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周恩来邀请北上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李济深是排名第一位的。但是第一批北上的人士中只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为何不在此列？

　　李济深秘密北上之途

　　□周海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此时的李济深是在港民主派领导人中威望最高的一位。对他来说，北上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要面对的复杂情况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今年是李济深先生诞辰125周年，解放后与李济深相处时间最长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日前接受采访时回忆了李济深在新中国成立前北上的点点滴滴。

　　在1948-1949年那样的特殊时期，李济深的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目光和关注：蒋介石、宋子文、美国政府、香港当局、李宗仁等都对他积极争取。蒋介石要秘密除掉李济深；宋子文希望李济深取代蒋介石，保住华南；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之外再组织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蒋介石；香港当局则希望李济深留在香港；李宗仁也希望向李济深寻求帮助保住华南。而李济深自己也有个计划：与中共合作击败蒋介石！

　　北上意味着生死离别

　　1947年10月初，广东省省长宋子文在香港拜访李济深。据李济深之子李沛金回忆：“他(宋子文)告诉父亲他担任广东省省长并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是美国政府的授意。美国政府对蒋很不满意，想让宋子文、孙科、张群等取代蒋介石，领导政府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他希望父亲能够说服以前的部下陈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和桂系共同参与。父亲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这将会延长冲突，造成更大的伤亡。”同时，李济深向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议：先在广东省释放政治犯。宋子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并无实力做到。

　　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了，于是就发出试探，试图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组织一个新政府。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李济深作为代替蒋介石的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中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该报告在美国国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美国寄希望于李济深。

　　“美国派前任招商局主席蔡增基对爸爸讲述了美国的计划：组织第三势力取代蒋介石。爸爸认为这个计划将造成中国的分裂并将卷入无休止的军事冲突，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建议。”李筱桐说，“但是英国和美国当局都不希望我爸爸去共产党解放区。”

　　1948年年底，控制着40多万军队的白崇禧想说服李济深参加桂系与中共的和谈。在此之前，白崇禧曾5次逼迫蒋介石从领导岗位上下台。白崇禧让人带大笔钱款和一封私人信件乘专机到香港联络李济深。而此时，李济深已经离开香港。

　　1949年初，李宗仁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后，致电李济深、宋庆龄、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张澜、张东荪和另外一些人士，想获得他们的支持。此时，民主党派已与共产党合作。“李宗仁致电父亲时，父亲早已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

　　李济深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的关注。香港特务机构头子王翠微，被派遣日复一日地拜访罗便臣道92号，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尊重，事实上是监视李济深的行动。“在我们家的周围，随时都有港英当局的警察，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监视，在我家楼对面的一个旧车库里，国民党的特务时时刻刻监视我们。在门口，有香港雇佣的印度籍警察走来走去。”

　　而且，对于李济深来说，北上则意味着一场生死离别。当时李济深的第二个妻子双秀清已经重病在床。

　　“我母亲肝癌到晚期，出现了腹水，很重很重了，我父亲北上就是生离死别。我母亲病那么重是不能走的，我们就在等我母亲死，等我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才北上。”李筱桐含着泪说。

　　这时候对于李济深来说，北上还有着更加难以抉择的原因，那就是他的三个儿子都在蒋介石手中。

　　“北上的时候，我三个哥哥都在蒋介石的手里，三个男孩：李沛钰、李沛文、李沛琼，一个在航空学校，一个在少年航空学院，一个是华南农学院的院长。因为我爸爸反蒋，蒋就把他们控制起来了，这是血肉连心的。父亲不是赖在香港不肯走！”李筱桐说，“在抗战期间，日本人曾派父亲的一个朋友来找父亲，说只要能够合作就将中国华南、西南交父亲管辖，被父亲当面拒绝。父亲为了表明抗日的决心，还在1942年和1944年先后送李沛钰、李沛琼到幼年空军学校学习，把孩子送到空军学校不是为了镀金是为了精忠报国，和美国飞虎队员一样，和日本鬼子在空中战斗。所以，我爸爸不像某些电影说的，是赖在香港不肯走。”

　　何香凝说服李济深北上

　　1948年5月的一天，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两位客人前来拜访。看到其中的一位来客，李济深赶紧起身相迎。

　　来人正是何香凝，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也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她的儿子廖承志此时任新华社社长。李济深非常敬重何香凝，所以中共通过何香凝来做李济深的工作。

　　何香凝向李济深介绍了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她建议李济深早日北上去解放区。

　　何香凝对李济深说：“任公，你还是早去为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自身的安全。”

　　同时，李济深也深知留在香港对他自己非常不利。何香凝还告诉李济深，说周恩来对他在桂林主政时提供的帮助念念不忘。当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采购运送各根据地所需的无线电器材、汽油、西药等重要的物资。而这些物资运到桂林之后，需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的批示，才能够有车辆运往陕北等地。而凡需要李济深批示的，他总是批准。

　　何香凝的一番话，让李济深下定决心北上。然而，李济深不仅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更是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他如何才能避开各路人马的视线，“金蝉脱壳”呢？

　　为了麻痹监视他行动的密探，李济深巧妙地安排在动身北上前一天即12月25日圣诞节，由他发出请帖邀请王翠微夫妇到他家里吃饭，时间定在12月27日。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会在26日离开香港。

　　而在李济深府邸外，国民党特务早已安排了监视哨，有一个小杂货铺正好能看到李济深的衣帽间，只要李济深挂在那里的外衣被拿走了，就说明李济深走了。当李济深临走之前要去拿这个衣服时，一双手挡住了他。

　　这个人就是中共统战战线和秘密战线的翘楚人物、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

　　夜深了，看到李济深的外套还在，对面的特务以为李济深还在。小杂货铺的灯光仍然亮着，而李济深已经消失在夜色里。

　　194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的这一天，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从李维汉送来的电报中接到了这个最好的生日礼物。 

　　当晚，李济深一行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他们不紧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几条游艇，还随带了很多酒菜。游艇在海面上漂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调头驶向东南，靠近了早已停泊在此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一登上“阿尔丹”号就发现很多熟人老朋友，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茅盾、洪深等人，他们都是乔装打扮了一番：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有的扮作商人，但他们都是两手空空，以免引人注意。

　　在“阿尔丹”号上，他们迎来了1949年的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他们的新生活，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兴奋，一起共话未来。同船的茅盾还准备了一个大册子，请大家题字，李济深提笔写下了：“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1月7日，一艘货轮驶进苏联控制的旅顺军港，苏联战舰鸣笛致敬，这艘船正是“阿尔丹号。”

　　为什么货轮要舍近求远，不停靠大连港而停靠旅顺军港呢？原来，周恩来认为，大连港虽已解放，但是国民党特务仍然有可能在李济深上岸时趁机暗杀，所以改走旅顺军港登岸。

　　双秀清去世之后，李济深的家人也都动身北上，1949年9月抵达塘沽。

　　“我们坐的是丹麦的货船，从香港到塘沽，很危险。因为我最小，小孩们又馋，大孩子们就把最小的我推到丹麦船员室唱英文歌，跟他们要吃的，要点巧克力什么的。到了以后，我们还不能进塘沽，因为是外籍轮，父亲打通了好多关系才能上岸。上岸的时候父亲就看见我们都戴着黑纱，人群里我最小，当时我看起来就像三四岁的孩子，其实我已经6岁了。父亲特别心疼，他抱起了我，老泪纵横，我从来也没看见过父亲眼睛充满泪水，他就想我这么小的孩子就没妈了……”李筱桐哽咽着说。

　　“我们家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困难，把香港的房子出租。阳台上都是人，我和我妈妈睡，3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里睡上下铺，就为了把最大的房间给我爸，要留一个靠海的最好的房间作为客厅。有一次，在这房间里，父亲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我父亲上身穿得挺不错的，可是脚上穿的鞋，大脚趾都露出来了。《时代周刊》就把露着大脚趾的照片登出来了，这张相片美国人民看到了，我在美国的哥哥也看到了。”

　　“因为经济的问题，我母亲在生我之前，打了一对双胞胎，所以身体很亏，就不能再打了，又怀了我，我就算留了下来，先天非常不足。”

　　1949年2月25日，李济深和其他民主人士到达北平，参与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事宜中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首次开会。李济深在会上致辞：“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

　　“及身要见九州同”

　　来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随家人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戴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背为了什么、什么……干杯！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

　　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跟孩子玩。”李筱桐回忆说。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

　　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7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