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在网络上已经是耳熟能详的重要群体。而愤怒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在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群体的出现正在引人关注。他们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有思想，有见识，敢于激烈地针砭时弊。他们不仅文采斐然，能出口成章，且个性鲜明，喜怒形于色，他们被称为“愤老”。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批评教育乱收费、原中国女排主帅、前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出书披露“内幕”，在无官一身轻的背景下，他们都显示出了“愤老”本色。“愤老”的愤怒来自哪？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与“愤青”又有何不同？ 

　　和“愤青”相比，愤老大多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有的甚至在此之前就接受了高等教育。“愤老”们看过的潮起潮落更多，因为有着对历史过程的亲身体会，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刻领悟和感受。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掌握的资源和渠道更多，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话语空间，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已无后顾之忧，“人走茶凉后”，根本不必再看他人脸色行事。

　　愤老VS愤青

　　愤老典型：周有光

　　“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愤青典型：韩寒

　　在主流社会，韩寒是一个不乏争议的人物，因为他乖张的行为性情，有人指摘其“愤青”、“二愣子”。近期，他主编的杂志《独唱团》在韩寒的粉丝和文化界引起火爆的销售效应。

　　“愤老”意欲何为？

　　愤老的五种类型

　　“愤老”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大体不外乎五种：苦守气节型，以伯夷叔齐为代表；诤言直谏型，以黄炎培老为代表；针砭时弊型，以某些老干部、老党员、老知识分子为代表；恋旧厌新型，以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为代表；倚老卖老型，以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焦大为代表。按照社会评价的高低，这五种类型从左向右构成一个续谱，针砭时弊型恰好居于续谱的中央位置，向左依次迈向诤言直谏、苦守气节的高位，向右以次进入恋旧厌新型、倚老卖老型的末端。这就是说，“愤老”必须把握一个“向”和“度”的概念。 

　　苦守气节型之所以获得“愤老”冠军，就在于该种类型的“愤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仰。因为他们懂得：“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但是能够把自己的理想贯彻到底的人并不多，即使是被人称作是大贤的伯夷叔齐，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时候。然而，后人评价前人，往往只注重其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即语言外壳，而忽略其思想的具体内容。因为时过境迁，思想的具体内容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却可以装上新内容而做到“古为今用”。

　　诤言直谏型“愤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退荣辱完全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为皈依，丝毫没有个人私利的考量。在这方面，黄炎培堪称表率。典型事件就是他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里做客，毛泽东问他到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的这番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可谓是官民相亲、文人咨政的典型。

　　针砭时弊型“愤老”，以针砭现实的时弊为己任，对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敢于发声。但其中有个别人他们往往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牢骚满腹，怪话连天。对于这样的老人，我想借用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相送。不要迷恋晚霞余辉，要清醒认识残酷现实，“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要知道，老年只是落日余晖，再怎么折腾，也不会再有朝霞满天的辉煌。

　　恋旧厌新型“愤老”，以思想保守为特征，留恋旧事物与旧生活，厌恶新事物与新生活，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不断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哀叹。地球在运转，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每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老人要怀着感恩的心情拥抱新生活，过好每一天。如果不改变守旧立场，这种类型的“愤老”只能永远是时代的落伍者。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无法享受新时代、新事物、新观念、新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如果不识时务，怨天尤人，不仅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会自取其辱，有损自己的人格尊严。

　　倚老卖老型“愤老”，或因为早年有功，或因为掌握了独家秘闻，像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焦大一样，不分地位尊卑，不管内外有别，喝了几口酒就满嘴胡唚。自以为有功于主人，就倚老卖老地骂娘，不分场合地撒泼，结果被王熙凤命人塞了个满嘴牛粪。

　　“愤老”与“愤青”及“愤”之辩

　　与涉世不深的“愤青”相比，作为过来人，“愤老”有其独特的优势：衣食无忧的优越地位；深厚丰富的人际资源；多种多样的人生阅历；程度不同的社会影响；多少不等的办事能力。因此，“愤老”极端起来，比“愤青”更可怕。不过，“愤老”与“愤青”相比，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劣势。16-17世纪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拿老年与青年对照，对青年有诸多肯定，并且流露出对青年的羡慕和对老年的厌恶之情。从情感上看，莎士比亚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愤老”。

　　不过，莎士比亚的“愤老”，反映了西方文化歧视老年人重视青年人的文化特质。而中国的有些“愤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敬老文化传统惯出来的。转型期以来，中国敬老文化受到现代化交通的冲击。在公共汽车上，为老人让座的现象很普遍，而在地铁里，这种敬老风气却很少见到。这也是“愤老”们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感慨的直接原因。

　　“愤”并不可怕，无“愤”即无诗。诚如司马迁所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

　　无论是“愤青”也好，还是“愤老”也好，有“愤”比没有“愤”总是要好些。对于青年来说，“愤”表示励志；对于老年来说，“愤”意味着参与。国家要根据不同年龄群体的生理、社会和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工作：鼓励青年人的参与热情，引导他们理性表达；支持中年人回馈社会，妥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提倡老年人发挥余热，为他们的表达预设出口。中国要发愤图强，没有“愤”是万万不行的。这里的“愤”不是气“愤”的“愤”，而是表示志气、骨气、气节的“愤”。在这个意义上，我倒希望中国出现更多的“愤”族。(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愤老”心态与怀旧情绪

　　我们和愤老(或愤青)的差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者说，差别在于自我的表达方式：我们更圆滑、世故、表里不一，后者则更坦率、直接、表里如一。就愤老来说，他们或许曾经圆滑过、世故过、虚伪过，但到了人生的黄昏，反而无所顾忌，具有了否定之否定后的真诚与豁达。

　　他们的“愤怒”来自哪

　　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的愤怒，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反应。人们之所以产生愤怒的情感反应，至少源于两种情形：第一，所信奉的普遍价值(或底线价值)被僭越引起的愤怒。第二，利益被损害所引起的愤怒。这些利益包括共同体利益(如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归结其来，人们产生愤怒，是因为人们对他人的期待落空或被违背。

　　就愤老来说，他们的愤怒，或者出于其利益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受到损害(如医改)，或者是某种他们所认可的价值遭到破坏(如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包二奶现象)。他们不同于在位的中年人，没有了“乌纱帽”或实际利益的顾及，敢于借助媒体直陈己见，表达不满。这种表达，是他们的权利，大多也是理性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的理性诉求夹杂着情感的色彩，有时甚至难免偏颇。

　　愤老不同于愤青的一个显著之处，在于他们具有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经历。这种对比经历使得他们对当前现状有着更宽和更高的视野。他们亲身经历了整个变迁的过程，知道当今现实的来龙去脉。他们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就有了历史的尺度。他们深切体验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如：物质财富的增加、消费选择自由与个人言论自由的增加)，也目睹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溃败等负面过程。

　　他们对现状的感知难免有历史的印痕。他们的价值观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尽管他们也能与时俱进，但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在他们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当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一些变化与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看不惯。他们曾经是秉持“清正廉洁”、“奉献精神”、“助人为乐”和“自我牺牲”的价值的一代，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个人主义化的社会，许多现象(如：官员腐败)与他们的价值观(清正廉洁、奉献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要抱怨现实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对他们的现实观察造成影响的因素是怀旧心理。怀旧心理的产生，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失意或惶恐。人们难于从现实中寻找安慰，就从过去时光寻找精神抚慰。因此，根据社会学家戴维斯的说法，怀旧是一种把消逝的往昔加以理想化或浪漫化的心理机制。一方面，它把过去的痛苦淡化。另一方面，它把往昔美好的东西凸显出来，加以拔高，并与当今社会的阴暗面形成对照。于是，过去的金色年华就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故乡，一种人生的安慰。如果说，乌托邦心理是借助对未来的憧憬来对现实表达怨恨，那么，怀旧心理则是借助昔日的金色年华来对现实表达不满。

　　愤老出现难能可贵

　　就当今中国来说，有两种怀旧现象值得注意。一种是炫耀性怀旧，一种是缅怀性怀旧。成功人士的怀旧，常常就属于前者。例如，一些官员、老板或国企高层主管就对他们过去的知青经历念念不忘，并时不时拿出来炫耀。在他们那里，过去的苦难变成了他们的资本。这种怀旧成为他们今日成功光环的背景色。与此相对，弱势群体的怀旧，多半是缅怀性怀旧。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属于失意或利益遭到相对剥夺的群体(如：国企下岗工人、退休老人)。他们的正当诉求未能得到满足，正当权利未能得到保障，所信奉的价值未能流行，于是，他们缅怀过去，从往昔寻找安慰。例如，许多老人就无比怀念过去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免费医疗)和社会风气。

　　怀旧心理固然是引起愤老现象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源的全部。问题的更主要的根源在于，他们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了保障，他们的境遇是否公平，他们的诉求是否得到妥当的回应。弱势群体不但是利益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而且他们也在话语权上也处于弱势。因此，即便是出于怀旧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老年群体的声音的出现，是件好事情。

　　事实上，被称作愤老的人，大多都是昔日重量级人物(官员或文化名人)，也许只有他们才有足够能量在媒体上发出声音。而许多底层的人物，则注定成为默默无闻的一群。因此，能出现愤老，在我们这个善于健忘的时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愤老，我们要给予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甚至多一些喝彩。更主要的，还是实实在在的为保障老人的权益做实事，同时，弘扬普遍价值，把中国的改革之事办得更好。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将来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做愤老。

　　愤老们，多多保重！(作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