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崛起：从风雨飘摇到世界名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历时两年半，宣告成功。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同年，国民党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进入“训政”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主。在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下，一段被史家称为“黄金十年”的发展时期开始了。

　　民国风雨初定，可清华大学却发生了一场风波。

　　罗氏新政

　　1928年9月18日，清华新任校长罗家伦到校宣誓就职，一身少将军服，煞是打眼。这位34岁的国民党原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在就职典礼上宣称自己“受命党国”而“长清华”，并提出“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办校方针。

　　甫一上任，罗家伦便对清华进行了全面考察，在他眼中，这所学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冗员充斥”，“有学识的教授不多”，学生“缺乏课外研究的风气”，等等。一场“以革命精神”为指导的高强度整顿随即展开。

　　罗家伦下令，扩充大学部，将学生由三百人增至五百人；添招女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不经请示，直接在招生广告上添了“男女兼收”四个字；给教授和职员重发聘书，一口气解聘教授37人，又新聘四十余人，包括冯友兰、杨振声、钱玄同、萨本栋等知名学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借重国民党的关系，废除了立于校长之上的董事会，令这所学校脱离外交部，回归教育部管辖——解决了限制清华发展的一大障碍。

　　不过，也有一些措施令学生们相当不快，以“纪律化”为甚。

　　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天早晚点名一次，不到者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早上要上早操，由校长和教务长“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进行“检阅”，弄得学生苦不堪言。据冯友兰回忆，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岱年，于清华入学后两星期，觉得早操受不了，趁着北京师范大学入学期限没过，竟转学了。

　　军训制度实行了两个月，由于学生消极抵制，不了了之。

　　更令罗家伦触霉头的，是他带来的一纸条例。

　　1928年9月，国民政府大学部与外交部联合制定了《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其基本精神，在于加强校长职权，削弱清华“教授会”及“评议会”的力量——从1926年起，这两个机构便是全部校政的掌控者，赋予教授们以制定教育方针、议决规章制度、推举人事等权利，时人称之为“教授治校”。

　　在国民党统一全国、大力推行“党化教育”的背景下，南京政府自然希望将清华握于股掌。新条例中，全校人事任免几乎均由校长一人决定，令习惯了民主自由之风的清华十分不满。“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两种不同的理念你攻我防。1929年4月，罗家伦与校董事会的矛盾正闹到不可开交，并一度愤然辞职。趁此机会，“评议会”通过了“实行教授治校，院长由教授推举”的决议。罗家伦复职后，也只能作出让步，将由校长全权任命院长，变通为由“教授会”选举二人，校长择聘一人。

　　但是，这并没能缓和罗家伦与师生的矛盾。

　　三赶校长

　　“罗校长办理清华，成绩卓著，不但校务上日见起色，且一切秉承本党主义、中央政策，于整理学风，统一思想，甚为努力。”1931年，当蒋介石以惋惜之情对其做出高度评价时，罗家伦已经离开了清华大学。

　　他是被学生们赶走的。

　　1930年1月，阎锡山公开与南京决裂。5月，蒋介石誓师讨伐，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与汪精卫随即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同样，殃及了身在北京的国民党人罗家伦。

　　5月20日，对罗家伦早有不满的一部分学生趁局势变化，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指出“罗来清华一年，恶迹大彰，丑态百出，箝制舆论，束缚同学”，“所谓四大化，结果一化不化，言不顾行，虚伪毒诈，直一政客官僚”，而教授中也无人对其进行挽留。尽管这个提案翌日便遭到全体学生大会否决，但罗家伦已知事不可为，三天后，他向教育部辞职。

　　这仅仅是清华动荡的开始。

　　罗家伦走后，控制北平的阎锡山，任命其幕僚乔万选接任清华校长。多数清华师生对此十分反感，有人说道：“罗家伦假政治势力来长校，我们不能留他；如果有人以军人势力来闯进清华，就叫他带着卫队，我们在手枪与大刀的威迫下，也不能允许他来。”

　　许是预料到困难，6月25日，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驱车护送之下前来“接收”。清华学生组织纠察队，在校门口阻止乔万选的人马进入，另把乔万选领进小礼堂，要求他当场签字，保证“永不任清华校长”，无奈之下，乔万选签字画押，离开清华。

　　1930年9月，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北平复归其手。1931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被任命为新一任清华校长。比罗家伦更甚，此人一到校，便宣称“聘任院长是校长的职权，教授会不能过问”。不到两个月，“驱吴”运动爆发，教授会指责其“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学生大会决议“整队至校长宅，请其即时离校”。

　　在一片反对声中，吴南轩只得携带清华大学印信，在北平使馆区的利通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南京方面也是尴尬万分。1931年6月，吴南轩复归无望，狼狈地离开北平。临行发表宣言：“教授治校，原有可采，不过其精义在集中于治学方面，养成纯粹研究学术之精神，不在领导学生干涉校政，以为推倒他人之工具，造成‘学生治校’，‘校长不治校’、‘教授不治学’之风气。”

　　在“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的攻守之间，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分别败下阵来。清华高层的动荡局面，自1930年5月起，持续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直到1931年12月，清华才再一次迎来了新校长。

　　此人叫做梅贻琦。

　　跟他的前任们完全不同，梅贻琦与清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游美学务处时期。早在1909年，他即以第一批庚款公费生赴美留学，1915年归来在清华任教，1926年继任教务长。被任命为校长时，正在大洋彼岸担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如此资历，较之前几位“空降校长”，更加令清华师生信服。

　　而对动荡的清华而言，梅贻琦身上更重要的，是那一副“好好先生”的个性。

　　“梅先生到校后，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清华，要把权力集中到校长一人手中，是行不通的，所以梅先生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总是非常慎重，多方考虑，绝不轻率表态。在许多会议上，他一向只倾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却一言不发，在别人催促时，也往往不立即答复，以致许多急性的人常说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正如清华教授吴泽霖所言，梅贻琦对清华带来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重”。对于“教授治校”制度，他极力支持，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而遇到重大问题开会无法解决，他会把自己“关在住宅深居简出，有时一天有时两三天，苦思焦虑，忍辱负重的解决。”

　　很快，梅贻琦获得了全校的支持，在校长岗位上一干十余年，一直待到了1948年离开大陆为止。有人曾问起其中的奥妙，梅贻琦说道，因为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

　　调侃背后，清华园已经放下了紧绷的神经。

　　大师荟萃

　　1936年11月，清华校内刊物以《清华园的一日》为题，在师生中组织了一次征文。时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应征，其一天的活动为：早晨上两科，分别为国文、宋诗，中午看书样子，午后读王介甫诗，下午四时开评议会，通过清寒公费生章程的修正条文，晚上读日本历史教科书。

　　教书、治学、参政，字里行间流露着充实和自在。

　　教员是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校长风潮时期，教师队伍同样不稳。吴南轩上任伊始，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一度辞职，并明言吴校长不尊重“教授会”的决议，无妥协余地。梅贻琦上任后，“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教授的权利大为伸张，安心治学的基础已然打下。同时，学校给予教师的待遇十分优越，1935年，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等一批教授迁入清华新南院，每人一栋新盖的西式砖房，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生活优裕，环境安定，使得当时一些教师宁愿放弃在外校当教授，也愿意来清华做一名普通讲师。

　　学校特别重视对大师级教授的照顾。国学研究院解散后，原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变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据其学生回忆，由于陈寅恪身体一向衰弱，学校特别将他的课安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只有三年级的学生才能去选修。对其意见也予以足够尊重，一个广为人知的趣事是，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中，陈寅恪拟了一个对对子小题，上联“孙行者”，试毕，高中者仅一人，其答案是“胡适之”。看似玩笑的试题，实则极为考验学生国文功力，而学校并不以为不妥，更见宽容。如此氛围中，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园中撰写的一些作品，“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一个稳定、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的形成，成为清华足以引以为傲的资本。这一时期，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理学院有叶企孙、熊庆来、华罗庚、萨本铁；法学院有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萧公权；工学院有顾毓、刘仙洲等，清华算学、物理、化学等系，被人认为是当时国内这几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

　　在大师的引领下，清华园内充盈着踏实、严谨的学风。

　　和乐向上

　　上任伊始，梅贻琦即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从罗家伦到梅贻琦时期，均未忽视硬件建设。至抗战之前，清华大学增建了大批系馆，包括生物馆、气象台、化学馆、工学馆等。按照教育部批准的《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学校图书仪器购置费每年至少占清华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使得图书馆藏书量每年都有大幅增长，其中有不少珍本、孤本图书。图书馆规定，每天上午开放书库一小时，学生可自由入库；教职员及研究生、大四学生还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外入库。由于条件便利，当时很多学生都有涉猎群书的习惯。1933级学生曹禺，便是在图书馆里完成了话剧《雷雨》的创作。

　　改办大学后，清华大学对学生的要求，继承了过去的严格标准。每逢学期大考，有时一天考两三门，几乎不给复习时间，凡不及格的学程，不给学分，不能补考，只能于次年重修。弄得有些学生“叫苦连天地忙着，昏昏沉沉地迷着，提心吊胆地怕着，咬牙切齿地忍着”。

　　由于学校规定，学生所修学分不及格或三分之一不及格，即除以退学及留校察看，造成了极高的淘汰率。例如，理学院1931年入学的53名学生，至1935年毕业，只剩24人，淘汰率高达半数以上。

　　但是，由此造就出来一批学生，进入社会后，纷纷成为个中翘楚。1935年的理学院毕业生中，就有后来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到了50年代，新中国国防尖端科技，有大量研究者毕业于清华大学。

　　教师对教学的把关同样严谨。例如，注重平时练习的工学院，习题选定之后，助教要把习题自做一遍，有的教授还要自做一遍，学生交进的习题，助教要一本一本改，有时要改至深夜一两点。助教少时，教授也要动手一本本改，且不能只判对或错，要在解题方法上略加指点。在文学院则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一次，一个学生发现助教在自己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添上了一个错字，深感不平，马上去找刘文典。刘看后气得“摇头咂咀”，回去与助教大闹一场。从此，这位学生所有的课卷都由刘文典亲手批改了。

　　“你可以看到在体育馆‘斗牛’场上师生共同角逐，每年教师还有一次请同学到家中做客，师生之间课堂之上是师徒，下课之后是益友，情感相通，互敬互谅。”袁随善回忆道，那时的清华园内充满了欢愉而又不失紧张的气氛。

　　但是，这样和乐向上的景象，很快便化作明日黄花。

　　风雨之前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清华园内，每个人都嗅到了一丝危机的气息。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不过，三个月后，梅贻琦到校的第一天，召集全体师生讲话时提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际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1933年1月，日军向南进抵山海关，清华学生自治会请求学校停止寒假考试，以便学生离校返家。梅贻琦号召全校“值此国难危急之秋，大学生更应为民众表率，不应示弱于人，寒假考试仍当照常举行”。最终，参加考试者，只有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

　　清华依旧希望在风雨飘摇的华北，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只是，这个愿望已经越来越艰难。

　　1936年，更大的危机降临。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其中清华学生一马当先。次年2月19日，发生了学生要求罢考而冲击教授会，导致全体教授总辞职的事，梅贻琦当即从南京飞回北平，处理了当事学生，并逐一向教授发了道歉信。

　　仅仅十天后，北平宪警突然闯入清华园捕捉学运领袖，尽管清华大学对学生运动并不持肯定态度，但依旧尽力保护学生。“时蒋南翔躲避在锅炉房，由工友掩护。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女生某躲在朱自清家，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家和华罗庚家”。事后，梅贻琦对此痛心疾首，但表示“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事实证明，整个30年代，清华将政治风浪带来的内伤，降到了最低。到了1936年，全校由1928年度的400人，增至1223人，学生质量却没有下降。全校教师达210余人，是历史上最多的年份。对于学潮频仍的清华，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只是，时局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开始。清华的“黄金时代”终于戛然而止。

　　它即将迎来的，是一段披荆斩棘、弦歌不绝的南迁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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