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年中，中央曾从发达地区选派一批省部级官员到西部地区任职，但县处级这一层次的官员，甚至包括厅局级，都基本只在本省内调动。现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风潮之下，试验已经直至基层，县委书记也被“跨省”大调动，以求西部的新突破。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实习生 马晓莉 谭熹琳  发自贵州、重庆

　　贵州独山，8月下旬。街头贴满了诸如“独山是我家，卫生环境靠大家”的标语，印有“整脏治乱”字样的宣传车不断传来威严的动员令，同时，近千名臂戴红袖章的人员，走上街头，督查包干区域。

　　这场“整脏治乱”专项行动是新任县委书记潘志立点燃的第一把“火”。过去，由于只有少数几个单位参与，加上执行不力，整治几个月后就会死灰复燃。

　　但这次魄力之大前所未有。潘亲自担任指挥长不说，还将对督查不力的领导进行问责。“因为他是外地来的，可以打破裙带关系。”独山某核心部门的一位官员说。

　　此前的8月11日，46岁的潘志立孤身一人从千里之外的江苏沿海经济重镇海安，突然空降独山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潘是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一个副处级官员，而去年开发区所在的城东镇，财政收入40多亿元，而拥有34万人的独山县却只有2亿元。

　　此前，县处级这一层次的官员，甚至包括厅局级，都基本只在本省内调动，跨省调动的，除了类似援藏干部这样类型的官员外，基本只有省部级官员。

　　过去的数年中，中央曾掀起了一股从发达地区调任省部级官员到西部地区的风潮，这些来自东部的官员，往往被形容为给当地带来改革之风的人。而现在，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风潮之下，实验已经直至基层，而调任县委书记，对促进当地发展，显然更加直接。

　　县官自东部来

　　他们来自山东、江苏、浙江这几个中国发达的省份，年龄在45岁上下，有多年的基层经验，许多人都是经济学专业出身。

　　潘志立其实早有铺垫。在履新之前的6月18日，潘就以海安经济开发区一把手的身份造访独山多家企业，不过当时双方只是表示了欲结友好县区的愿望，独山官员对他空降一事还蒙在鼓里。而他履新后在独山的第一次亮相，就让当地官员颇感清新。“以往独山干部履新时，总会讲些‘感谢组织培养’之类的套话，但潘没有，很坦诚。”一位与会的独山干部回忆。有网友在独山贴吧上列出了对新书记的十大期待，这或许可以窥见独山的落后现实：依法拆除独山非法建筑；让出租车开进独山；结束独山市政建设领导拍脑门办事的陋习……

　　除了这位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贵州省还引进了另外两名东部官员担任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除了潘之外，另外两名，此前均是县或者县级市的副书记，属副处级官员，到达贵州后，他们三人均为正处级职务。

　　事实上，贵州并非第一个进行县委书记跨省调动试验的省份，地处西部的重庆已经默默将此试验运行了几年，新近得到了中组部的认可。2008年9月，重庆从山东引进三名当地区县官员，同时将对应区县的原来一把手，“互换”派到山东去任职。

　　“试验最初是重庆自发进行的，但不是没有中组部的精神作为支持。”重庆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组部的精神”指的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在这个2007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文件中，中组部首次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地区有计划、分批次选拔一批优秀干部到西部任职，加强地、县领导力量”。

　　经济发展能力卓越，被外界认为是西部省份甄选县委书记的一个重要标准。翻看这些东部官员的教育背景，几乎每个人都学过经济专业——重庆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到重庆前担任青岛市李沧区区委书记，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潼南县委书记于松柏原先是山东莱阳市委书记，经济管理学硕士；而重庆2008年6月从东部调来的县委书记陈勇，则是南京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学位。

　　与贵州单向挂职不同，重庆不仅引进来，还主动走出去，“向发达地区取经”。王作安调任合川的同时，原合川区委书记秦敏则调到青岛担任副市长。相比之下，调到重庆的的东部干部算是升官了——王作安原先在青岛是一个副厅级官员，调任重庆合川区委书记后，因为重庆是直辖市的原因，则变成任职正厅级职务。

　　招的不仅仅是“钱”，也是人

　　“我始终相信，很多事情做了基本判断后，胜负大概50%，然后在做的过程中见招拆招。”

　　在贵州独山，8月23日开始，潘志立点燃了他的第二把“火”——为期20天的“共同发展，共谋致富”大讨论。独山的官员们放弃周末时间，组织讨论，乐此不疲。“中央拿他做试验，但他是我们的资源，是送给我们的礼物。”独山招商局局长朱幸梅说，她将向潘建议在独山搞一个海安工业园，用潘的牌子直接招商。“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王作安的关系网派上用场则在调任重庆两年之后。今年4月的“重庆·山东周”，重庆与青岛签约合作的项目达32个，合川占了三分之一。

　　曾几何时，招不来商是合川最大的烦恼。曾经在东部屡试不爽的政策被再度祭出，王作安干脆推行了招商承包制。上到区委区政府，下到普通科室，几乎每个层面的官员都有招商任务。

　　最初，很多人叫苦连天，王作安面授机宜。“招商引资就是招人，要找那种企业有扩张欲望的，在西南没有点儿的。”属下们开始按图索骥，找出行业排名前500名是谁，分析他们老总的年龄结构，王作安提醒他们：“老头就不要去招惹他，决定来你这很谨慎、很麻烦；选年轻的，想把事情做大，体现自身价值的。”

　　这些东部官员力图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作风。

　　人浮于事、安于现状，几乎是外界对西部官场生态的普遍感受。“在青岛，从主要领导到普通群众，大家齐步跑，但在重庆一些区县，往往是主要领导着急上火，一般干部群众却慢条斯理。”去年3月，到青岛挂职的原合川区委书记秦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有人认为贵州独山的官场几乎死水一潭。“8小时内工作能做好就不错了，更不要节假日加班。”独山麻万镇党委书记杨正江说，潘志立的到来让这个县城的工作节奏一下子加快许多，“雷厉风行。”

　　除了东部官员的效率，还有他们处理问题的巧妙方式。在重庆合川，许多官员都会提及去年某片区拆迁时，王作安的运作。

　　由于对补偿不满，加上政治风险大，有6000户的某片区拆迁一直令合川官员头痛不已。24亿元的拆迁资金是最大障碍，王一边到银行融资，跟房产企业团购回迁房；一边拉企业来投资还贷款。最后，不仅偿还了贷款，政府还获得几亿元税费，而且没有上访。王作安说，“我始终相信，很多事情做了基本判断后，胜负大概50%，然后在做的过程中见招拆招。”

　　他们留下什么？又想获得什么？

　　合川每次岁末年初的常委会现场，会评出最佳金点子。奖品包括一朵小花，或者，女同志的拥抱。

　　作为新近的试验，前来贵州挂职的县委书记们的未来去向还未可知。但是，按规定，挂职的东部干部在挂职3年后都要返乡。

　　当有一天王作安离开合川时，人们或许已经记不清他提出过哪个口号，但应该不会忘记他是一个爱让人学习的区委书记。

　　为了督促官员学习，每次开大会前，王作安都会来一次10分钟的突击考试，考题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讲话，到中央精神，不一而足。但真正让当地官员惊讶的是一场场主题与本职工作毫无关系的理论讲座。

　　合川一位官员举例，6月份，北大哲学教授吴国盛给他们讲《百年科技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哲学反思》，很多内容前所未闻。“比如我们认为光是直的，他说也有曲线。比如我们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他说宇宙是有限的。”

　　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这样的做法的确超前，如同王作安要求“不许删除骂合川的帖子”一样。青岛李沧区现在的官网“李沧在线”，就是王作安在2004年一手创建的，一到晚上10点，就有一批市民等着和王在线聊天。而这一经验也被他带到了合川。

　　改变的还有官场氛围。为了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每次岁末年初的常委会，大家汇报工作时，王作安就要求大家互相出点子。写完之后编上号，现场就评出最佳金点子。奖品包括一朵小花，或者，女同志的拥抱。

　　眼下，重庆的试验已经得到中组部的赞许。重庆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年，中组部相关领导在一份内参上看到了重庆的试验后，对其做法给予高度赞扬。今年，这些东部干部的典型事迹将被印在组织系统内刊上向全国推广。

　　不管最后是去是留，当地官员都相信这场小范围的试验将会顺利结束——

　　重庆当地的说法是，“组织上对干部考察很严格，试点一定是非常细心的，是会成功的”。而在贵州，当地官员相信，“既然中央把潘志立调到独山，其实就是打算把独山建成一个真正的窗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外界普遍猜测这些挂职官员任满后将会得到重用，但在东部官员眼里，到西部也不仅仅是升官那么简单。刚到贵州独山的潘志立说，独山起码得有50年的规划，此前，该县城市规划基本上3-5年就改一次。

　　而身在重庆的王作安，则在跟本报记者聊天时突然转头对身边的区委常委宋平说：“有一天，等宋平老了，跟下一代人说环城高速公路以前是我们修的，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