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记者获悉，国务院扶贫办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2011至2020年扶贫开发纲要。几次被提议上调的贫困线标准，有望在纲要中提及。

　　“以前我们根据每人每天2100大卡设定营养标准，由此按照食物价格推算出贫困线，现在我们提出一个健康生存的概念，除了基本的营养需求外，还要满足让人生活健康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贫困线应该设定在1300到1400元之间。”国家统计局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告诉记者。

　　关于贫困线

　　今年九月，一场关于美国穷人增加的新闻受到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9月16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由2008年的3980万，占人口总数的13.2%，上升到2009年占人口的14.3%。也就是说，去年有43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比2008年增加了近400万。这一数字意味着，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属于贫困人口。这也成为51年来美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最高纪录。

　　美国人究竟有多穷？这个问题与世界第一经济体和当代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放在一起有着一种奇妙的对比效果。然而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穷”是在相对较高的贫困线标准之下做出的划定。

　　以最典型的四口之家为例，如果家庭年收入低于2.2万美元，即被列为“贫困人口”。这个“高标准”还在逐年提升着：

　　2008年时，美国的四口之家贫困线是年收入21200美元。

　　2009年时，美国的四口之家贫困线是年收入22050美元。

　　一份20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显示：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3个卧室、1个车库、1个阳台；

　　美国贫困户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

　　97%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部或更多彩电；

　　76%有空调；75%有1辆车；30%有2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线电视；33%有洗碗机；

　　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蛋白质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这则消息也在短时间内再次上演了中国互联网上的典型“舆论肥皂剧”：消息刚出，一些对此事一知半解的人们开始唱衰“美国雄风不再”；待解读性信息多起来，大家又开始感叹“美国穷人”的“幸福生活”，还有网友表示：我的梦想就是到美国当穷人……

　　事实上，贫困线的制定是政府对国民生存权利的一种保障，我国原有的贫困线标准其目标正是为了保障贫困国民的“生存”，而未来可能大幅升高的贫困线的着眼点是落在“健康生存”，即满足让人生活健康的标准。这在出发点上的确是一种进步。

　　在国外，收入平均数和有关贫困线的资料，却常由同一家机构同时提供。例如，每年8月美国统计局都会定时公布上一年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数(定义是高于此收入的家庭数量与低于此收入的家庭数量相等)和收入低于贫困线的贫穷人口的一揽子统计报告。

　　为什么收入和贫穷人口的统计要同时公布呢？因为收入统计数是决定贫困线的标准或基本参考。缩小贫富差距，其实就是让高收入和低收入向主流收入靠拢。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年以来，国内各省区已经纷纷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是长期徘徊在低位的最低工资标准一次“应得的”提高。这次贫困线可能做出的大幅调高，同样是政府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国民收入浩大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的扶贫成绩

　　“中国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千年发展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中国已使几亿人脱贫，使儿童能够上学，民众能享受到医疗服务，中国政府还积极防治疾病，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解决与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番言论是在今年温家宝总理出席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和第六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前所说的。她还表示：“我们之所以说全球减贫指标能够实现，主要是由于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如果拿掉中国减少贫困人口的数字，那局面就不这么好了。因此，我们对中国的成功表示感谢，并将把中国的成功经验介绍到其他国家。中国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有利于它们克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9月16日下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中文媒体联合采访时也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上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完全参加并全力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向世界展示了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良好姿态。

　　他还表示：当然，中国也面临许多自己的问题，中国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国内仍有欠发达地区。但由于有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有良好的治理机制，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资源。潘基文说，我相信，中国能够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成功，而且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与借鉴。

　　与贫困的战斗当然不只是“凯歌高奏”，我国的扶贫工作一直存在着“两条贫困线”的争议。以2008年底上一次调整为例，当时的联合国贫困线为“人均每天一美元”，而我国的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与国际标准存在着较大差距。目前联合国贫困线已经提升到了1.25美元/天，即便在本次调整中我国将贫困线标准提升为1400元，还是和国际标准存在不可忽视的距离。

　　每个国家的扶贫节奏需要按照自身能力进行合理安排，我国所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是政府在努力求解的重要问题。在扶贫领域的“小步快跑”便是建立在当前国情基础之上的举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我国确定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微调。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逐年提高，要求调整贫困线的声音越来越多。从2003年开始，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屡次上交报告，建议调整我国贫困线，到2007年，中国的贫困线被重新划定在1067元，2008年底，调整为1196元。

　　世界银行在2009年发布的报告《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提到，在过去25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的进展令人称羡。

　　按照我国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从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4年的2.8%，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52亿人减少到2600万人。

　　而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在这一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人降至1.35亿人，有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世行在报告中表示。

　　贫困线上调和扶贫的新含义

　　今年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最后一年，也是新十年国家扶贫开发纲要的筹划之年，如果贫困线从现行的标准上调到接近1400元，将对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贫困率下降的过程虽然并不平衡，但这一过程基本上与“五年计划”对应。据测算，中国在“六五”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带来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但在“十五”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数据显示，在我国第六个、第八个和第十个五年规划期间，贫困的减少最为迅速。“七五”期间贫困人口实际上有所增加。“九五”期间贫困发生率略有减少。但是到2001至2004年，减贫速度又再加快，在“十一五”规划的头几年，贫困继续快速下降。

　　据世界银行估计，消费低于世界银行贫困线的人口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从2004年的10.3%下降到了2007年的4.0%。

　　这些显示五年规划对减少贫困人口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十二五”规划期间，上调贫困线被再度提起的原因。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10月17日举办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按照中国现行扶贫标准，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2008年我国的贫困人口中有66.2%在2009年脱贫，而2009年3597万贫困人口中，则有62.3%是返贫人口，这反映了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和致贫因素的复杂性。

　　贫困线能否提高，对扶贫工作开展的质量无疑有着直接影响，但贫困线高低受到国家财力制约，按照目前我国的财政收支体系，能否把贫困线提高到1300或者更高的水平，仍然需要各个部门博弈。

　　“任何国家的财政资源分配都是一个政治过程，优先考虑钱花到什么地方，调整支出结构涉及到各个利益团体，并不是设定好有多少资金是用来扶贫的，不够还可以再加，需要权衡取舍。”王小林说。

　　他认为，对中国国情以及扶贫情况不了解的人都在喊要提高扶贫标准，就是以货币来表示的贫困线，在扶贫线标准短期内难以迅速提高的前提下，整体扶贫比单纯强调贫困线更为有效。

　　“实际上我国目标是2020年基本消灭绝对贫困现象，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就不单单是收入放面，还包括健康、义务教育、安全饮水、卫生设施等等，强调多维度的发展，只用收入很难衡量，因为收入可能被虚报。”王小林说。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四川省阿坝州等贫困地区进行的案例分析也表明，在经济收入之外，许多其他方面缺乏保障，比如生活设施、居民健康、市场流通方面，问题都十分严重，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收入贫困。

　　王小林在贫困地区调研后认为，造成贫困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在很多国家级贫困县，几大经济主体在收入分配当中利益分配关系不均衡，企业收入增长快，地方财政税收增长快，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也还可以，但是农村居民增长速度很慢。

　　这样长期发展下去，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贫困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县一级的政府，没有动力调整预算支出用在农业、水利等扶贫设施上。

　　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探索整体推进式扶贫，选取一定数量的农村，在规划时做好通水、通电等“四通工程”，同时合理安排主导产业的发展。

　　从政策演进来看，我国的扶贫政策已发生变化，从直接支持农村收入增加的措施，例如1993年至1995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2003年至2006年取消农业税和费，再到目前发展式扶贫项目，以及社会救助的扩大等等。

　　“现在我们已经发展成多维度扶贫，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扶贫救济不太一样。下一步我们将制定具体的可测量评估的指标，这远远超出贫困线的定义。”王小林告诉记者。(人民网)

　　我们期待着更加关注民生和贫困群体生存的新标准出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不是因为缺乏金钱，而是因为贫困者由于各种原因缺乏摆脱贫困的能力。在目前CPI增长、物价上涨等压力之下，大幅提升贫困线以及多维度扶贫体现着政府对改善贫困群体生存状况的决心，为十二五规划收入分配改革实现普惠的经济增长发出了坚决的信号，更是向着2020年消灭贫困、努力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跨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