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是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参战60周年，一项持续10年的工作也即将走向终点

　　那些长久沉睡的名字，代表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他们被从各地尘封已久的档案室里找出，录入电脑，然后整齐地排列在装订好的A4打印纸上，上面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的印章。

　　南方周末记者 秦轩 实习生 郑李 发自丹东、沈阳

　　10月8日，詹琪坐火车到了成都。这是10年来他第三次去四川。三次四川之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寻找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18万烈士的名单。

　　詹琪是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今年60岁，专项负责抗美援朝烈士名单整理。他从2001年开始做这一工作，至今已经持续了10年。

　　两天的时间里，詹琪看着四川省民政厅的同志拟出新的文件——《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核对四川省抗美援朝烈士名单的通知》，深感欣慰。志愿军烈士最多的四川省，烈士名单的核对工作相对繁重。

　　此前在8、9月，安徽、河南、山东、内蒙古、山西和湖北的民政部门，已专门派人到沈阳，送上核对过的各省份抗美援朝烈士的名单。

　　这一调查最早在2006年有了结果，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公布了准确到“个位数”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数字：18.3108万人。

　　那些长久沉睡的名字，代表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他们被从各地尘封已久的档案室里找出，录入电脑，然后整齐地排列在装订好的A4打印纸上，上面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的印章。

　　他们绝大多数是志愿军人，也有小部分民工、医护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战地记者和文化工作者等；他们大多为战死，也有部分因为冻伤、患病等原因而死。他们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死时尚不满30岁。

　　从今年开始，詹琪和同事们开始了对烈士名单、资料的最后核对工作。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对18万烈士资料的核对工作，最终的数字会有增减，但不会有大的波动。

　　这场持续10年的努力，正在一步步走向终点，尽管它距离战争结束，已有57年。

　　“都60年了，交代不过去”

　　57年前的这场惨烈的战争已经淡出社会的记忆，但18万阵亡烈士的家属，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亲人的努力。

　　10月19日下午2时，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内很空旷，稀稀落落的参观者只有二三十人。一位东北口音的女士一边对照着志愿军番号名录，一边给家人打电话，询问当初老人入朝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50军。“到纪念馆查烈士名录的人，年年都有。”副馆长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每年有二三十人，而往年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如果算上电话问询的，人数就更多。纪念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差不多天天都能接到这种电话。

　　沈阳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埋葬了123位志愿军烈士。到这里寻找烈士名单的人，每年也不少。“18万多的烈士，每个烈士后面都有亲戚、朋友，这个群体得多大？”一位陵园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可自朝鲜战争停战至今，从纪念馆到国家有关部门，一直也没有一份完整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名单。

　　其实，就为这场战争建立纪念馆而言，中国人不比美国人晚。199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40周年，也是中国和韩国建交一年后，抗美援朝纪念馆在丹东扩建开馆。而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墙建成时已经是1995年。不过，纪念墙建成时，美国官方将阵亡者的统计数字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多，作战地域广，战场情况十分复杂，大量阵亡的志愿军战士就地安葬，难以及时统计烈士数量与姓名，也有不少烈士因受伤后转运至医院甚至国内的途中死亡。

　　几十年来，这场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数量和姓名，都分散在军队和各地民政部门手中，缺乏完整的调查统计。仅对于烈士的数字，便有多种统计口径。诸多的学术论著、媒体报道、陈列展览，都模糊或回避了志愿军牺牲人数，数字仅仅精确到“万”。“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经历过一些运动，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期间，关于抗美援朝的史料收集和宣传等受过很大冲击，迟迟没有走入正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也没有专门的部门来做这个统计。”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他所在的丹东纪念馆，也在中国国内时局变化中经历了几起几落。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纪念馆工作都没有开展，甚至连正常展览都没有，更无暇去做烈士统计。直到1993年纪念馆各项工作都正常起步以后，才开始着手做这件事。“都60年了，交代不过去。”詹琪感慨说。

　　“可以办，但你们得找民政部”

　　为征集名录，纪念馆早在1999年5月便已进行尝试。这年是抗美援朝出兵50周年的前一年，纪念馆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信，提出决定在馆区建立碑林，刊刻烈士名单，希望各地能把部队以及支前的工人、农民、学生、医生、司机等英烈名单，寄到纪念馆，如果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有照片的，也一同寄来。

　　结果响应寥寥，只有三十多个单位回了函。

　　2000年，当时的纪念馆馆长找到詹琪，要他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最初馆长答应老詹的条件是，征集到名单就报销差旅费，征集不到，则个人承担。按老詹理解，只有把全国的志愿军烈士名录都拿到手，才算说得过去。最初他很乐观，各地烈士名单的材料都由民政部门掌握，把事情和他们说明白了，一定会得到支持。

　　利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名义，他给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发函，“一发就是两千多封”。

　　结果，“2000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也才收到138封。”詹琪回忆。他寻思着，纪念馆是文化系统，但不取得民政部门的支持，就完成不了这工作。

　　2001年3月，他找到丹东民政局优抚科长张铁志：“抗美援朝胜利都快50周年了，作为纪念馆，我们有义务做好烈士名单的收集工作，所以向您求助。”张铁志答应出公函，出介绍信。

　　之后，纪念馆再次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函，称计划于2003年7月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抗美援朝烈士名录》。信函上都加盖了丹东市民政局的图章。

　　但丹东市民政局的介绍信，詹琪感到出了省就不管用了。老詹找到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得到了他的支持。2001年10月，信函上除了丹东市民政局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章外，又加上了辽宁省民政厅的章。

　　辽宁省民政厅对这项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不仅派了辽宁省革命烈士编撰办公室的主任协助詹琪跟进，而且成立了征集核对抗美援朝烈士名单办公室。

　　2002年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志愿军烈士较多的山东省，之后，黑龙江、吉林、湖南、江苏也都及时为他们提供了烈士名录。

　　但光发函，并没办法把全国的民政系统调动起来。民政部门也有难处——一般地级市民政部门，负责优抚工作的工作人员只有1个人。赶上赈灾、发放抚恤金等工作，会极其繁忙。老詹很理解。“事儿大家都支持，但毕竟人家有自己的工作。”

　　此外，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遗失了档案，有的地方民政部门保存志愿军烈士的资料不完整，少得可怜。

　　詹琪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地方民政部门需要“上级”指导。有地方民政部门领导对他面露难色：“这个事情很重要，应该协助你们；但我们也有困难，没有上一级批示挺困难。”有的省民政部门领导对詹琪表示，需要国家出面。“可以办，但这个事你们得找民政部。”

　　老詹除发函外，同时在各地跑。2001年，他去了辽宁、河北、山东、黑龙江、吉林、山西等省。在河北，他从地级市开始，先去承德，办完事上火车睡觉，次日到秦皇岛，晚上睡火车，接着再去沧州。“白天办事，晚上睡火车上，住宿费都省下来了。”

　　跑着跑着，老詹发现自己想简单了，“当时只报了10万元的预算”。2004年他第一次去报销时，实际费用已经有近20万元。最后在馆长帮助之下，费用都报掉了。

　　2004年，老詹去了趟天津。和天津民政局的人吃饭时，对方答应帮忙引荐国家民政部的领导，这帮了老詹的大忙。詹琪在民政部见到了优抚安置局的几位领导。事儿有民政部领导的支持就好办多了，2004年成了大丰收的一年。

　　“我不想让他被历史埋没”——抗美援朝的民间纪念

　　南方周末记者 秦轩

　　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民间对抗美援朝死难者的悼念悄然升温。郑州成立了志愿军老兵之家，重庆老兵在清明节后去朝鲜举行悼念活动。而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发现民间自发悼念的人比以前多了不少。

　　“我不想让他被历史埋没。”在国家环保部工作的官员牟广丰说。3个月前，他从家里门厅上的柜橱里，取出二哥牟敦康的遗物，都是他与亲友们的往来书信。

　　牟敦康是解放军最早一批空军飞行员，毕业于东北老航校一期，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时任空军飞行大队长，战斗英雄张积惠和赵宝桐当时是他的副手。11月底大和岛战役中，他在和联合国军的交战中驾机坠入大海，参战时间只有40天。

　　至今，他和他的战鹰依然沉睡在海底，“距中朝边境线也就几十公里”。牟广丰说。他曾托人与朝鲜联系，希望过去吊唁，但是一直没有回音。

　　上世纪80年代中牟广丰搜集到这批信件，一直束之高阁，很长时间没有去处理。抗美援朝60周年临近，他和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及丹东档案馆联系，在后者的帮助下，决定将这批泛黄的信件整理并结集出版。

　　在牟敦康和他的父亲、战友，以及女友的多封家书里，这个意气风发的单纯的年轻人，形象栩栩如生。在训练、战斗的间隙，他和亲人倾诉家事，和战友们谈论战斗、生活以及理想，用朝鲜话开玩笑，相互鼓励。字里行间，看不到他对个人牺牲的任何顾虑。

　　牟广丰并不想讨论这场战争的意义，但觉得自己的二哥是为国家而死。牟广丰说，“当时的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仗，但的确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家付出，这样的感情是真实的。为国家捐躯的人，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记住。”

　　据牟广丰介绍，前几年他去美国出差，被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所震撼。“他们是如此地重视生命。”牟广丰感慨地说。

　　就在牟广丰筹划出书的同时，72岁的赵玉斌也找到丹东档案馆。两年前，他和家人自费花了1.5万元，印了一本志愿军信札，总共印1000册。

　　信札的内容都是志愿军战士与他们家庭的往来书信，以及战士们留下的照片。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赵玉斌才12岁。和很多丹东百姓一样，赵家成为安置志愿军的临时驿站，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住久了，赵家便成为战士们的丹东办事处。据赵玉斌介绍，有些战士托他们代寄书信，为家里的亲戚代购物品，甚至有个战士还托他家帮助介绍过对象。

　　不过，战后由于家庭住址变迁，他和这些穿着军装的朋友失去了联络。

　　赵玉斌对这场战争给丹东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美军打到鸭绿江的时候，朝鲜难民背着大包小包游过江。”赵说。他还记得美军轰炸丹东后，市区一片废墟，女人的头发挂在电线杆上。

　　“这批遗物体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丹东档案馆的研究员迟立安说，“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现在这种精神没有了。”

　　10月22日，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还没接到60周年纪念的通知。但记者傍晚在陵园看到，蔡正国烈士墓前放着11朵白色菊花，几串金黄色和银白色的纸元宝各一串，显然他的亲人们已经来过了。

　　虽然在电视和报纸上几乎看不到烈士家属们的活动，但在网上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论坛中，贴着许多寻人启事。

　　在百度贴吧的抗美援朝吧里，就有如下的帖子：我是青岛人。我的大爷也是抗美援朝牺牲的。他出生在山东省胶南县南辛庄大场村。参军后就去抗美援朝了，名字叫王永思，是32师炮兵连的……

　　还有一位31岁的辽宁网友，在帖子里写道：

　　我有一个大爷，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父亲去年病逝了，生前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到他哥哥的墓前去看一看。很遗憾，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我们做儿女的，想替父亲了却他的心愿，替父亲去看看大爷。大爷的名字叫赵守奎，黑龙江人，不知道具体安葬在哪？能找到吗？

　　60年过去，许多烈士至今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的亲人们，至今仍未放弃对亲人的寻找。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