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在两会上,有关中国海洋问题、海外利益的一些提案和讨论吸引了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搜索中国”网站6日重点关注了全国政协委员、海军少将尹卓“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新型作战力量就要延伸到哪里”的主张。尹卓认为,中国军队“走出去”不会改变中国国防的防御战略,目前中国军力远滞后于海上、海外利益的扩展。而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提出建立“国家海岸警备队”的议案也引发了外媒的广泛关注。
日前,《国际先驱导报》采访了罗援少将与尹卓少将,阐述中国国防力量发展与海外利益安全需求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些国家把中国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甚至误解为用土地和岛礁来换取和平,以为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就是挂‘免战牌’。如果他国产生这样的误解,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罗援少将,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我们在海外的资产和投资安全、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侨华人的人身安全都属于我们应保护的安全利益。”
——尹卓少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发自北京
中国海军的远洋能力仍不足
Q:中国目前的海外利益和海上利益具体有哪些?
尹卓:海外利益主要指的是海外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我们在海外的资产和投资安全、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侨华人的人身安全都属于我们应保护的安全利益。海外的经济利益首先是外贸,我们每年3.3万亿美元的外贸,有90%都是从海上达成的;第二是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现在每年进口石油约2.5亿吨,到2020年要达到3亿吨左右;第三是海外投资,我们目前的海外投资是5000亿美元,到2020年,保守估计可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第四是我们企业在海外承包的工程,目前我们在海外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员有100多万人,最多时达到了170万人;第五是几千万海外华人华侨的财产和利益,他们手中掌握的不动产大概在3万亿美元左右,还不包括流动资金,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资产。我们在海外拥有的巨大经济利益,对我们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Q:中国国防力量能否满足海外利益的安全需求?
尹卓:我们的海外利益扩展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以前我们的国防建设忽视了对远洋、远海的经济利益分布的预测,所以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威胁,也有了一些教训。在安全利益方面,我们目前受到的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和地区动乱。比如在中东地区的动乱,对我们在海外的资产和投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利比亚动乱的时候,很多华人华侨都是从陆路逃到埃及和突尼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如果我们在利比亚附近有大型两栖舰,在撤侨的时候就可以更快更直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军事能力。
利比亚撤侨时,我们还能派出飞机和舰艇,因为我们在亚丁湾有一个护航编队,曾经有一次某太平洋岛国发生政变,我们是让一艘货轮中途改了航向,到那里去接中国人回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没有能力到达那里。
我们的海军近海打仗的能力在增强,但在远洋的能力还不足。我们的海军应具有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要求的能力,这项任务跟我们打赢一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的能力是并列的。
维护海外利益应多依靠外交手段
Q:在解决跟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时,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罗援:现在有些国家把中国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甚至误解为用土地和岛礁来换取和平,以为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就是挂“免战牌”,什么问题都只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如果产生了这样的误解,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斡旋要相互配合,《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兵攻城是我们迫不得已的手段,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伐谋和伐交也将失去后盾,变得苍白无力。
尹卓:我们绝大部分的海外利益都应该依靠外交、经济和法律手段来维护,但是一些非国家形态的海外利益威胁,比如地区暴乱、恐怖主义、海盗和大型自然灾害等,只能靠军事力量去维护。我们行动的目的和性质不会改变,就是保证安全,只是手段可能会有所不同。以前用驱逐舰或护卫舰去护航,以后可能就用航母或大型两栖舰去护航。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要取决于任务的性质、并根据任务规模决定采取何种样式。以后我们的航母和大型两栖舰走出去,也不是进攻性的行为,而是防御性的行为。
Q:在两会期间,您提出了建立海岸警备队,以及设立南海特区等提案。您的这些建议是基于一种什么判断?
罗援:基于当前南海和东海日趋严峻复杂的形势,出于一个军队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提出了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并在南海地区建立南海特别行政区等提案。这些提案经过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主动权,进一步整合海上力量。
中国的海洋权益目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在我们的岛礁被侵占,资源被掠夺,国家尊严也受到侵犯,越南和菲律宾每年都要从我们南海地区掠夺大量的油气资源,有的小国本来是穷国,但是因为掠夺我们的资源,现在已经跻身于世界富国之列。这些油气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被掠夺一些就少一些,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可以发展的遗产。
Q:如果政府采纳这些建议,中国的周边外交形势是否会变得更严峻?
罗援:我的提议如果被采纳,将是我们和国际接轨的体现,并不会使得周边外交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美国有海岸警卫队,日本有海上保安厅,韩国有海洋警察署,俄罗斯有边防警卫队。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海岸警备队?海岸警备队是一支准军事部队,可以起到危机控制和危机处理的作用,给我们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斡旋留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有为空间。
一旦出现危机,海岸警备队可以在相关海域进行执法;一旦局势失控升级,我们的海军将作为它的坚强后盾。海岸警备队与海军的分工不同,海军更多地用于反侵略,海岸警备队则是维持我们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内的海事、渔业的有序运转。
“走出去”,首先是指我们的思想观念
Q:西方总是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军事外交如何能有所作为?
罗援:西方国家总要求中国军事透明,我们确实也根据我们的国情做到了军事透明。我们在2007年加入了《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现在每两年要颁布一份国防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公布军费开支;我们也邀请各国驻华武官参观我们的作战部队及军事演习,请美国的国防部长到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参观,给他们展示了我们的主要装备。
即使如此,“中国军事威胁论”仍然不绝于耳,是因为他们在拿“三镜”来看我们:第一是“聚光镜”,只看中国,而完全不看其他国家,美国去年的军费达到了7250亿美元,我们只有900多亿美元,但是外界的注意力不去盯美国,而是盯中国;第二是“放大镜”,我们这几年军费增长最高的是2009年,为18.5%,但是有的媒体说我们军费平均每年增长18%以上,显然是言过其实,有些国家甚至把我国的军费夸大了四到五倍;第三是“有色眼镜”,我们已经很透明了,但是有些国家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你,怎么都觉得你不透明,怎么都不相信。
尹卓:目前国际社会承认了我们具有合法的远海利益,也承认我们在远海的行动是防御性行动。弱化“中国军事威胁论”,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首先是护航,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走的是防御型路线;其次,我们以后会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为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作出贡献。这些行动多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会发动战争,更不会用武力推翻一个合法政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
Q:中国军队“走出去”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比较合适?
罗援:中国军队走出去,首先是指我们的思想观念要“走出去”。思想观念要跟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了解和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眼睛要看出去,思想要跟上去。其次,我们的军力要给予快速拓展的国家利益以必要的保护,比如参与海上救援、国际救援、打击海盗、反恐和国际维和等行动。
国际社会总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那么我们的军队在这方面也要做出相应的贡献。我们做出这种贡献,必须要进行相关的训练。有些国家对我们海军走出所谓的“第一岛链”就说三道四,实际上跟他们对我们的要求是相违背的。
尹卓:具体的做法:一是刚才提到的护航,二是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三是对国外大型自然灾害的人道主义,四是外交访问和联合演习。我们跟美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海军都进行过联合演习。随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派出编队的频繁度会更高,联合演习的层次也会更高。另外,海军军官训练舰的环球航行争取做到定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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