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卫所设置对土家族土司发展的影响——访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院长罗维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朝是土家族土司发展最强盛时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明代土家族土司的概况。

　　罗维庆：土家族地区是明朝最早设立土司建置的地区。朱元璋称吴王后不久就对土家族土司实行了招抚政策，元朝委任的土家族土司纷纷投奔归附。明朝的土司建置较好地解决了湖广行省西部的安定问题，为吴政权的稳固及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朝土家族土司的武装力量很强大，但明王朝对其防控也极为严密，那么它在土司辖境外是如何广范设置卫所的？

　　罗维庆：湖广行省是朱元璋最早设立卫所的地区之一。就土家族周边地区而言，至正二十四年(1364)即建有荆州卫、辰州卫、澧州守御千户所；至正二十六年(1366)建有常德卫；洪武元年(1368)建有沅州卫等，但这些卫所均没有深入腹地。当明王朝正式建立并日渐稳固后，卫所设置即向土家族居住的武陵山纵深地区推进。

　　洪武元年，设崇山卫，崇山是凤凰、吉首与花垣三县交界处的最高峰，即今腊尔山北部，明初属保靖宣慰司辖地，崇山卫以此山命名，现行政区划属湖南花垣县吉卫镇。洪武二年，“以永顺宣慰司羊峰地置羊山卫”。羊峰山位于今湖南永顺县松柏乡境内，为永顺境内最高峰，羊山卫因此山而得名。两卫初设时的位置均位于辖境内最高峰，其本意是为控制战略制高点，但后因山险路远，粮运不易而被迫后撤。崇山卫撤至夜郎坪，即今湖南吉首市，改名为镇溪千户所。羊山卫先撤于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后坪镇武口村，改名为大庸卫，后又撤于今张家界市区，再改名为永定卫。洪武二十三年，在平定夏得忠叛乱之后，在距永定卫仅一百余里之处又设立了九溪卫，九溪位于湖广通蜀黔的交通要道处，即今湖南慈利县江垭镇，卫因九条溪河汇聚于此得名。

　　《中国社会科学报》：卫所的设置有效地控制了土司势力的扩张。请问它还产生了哪些影响？

　　罗维庆：卫所在土家族地区的设立，不仅有效地稳固了明朝初年对武陵山区的控制，保证了澧水、沅水等战略运输线的通畅。同时对土家族土司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卫所的“旗”成为了土司基层政权组织的名称。“旗”是明代卫所最基本的单位，10人为一小旗，10旗为一总旗，2总旗为一百户所，10百户所为一千户所，10千户所为一卫。土家族土司的最基本的政权组织即称为“旗”，凡辖区内土民，均编入旗内。不论旗长名称、对旗内土民的管辖及征调等，都与卫所管理方式相同。

　　第二，人口构成发生显著变化。以酉水千户所为例，该所建立之初，以土官为千户，以土军守之，夏得忠叛乱平定后，九溪卫左所千户李樵换防，以官垛军取代了土军，其后，又调九溪卫前所戍守，军伍变换频繁，外籍人口大量进入，该所治日后发展成为桑植县城。

　　第三，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明正统八年在永定卫、九溪卫开设卫学，其办学目的及成绩在《九溪卫志》卷4中记载十分明确：“盖荆楚之地，苗蛮徭獠所丛聚，威之以武，又必绥之以文，使革心而向化也。”学校的教化竟然使土家族地区原“性野而多悍，习朴而少华，狡犷难训，历朝以不治治之”的风习，一改呈现为“亦知谈理道，习攻文辞，耻奔竞，彬彬可观”。直接导致了土家族地区文化教育远远高于同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

　　第四，风俗习惯的影响与改变。由于卫所军士、亲属及同乡均来自同一故乡，在异族包围的守戍地亦居住集中，故而来源地的文化得以在他乡异域中保存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土家族的“赶年”习俗是因明朝征土家族土兵抗倭，土兵为了按时赶赴东南沿海，便提前一天过年出发而得名，但根据您对明代卫所的研究，并非如此。您能否对此做一详细解答？

　　罗维庆：“赶年”是因土家族过年比汉族提前一天而得名。其实，这种习俗并不是因抗倭而形成的，因从土家族生活地区前往东南沿海需一个多月时间，并不在乎提前一天。而是土兵当时实际上已与卫所军队一样，每年需要轮番戍边，即明代班军制度中所谓的“边班”。土兵当时轮班戍守的是湘黔边境的“边墙”，即今天的南长城。戍守一年一轮换，轮换时间为每年初始第一天。为不致影响轮换，路程稍远的土兵只能提前一天过年，以腾出一天时间赶至值班地点。而路程稍近的并不需要提前一天，而是一大早过年。所以，今天土家族的“赶年”提前一天过年，或在过年当天早晨4至5点钟吃年饭的，均是因卫所的“边班”制度造成的，久之，竟至成为土家族具有标志性的节日习俗。(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土司学：类似红学的专门学——访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

　　中国土司，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华情结”，他们在明朝晚期至近现代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主动服从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需要保家卫国，在东南沿海，在西南边疆，在中国广大版图之上，创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力地维护了祖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

　　“土司研究在南方热度很高，尤其是吉首大学对中国土司研究，特别是湘西土司研究具有特殊贡献，他们有一批人致力于此，成绩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如此评价。

　　为此记者来到吉首大学，专门采访了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该中心是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土司学的学术机构。成臻铭是中国首位提出“土司学”及其理论建构的学者，其出版的专著《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填补了清代土司研究的此项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研究在我国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请问土司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专门学？

　　成臻铭：土司学不是一门学科，它像红学、科举学、敦煌学、甲骨学、徽学等一样，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专门学，是研究土司现象以及发展规律的专门学。土司学的研究对象，是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土司现象。其分为土司学与土司志两个支系，研究重点是土司文化。

　　这里有必要对相关内容作出基本界定。一是土司。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这些土司可以划分为七种类型，即宋代出现的抚慰型土司和政务型土司，元代出现的僧官型土司，明代出现的羁縻卫所型土司，清代出现的札萨克型、土弁型和土屯型土司。

　　二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不仅包括中央王朝管理土司的制度，而且也应包括土司约束周边土司的制度和土司治理家族村社的制度。

　　三是土司文化。土司文化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家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具有多元性、原生性、本土性、政治性、多样性特点的民族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又是一种政治文化，是一种经过八百年酿制的伦理型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熏陶之下的中国土司，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华情结”，他们在明朝晚期至近现代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主动服从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需要保家卫国，在东南沿海，在西南边疆，在中国广大版图之上，创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力地维护了祖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是土司现象。土司现象，更多的是指现代土司现象。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残留的土司文化传统，以及汉族微型社区残留的土司文化传统。土司现象之所以在现当代还有残留，主要是传统文化和某些政治权力不断下沉、不断边缘化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村民自治，这既有实行民主制度的考虑，也有土司现象大量存在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各微型社区的顾虑。因为明朝以来开展的“改土归流”运动，没有波及微型社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改革运动，对各类土司上层采取了统战政策。那些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不可能消灭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一遇到合适的“气候”，是会生根发芽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研究逐步形成了土司志、土司文化等两个研究传统，请问土司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成臻铭：土司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切合了国家政权建设需要。

　　1908—1959年，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一直重视残留土司问题的调查研究。这种研究，最初由政府幕僚和个别学者执行。上世纪初，云生、安建二人，就曾对云贵两省的土司现状进行研究。之后，又组织了对土司问题的专门调查，旨在制定解决土司问题的对策。所以当时的学者，如葛赤峰和余贻泽，提出了“土司制度”概念，研究解决土司问题的政治对策。他们提出的“土司制度”概念作为一个特定名词，一直使用至今。

　　1960—1979年，传统土司制度在我国消失了20年，土司制度的研究，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参照系。

　　1980—1998年，我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热”。各民族学者从土司治理层面，反思和评价本民族的土司制度，总结治理土司和土司治理的经验教训。这也使土司物质遗产作为现实的民族文化遗产，开始受到重视。

　　1999—2009年，土司文化遗产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入政府保护、开发之列。政府的这种取向使这一时期的土司研究，开始由制度研究向物质形态研究转向。正因为此，“土司文化”、“土司文化旅游”、“土司政治文化”等概念，逐渐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表达。

　　通观上述四个阶段，每一次新进展，均是在政府引导下实现的。它逐步形成了土司志、土司文化等两个研究传统，逐步形成了土司历史与地方治理现实等相关性研究的一面。这种趋向，使土司学演变为一种专门学，成为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学的研究主题包括哪些？核心层面是什么？

　　成臻铭：土司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发展，决定了土司学的研究主题，是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和现代土司现象等专门研究领域。这个专门领域的具体研究，更多地应为土司行为与地方稳定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土司人文区位研究和土司族群文化研究等。

　　这门专门学研究的核心层面，是土司学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取向。土司学是一门综合性学问，是一门由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行政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行为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整合之下的专门学。对下列问题的关联，如土司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联，土司文化发展与土司文化沉积的关联，土司区内部争斗与外部征服的关联，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在土司学形成过程中，先后有一些政府官员、学者和社会人士介入其中，他们各自具有复杂的学科背景。这就产生了不同的学术立场和不同的学科本位观，使传统土司学研究的价值观与范式变得五花八门，从而形成了多元化、多体系的土司理论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成立中国土司学研究会，确定永久性会址，定期召开年会进行多学科沟通，实现土司学的科际整合，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土司学作为一门专门学，是否具有现代意识？是否应该将土司现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纳入分析视野？

　　成臻铭：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西部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社会失序失衡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势必落在土司学的肩上。我国西部地区延续八百年的土司制度，消失仅半个世纪。它消失以后，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持续开展，包括现代匪霸、官场腐败在内的各种土司现象再次衍生出来。这使各阶层群众甚为不满，他们找不到根源何在，就将矛头对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给土司学明确了学术目的，提出了政治任务，即土司学研究不仅是多学科视野中的立体雕塑，而且必须是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以及现代土司现象，综合剖析历史上土司、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对策研究，必须将土司现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纳入分析视野。(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老司城遗址不能承受之重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号称中国的马丘比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等一批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对老司城遗址给予了高度评价。记者在采访中也亲身感受到，这座千年土司王城确有王者归来之势，仿佛一觉醒来就要给世界一个惊喜。

　　在被老司城遗址所震撼的同时，记者不禁对它的未来产生了关注。在永顺县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土家族吊脚楼前，记者看到上面悬挂着数条横幅：“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千年土司王城 展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等等。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老司城遗址已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全国仅有23个)。永顺县委也列出了时间表。他们表示，要在2012年前将老司城遗址成功申报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2013年至2015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40处，数量排名全球第三。据建设部统计，现有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各地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已经排队到下个世纪。“申遗”，已经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2010年，湖南新宁县作为省级贫困县，为牵头“中国丹霞”地貌申遗花掉了4亿多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早在2007年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贵州省荔波县就曾因“申遗”欠下两亿多元的债务。

　　有专家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申遗热”有两个误区，一是把“申遗”等同于“摇钱树”，二是误以为所有的世界遗产都是先进文化。实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主要是为了救助那些本国没有能力进行保护的濒危世界文化遗产。换句话说，“申遗”并不是一个国家保护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治本之法。

　　老司城遗址所在的永顺县是湘西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县，老司城遗址的“申遗”准备难免让记者产生了几多忧虑。资料显示，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使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类似的教训，老司城能否避免？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花费巨大，欧美等不少国家早已不再热衷于“申遗”。而更多的国家则在保护遗产和旅游开发两方面寻找平衡。如西班牙就设立了门票预售系统，控制客流量，减轻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日本政府为保持富士山的生态环境，公路只修到海拔2000米；在不适合登山的季节，2000米以上连台阶也不开放。

　　国内也不乏在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的范例。记者在“中国画里的乡村”徽州古村落宏村采访时，黄山市黟县县政府外宣办主任，时任宏村镇长的李洪告诉记者，保持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态是宏村“申遗”及获得良好发展的秘诀。对徽州文化颇有研究、时任黄山市市长的李宏鸣也告诉记者，“申遗”的最终目的还是保护。他说：“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这就考验一个官员的政绩观和当政者的智慧。”令记者欣慰的是，在采访中，湖南当地的一位学者已经指出：“黄山的徽州古村落保护得很好，它的‘申遗’经验和保护经验对老司城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放眼未来，我们希望正在考古发掘的老司城最终能够“申遗”成功。毕竟发展旅游经济、改善民生，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既是迫切需要，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关键是如何用当地人的智慧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真正做到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所说的，“坚持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培育土司文化产业，拉动地方经济，给地方民众带来经济收益。”(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