次高价。价格一高，农民都去种，第二年自然降下来了，这是市场规律。农民很不容易，蒜薹两块多已经很高了，最便宜的时候，才几毛钱一斤。之所以两块多农民还挣不着，一是人工问题，原来采蒜薹一天30元，现在一天100元；再一个原因，就是农业生产资料一直不断地涨，像柴油补贴等，却微不足道。

　　老丁当即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据他所知，外地蔬菜运到北京，不仅要经过路上设卡收费，到了北京批发地，再到各大超市，流通环节如此之多，自然会抬高价格。“我不断地跟他交流，最终这位记者转变了看法，给我们作了一个正面报道：如何培植大蒜产业，给农民增收。”

　　最担心不客观的负面报道

　　“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我还是最担心不客观的负面报道。”说到这里，老丁皱了皱眉。

　　负面报道怕不怕？老丁这样解释：“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是上面，我们是下面，我们没有必要去找你们算账，我们把问题解决就是了。你们的目的是监督工作，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乡镇书记遇到记者都会跟我说，至于有没有问题，我都是让他们坦然面对。我跟他们说，如果隐瞒了，老百姓自己说出来，记者拿到证据，你的负面形象就出来了。”

　　对老丁来说，正常的监督报道他们是欢迎的。“真正做舆论监督的，都是先来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后找我们核实。我们也会去核实，同时做工作，看对方能不能不报道。要是必须报，我们能找到熟人的话，就去解释一下。我们坚持的口径是：你们来监督我们，是促进工作的。我们把问题解决好了，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就不报了。”

　　令老丁印象深刻的是，某次省台来当地采访，发现有人将死鸡加工后卖给饭店，加工点非常隐蔽。老丁得知后，马上通知工商部门，把那个非法加工点查封了。

　　在老丁看来，“如果监督报道是客观公正的，说句私心话，我就没什么责任了。工作没干好，媒体给报道了，领导不会埋怨我。但如果报道得不客观，不是那么回事，毕竟我是负责宣传的，领导就会觉得，是不是我没处理好关系，没有尽到责任。”

　　这么多年来，性格直率又谙熟新闻规律的老丁交了很多记者朋友，以老丁挑剔的眼光，基层欢迎的好记者“是能够坦诚交流的人”。“曝光不要紧，要实事求是，不要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别老觉得‘我就是包青天，我下来就是给老百姓伸冤的’。”老丁说。

　　老丁还真碰到过这样的记者，来自某中央媒体，到当地调查母猪补贴不到位的问题。按照中央政策，一头猪补贴100元。当地一村民没有拿到补贴，随即向该中央媒体打电话反映。记者来了后，直接到他家里，给了100元，说：“政府没给你，我替政府把补贴给你。”这让老丁觉得很别扭。

　　不久前，老丁的一个记者朋友又一次第一时间出现在矿难报道现场。让老丁印象深刻的是，电视画面里的这位朋友神态疲惫，嗓音沙哑，他连忙在手机屏幕上按下一行字，给对方发了过去：“王记者，每次矿难报道都有您的身影，我钦佩您的勇气。”他回了两个字：“谢谢！”老丁觉得，能交到这样的记者朋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