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由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日益突出，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开始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郊区甚至是农村流动。

　　比如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尤其在浙江某地有200名公务员把户口从城市中迁回农村。此种“逆城市化”现象值得深思。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展。在城市土地面临枯竭的情况下，城郊农村的土地首当其冲属被征用之列。土地稀缺，则地价不断升值，城郊农村土地收益迅速上涨，提升了农村户口的“含金量”。作为农民可获得征地补偿( 包括货币补偿、房屋安置)；村集体股份制改革，村民变成“股东”，可参与村集体(出租、物业经营)分红；享受旧村改造政策，而在旧村改造时会得到很大的一块宅基地，可以盖房子发展租赁、零售、餐饮、物流等。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即使什么也不干，仅靠出租土地，有的甚至一年可挣几十万。因此，让许多农民意识到了农业户口的重要性，许多农民放弃了进城。

　　同时，国家近年惠农力度加大，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义务教育免费，种地不上税，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其他包括新农合、农村救灾款、农村低保、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这些也加大了部分农户的吸引力。

　　当然，由于东部城市化水平较高，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准与市民相比差距已不大，而要让进城的农民放弃宅基地、承包的土地，这在市场观念增强、看重挣钱和物质资料消费的城郊农民而言是件不合算的事。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可进入城市后的获益却不多。

　　这样，近年来出现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较普遍的某些公务员在农村拥有土地，城市里拥有住房的“逆城市化”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一纸农民“名分”，关系巨额“钱途”。这些“伪农民”回流农村，并非想成为真正的农村人，并非想种地当农民，并非想用其熟悉政策的优势，服务并致力于新农村建设。而是利用其熟稔体制内操作的特点，钻政策漏洞，其目的在于农户背后巨大的利益诱惑，以户口作掩护，以参与分配集体经济利益、或在土地政策补偿上获利，以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实质上由于涉及到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既定利益向新转入成员分配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侵害、挤占了原有社员的既得福利。他们端着“铁饭碗”，坐着“铁交椅”，领着“铁工资”，享受着公务待遇，吃着国家的“大锅饭”，却又盯上了农民这个被“歧视”而迄今为止或者是只能依靠此来改变他们命运的户口，妄图两头通吃。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这不但有损于公务员的廉洁性，更伤害了农民淳朴的感情以及城乡贫富之间脆弱的关系。倘若农民因征地致贫，贫困就会代代相传，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绝不允许“伪农民”侵蚀农民的利益。(作者为人民论坛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