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2年3月23日，首届“《参考消息》先驱论坛”在新华社新闻大厦举行，此次论坛由参考消息报社(《参考消息》、《国际先驱导报》及参考消息网站)主办，主题为“中东变局和中国战略”。

　　正如参考消息报社副总编辑陶德言在此次论坛的开幕致辞中指出，“今天我们探讨中东变局和中国战略这样一个话题，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原因即在于，如果把这场大变局放在中东的坐标系来看，它的影响和意义不亚于上世纪60年代中东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如果放在世界坐标系来看，这场大变局的影响和意义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作为与中国有着传统友好关系，同时又有着密切现实利益的地区，中东的风云变幻，必将对中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东局势将何去何从？剧变之下，中国又将采取何种战略承担大国责任，并切实维护自身利益及世界和平？

　　“《参考消息》先驱论坛”诚邀了曲星、尹卓、华黎明、时殷弘、尹韵公、叶海林、高祖贵、赵可金八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与会。本报特此节选诸专家精彩观点，分两期连续刊登，以飨读者。

　　阻遏与引导：中国在中东的大国角色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曲星

　　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和发展利益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从战略利益的角度看，有三点：首先中东地区对西方有牵制作用，这个对中国非常重要。就美国来说，由于犹太院外集团在西方大国政界的影响，所以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短时间内很难消除，而且在逐渐深化。美国想完全摆脱中东，把力量完全集中到东亚这边来，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后顾之忧。对中国来说，这里面的战略利益在于：如果中东地区稳定，中国会在这个地区有很多合作机遇，会有发展的一些资源和能源；如果这个地区开始动荡，利益受到最大伤害的并不一定是中国。

　　第二点，中东变局的导向作用，可能涉及到中国的战略利益。什么意思？去年上半年时，很多西方媒体，甚至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都希望在西亚、北非发生的变局能够向东亚延展，他们为此做了很多鼓吹。

　　第三点，如果说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进一步蔓延的话，与中国国内的东突极端势力、分裂势力相互刺激，实际上就给一些极端势力，甚至是“基地”组织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所以，从这三个点来说，在战略层面上，中东局势的发展涉及到中国的重要战略利益。

　　再从发展利益的角度看。第一，能源利益。中国进口的石油油气，应该说50%以上来自于中东。第二，中国的市场。第三，劳务。从利比亚一下撤回三万多人，在中东其他地方，比如阿尔及利亚、阿联酋、沙特等国，中国还有数量比较大的劳务人群。第四，中国的通道利益。地中海通道的安全不仅影响到中国与中东的石油运输贸易，也影响到中国与欧洲的贸易。

　　应对“两难”的基本考量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中东剧变的事态？这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对中东事态的基本考量。共有五个基本考量，也实际反映了中国的五个“两难”境地。

　　第一个基本考量：既要尊重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又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中国必须尊重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但另一方面，西方采取外力干预来改变或者加速政治变局，涉及到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不仅是中小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法律基石问题。

　　第二个基本考量：既要在现政权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的利益，又必须为与新政权展开关系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能。以利比亚问题为例，为什么没有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一开始就取消对卡扎菲的承认、转而承认“国家过渡委员会”？实际上，当时的政权有效控制着利比亚，如果不与当时政府合作，中国几万工人撤回来可能都是个问题。但如果到一定时间，不跟反对派建立联系，又有可能影响跟未来新政权打交道的可能。西方国家也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判断陆陆续续承认“过渡委”的。

　　第三个基本考量：既不能让西方利用安理会来更迭政权的图谋一再成功，又不能让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过度对立。

　　西方说有“保护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选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作为阿盟和联合国的联合特使？就是因为当年“保护的责任”是安南在联合国当秘书长时推动提出的，在他任期内对此形成了一系列文件。中国不能让安理会一再成为西方更迭政权的工具，但如果因此跟西方大国关系过度对立的话，显然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第四个考量：必须面对西亚北非国家纷纷西化的现实，又不能让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影响中国国内的稳定。

　　第五个基本考量：既要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协作，又要防止俄罗斯改变立场。

　　不能在国际社会上总说“NO”

　　中国的外交选择，怎么样才能体现大国角色？我们分析两件事，一是利比亚问题上的联合国1970号决议，如果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个干涉内政的决议，干涉利比亚内政。但是中国当时投了赞成票。

　　当时的一个考虑在于，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地区组织的作用，过去阿拉伯联盟也好，穆斯林大会也好，非洲联盟也好，都主张自己事情不让西方管，我们自己解决。但现在是地区组织跟西方在配合。如果当时中国不投赞成票，可能面临“14：1”的孤立局面。阿拉伯国家，阿盟在推；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大会在推；非洲国家，非洲联盟也在推。所以中国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投了赞成票。

　　联合国的1973号决议通过，同样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中国对1973号决议投的弃权票，主要目的是避免跟西方大国对立，尊重阿拉伯联盟的立场。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出了两张否决票、两张反对票，提出了六点建议。我觉得这六点建议是非常不错的——第一是停止暴力，不仅仅是叙利亚政府停止暴力，反对派也要停止暴力；第二，对话。包容性的政治对话，不预设前提，不预测后果。现在联合国通过的主席声明，实际上把建议的很多内容包括在里面了；第三，人道救援。中国讲的人道救援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联合国主导的、人道救援不能被用于其他目的。第四，特使。中国支持安南特使做的努力，西方对安南也支持，阿盟也支持，俄罗斯也支持。安南起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作用，至目前为止西方对安南的努力并不满意。第五，宪章原则。主席声明也专门强调了叙利亚的主权领土完整等，联合国的基本原则都得到了认同。第六，团结。团结是什么意思？安理会不能把没有协商一致，然后又严重意见分歧的东西强行付诸表决，再度造成安理会的分裂。

　　在方式上，实际上中国是阻遏与引导并重。一方面投否决票，不能让你利用安理会、违背《宪章》原则地搞政权更迭，甚至发动战争这些隐含的内容在里面。但是不能在国际社会上总说“NO”，咱们也得说“YES”。实际上现在的主席声明就是这样的。一方面行使了否决权；另一方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建议，进行非常密集的穿梭式外交。应该说，这点已经见到了成效。

　　求同存异，中国尽到最大努力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实际上已经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作用，已经改变了叙利亚局势的进程。可以设想，如果2月4日的决议通过，限期巴沙尔必须交权，如果不交权，安理会马上开会，定期审议，然后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那么过一个月后，很可能安理会已经有新的决议草案出现了，要求用武力，现在很难说是否已经发生了又一次干涉主义战争。

　　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处理，与西方确实有对立，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大国关系的基本格局。我们投了票，西方和阿盟不满意，但中阿基本战略互信根基并没有受到动摇。首先阿盟内部是分裂的，公开在联合国大会表决时，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公开投弃权票。现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对中国的投票表示不满，但是中国与阿盟国家之间的一些预定外交议程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不久后他们的领导人还要来中国访问。

　　我认为，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外交从五个“两难”境地、五点基本考量来操作，基本上能够达到目标。简单说，目标有：尊重各国选择，不干涉内政原则，在现政府框架下保护中国利益，与反对派未来交往打开大门，没有让安理会更迭政权一再成功，同时也没有跟西方关系过度对立，基本维护了国内的稳定，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协作。

　　但下一步最大的一个未知数是安南特使最后提交的报告。安南马上还要再去叙利亚，或者是再派代表去，然后提出一个报告。如果报告里表示了对巴沙尔现政府不利的言论，如果西方推着安南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在安理会，中国可能很难对安南表示否决的意见。这就是在叙利亚问题上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看点。当然，如果西方非要在中东地区在进行一场战争，再摧毁一个国家，别人也挡不住。中国为和平解决已经尽了最大外交努力。

　　中国在中东如何战略迂回

　　【作者】中国国务院参事、人民大学国关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时殷弘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今天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我的发言主题是“中国关于动荡的阿拉伯世界的外交——过去一年和未来”：首先，我想综述一下中国对阿拉伯世界政局剧变和动荡的某些至关重要的心态和认识；然后，我要尝试揭示和说明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特征或“模式”——在这历时已一年多的剧变和动荡中的特征或“模式”；最后，我将表达一下对未来可能前景的大致预测和大体上的应有做法。

　　“美国化”了的中东视野

　　中东政局在去年年初开始显现剧变时，中国的认识和心态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世界其他大国非常相似，即忧虑地惊讶。首先，何谓惊讶？惊讶就是我们大为吃惊，对阿拉伯世界发生实际上发生着的那种急剧变动几乎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对导致它们的巨大潜能更是完全没有事先的预感和认识。这与美国、欧洲甚至中东以外的整个其余世界一样。为什么没有事先的预感？为什么没有认识上的准备？因为我们由于9·11事件以后多少“美国化”了的中东根本形势视野，近10年里忽视或轻视了那里有着巨大和广泛的、动荡或剧变的“传统性原因”。9·11以后，几乎整个世界对阿拉伯世界的视野和看法都被美国化了，以为那里的根本主题或首要矛盾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与亲美政府的对立。变更的“传统性原因”，还有更广泛的大众“第三力量”，因为受到这一对立的“美国化”遮盖没有受到真正的注意或重视。

　　多年来，我们对中东地区在认识上还有其他一些偏差。我们太单一地注重在中东的能源利益。对于当地政治怎么样，社会怎么样，总体环境怎么样，关注不够，而这些实际上恰恰与中国的能源利益和外交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多年里我们与许多中东国家政府——上面所说的那种性质的政府——的确关系不错，因为它们在外交和能源供应等方面对华态度不错。这大概也进一步促成我们很少真正地去探知和重视其统治表层下面的巨大变动潜因。

　　回到上面说的“忧虑地惊讶”。忧虑何在？如何忧虑？在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风暴中，我们有很大忧虑，且其主要内涵与美国人的忧虑不大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们确有一个逐渐增长甚或愈益加剧的忧虑：可能一个又一个地失去中国在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巨大的资产：能源和外交资产，还有与这两者相关的有限的战略性资产。我们还愈益忧虑，曾在上世纪90年代狂野过的西方“自由干涉主义”正在卷土重来，包括几乎肆无忌惮地声言其“自由干涉主义”权利和间或的武装干涉实践，而中国的反对会招致西方和亲西方阿拉伯国家的严重不满，甚至间或的外交和舆论“围攻”。这两类忧虑几乎还在加剧。所以我们往往自问：下一项在阿拉伯世界的很可能失去的资产将是什么？西方及其同伙在那里的武装和非武装的干涉伊于胡底？

　　不仅如此，我们的忧虑还在于：怎么看待如果局势恶化就有可能严重伤害中国利益的种种事态？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安理会)表决有关问题时到底是投票还是弃权？投票是投赞成票还是投反对票？怎样构设和表述中国的一次次或一项项具体立场和主张？所有这些对中国的利益、形象、地位和可信性有怎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如何处理中国就这些问题而经常面对的两难甚或多难局面？

　　“局部合作”和“后卫行动”

　　我们在中东地区有基本利益的两难。特别是，我们与伊朗之间有非常重大的能源关系，与俄罗斯之间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关系，还有中国一直秉持不干预和不干涉内政的总原则，一直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且所有这些涉及中国的国际信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与美国之间也有非常重要的多方面关系，与沙特和海湾盛产石油的国家之间大致也是如此，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与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这两方面深刻和经常地互相抵牾，因而我们深刻和经常地面对两难。

　　我想用几个“模式”来描绘一下中国过去一年多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处境。一是“后卫行动”。我们不愿意积极配合，甚至也不愿意消极配合，但是如果要我们配合的压力非常大，对我们某些重大利益的可能的损伤非同小可，那么有时便不得不做某种让步，但很少让得很多，而且从未全让。这就是勉强的后卫行动。

　　二是“局部合作”。在某些情势下，被迫就我们内心不赞成和很忧虑的立场和举措，与西方及其阿拉伯伙伴作局部的合作。

　　三是“持久观望”。有时尽可能久地采取等待、观望和拖延的做法，不采取任何大的主动，看其他国家的反应、看俄罗斯的立场、看沙特、阿盟等的表态、看所有这一切的程度和力度。

　　四是“修补篱笆”。即在变局之后，或采取招致严重不满的行动之后，采取一些修补举措来“修补篱笆”。利比亚变局之后，就叙利亚问题在安理会投了否决票之后，我们还需要修补篱笆，也就是想办法多少弥补我们的迫不得已的损失。

　　需要灵活求实，也要站定脚跟

　　1999年，中国以非常原则性的态度对待科索沃问题上的北约武装干涉，坚决拒绝给这干涉任何在国际法意义上的丝毫合法性；然而10余年后，中国在武装干涉利比亚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实用主义的态势。就中国面对的困难来说，在前一场合并不比在后一场合小，而且中国的物质性国力总的来说已经大大加强。因此，两者相较，除了环境复杂性的增进外，还有个意志力变化的问题。

　　在利比亚事变之后，中国总是需要在哪个地方至少暂时站定脚跟，支撑一下不干涉原则和主权原则。总得有后卫行动，必须坚决顶一顶，哪怕暂时招致额外的困难。所以，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表现正是体现了坚决的“后卫行动”。还有，尽管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问题上很有偏颇，但就中东北非问题总的来说它是个起码的稳定者。就此而言，我们宁可要偏颇的阿盟主持，也不要西方的直接主导和干涉。阿盟还为中国有关外交提供了相当的“迂回空间”以及届时可用的一条“退路”。在这点，我们已经并且应当比俄罗斯更灵活。

　　目前为止，我们确实有决心采取坚决的“后卫行动”，就是要否决那些“一边倒”的、极具干涉主义性质的安理会决议草案，不管在国际上因此暂时多么“不受欢迎”，也不管是否得罪了我们的好朋友、石油大国沙特和海湾国家。设想一下，利比亚事变之后，假如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也对西方及其阿拉伯伙伴大大让步，那么外界将怎么看？不过这么做也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的总体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判断和行事。

　　我并不是说将来我们一概必须采取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做法，不惮多投否决票。我们需要通情达理，需要灵活求实，但我们也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站定脚跟，支撑我们的原则。这个原则决不是空有其表，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的独立自主和很大部分基本正义需要它，我们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和威望也颇大程度地依靠它。

　　原则和妥协并重

　　我总结的外交“模式”也反映在伊朗问题上。最近伊朗问题的情况相对好一些，美国总统奥巴马现在表明他也知道用军事打击“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严重危险性。但是，伊朗问题还将长久存在，中国也要长时间继续面临这个往往非常棘手的问题。它和叙利亚、利比亚问题不一样，至今阿盟尚未起真正的实质性作用。美国为了压垮伊朗，采取了种种可谓愈演愈烈的制裁手段，而且在伊朗问题上继续存在以色列和美国对伊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尽管这可能性是波动的，时大时小。如果伊朗局势出现大逆变，那么不管怎么安排，将多少石油进口转移到沙特和海湾国家，中国在伊朗这么一个地区大国的重大能源利益、外交利益乃至相关的间接战略利益都会遭受严重损失。为防止它和预先减小它，我们需要尽快地和恰当地做一些安排。

　　关于将来的可能前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的一个重心(尽管不必是唯一的重心)。这些国家没有乱，至少现在没有乱；他们盛产石油，而中国很需要石油；第三，它们们恨伊朗、恨叙利亚，但是根本不恨中国，我们不要失去这个友谊，而且实际上也很难失去这个友谊。

　　然而，如果像当今在叙利亚问题上那样，阿盟过于偏颇，过于干涉主义，那么我们在此情况下就不能侧重于依靠阿盟，而是要多依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有着宪章原则和中国在其中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权利。阿盟轻易得罪不起，也不应该得罪，但如果它间或太偏颇，太不利于地区稳定，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就需要相应地更多依靠联合国。另外，在对待西方“自由干涉主义”的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害怕得罪西方，也不能得罪得太频繁太一律。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坚持我们的利益，但也不必在中东北非问题上与欧盟、与美国太久地搞得太僵；互相妥协仍然是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或战略。

　　对于中国来说，伊朗问题的事态发展仍将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的一个最大考验。一方面，我们的直接和间接的各项基本利益实属重大；另一方面，我们实质性地影响事态的能力有限，而且实质性地经久影响事态的意愿也有限。因此，即使形势再复杂再困难，我们也要做特别坚韧的“后卫行动”，同时也要准备后路。

　　后美国时代，阿盟意欲主导中东

　　【作者】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院《南亚研究》编辑部主任 叶海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自阿拉伯变局开始以来——至少从利比亚战争以来，阿盟一直是中东北非事务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参与者，甚至在一些国家的变革过程中发挥了主导者的作用。但是，很多媒体在关注中东变局时，基本上持一种“二分原则”，即关注“西方”和“中俄”这两支博弈力量，而“阿盟”则“消失”了。

　　和上世纪六七十1970年代我们看待世界事务的基本视角比较起来，现在的不少媒体的视角是一种退步，忽视了地区主体意志的作用。阿盟的意图是什么？它未来会怎么样？这同样应该引起我们关注。

　　阿盟不仅仅是美国意志执行者

　　利比亚战争之后，阿盟在两方面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它不再是一个“俱乐部”。一方面它要求在内部统一协调立场，要把自己发展为或者是演变为阿拉伯事务的发言人，由其来代表阿拉伯的统一意志。在叙利亚危局的前期，这一意志还是能够被执行的。而以前，阿盟的意愿只对某些国家有参考作用。比如中国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往往是阿盟的主流意见是什么，我们就赞成什么。但是现在，阿盟不是光要表示出它代表阿拉伯世界的多数，还要让全世界承认这个多数是有法律意义的。这就是一个内部整合的问题，阿盟要成为阿拉伯世界事务的一个维护者、秩序制定者。

　　另一方面，阿盟有对外目标。现在的首选目标并不是阿拉伯的直接敌人以色列，而是阿拉伯的传统敌人伊朗。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阿拉伯国家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而在对峙中，多数情况是阿拉伯人把美国人、西方人推到前面，让他们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闹，阿盟则集中力量要剪断伊朗伸向阿拉伯世界的另外一支胳膊、德黑兰的左翼——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这一线。

　　阿盟只有把伊朗渗透阿拉伯的两条线都剪断，才能把波斯人的力量驱逐出阿拉伯世界。这应该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一次博弈，而这个博弈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或者说进入美国的衰落时代后，谁能在此地区具有主导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要高度看待阿盟的发展变化，阿盟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大国意志执行者，它也是一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至少这是阿盟的意图。

　　沙特成为阿盟嬗变的主要推动者

　　同时，阿盟现在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阿盟是一个“双头结构”，埃及是一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王国是另一头。这样一个结构使得阿盟没有什么行动能力。因为“两头”都是亲美的，埃及和沙特在争夺阿拉伯世界主导权的时候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但现在，阿盟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埃及在阿盟事务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在它摆脱目前的困境之前，埃及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成阿拉伯世界一个重要的领导者，现在只剩下了沙特阿拉伯。

　　传统上，沙特阿拉伯在整个中东事务上一直都比较低调。最近的一年多时间，沙特的态度越来越从后台走向前台，它要主导阿拉伯事务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它的主导依然符合了海湾诸王国的特色，它把自己包裹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创始国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编者注)，形成了一个多重圆的结构——最外层是阿盟，中间是海合会，最核心的就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或者说海合会的做法和西方的立场虽然基本一致，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即只要海合会能在阿盟内继续扮演主导角色，沙特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地区合法性的。

　　它给其他所有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出了个难题：在涉及到某一具体的阿拉伯事务问题上，要不要置阿盟的意见于不顾，去遵守原有中俄所认同的一些国际关系准则？假如这个国际关系准则不是地区准则的话，那么中国和俄罗斯该怎么去维护？应该说，这种结构上的包裹，比不包裹，也不寻求任何地区和发行直接去干预效果明显得多。

　　武装力量是阿盟的不足之处

　　但另一方面，阿盟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阿盟所有的政策着眼于它通过施加压力来最后导致叙利亚政权的崩溃，不管是造成内部军队的分化，还是复兴党政权的瓦解等，都靠施压完成。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阿盟手中并没有武装力量，它没有办法集结一支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去开辟所谓的“禁飞区”，或者是干脆打击叙利亚，替叙利亚反对派铺平道路。

　　第二，从阿盟的政策需求来说，它并不会特别愿意叙利亚问题按照利比亚模式来解决。如果叙利亚问题像“利比亚模式”一样由美国所主导，靠空中掩护，然后地面部队作战的这种方式来打倒巴沙尔政权，那么意味着阿盟对叙利亚的主导权将要拱手让给西方。

　　但为什么阿盟从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在呼吁积极使用武力？因为阿盟等不了。具体来说，就是海合会和沙特等不了了。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继续把这个问题拖下去，陷入长期化的一个尴尬境地。因为阿盟解决叙利亚问题并不是真正朝着叙利亚去的，它是要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后，完成力量整合去攫取更大地缘政治地的目标。比如解决伊朗问题，比如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内部事务关系的协调与秩序的重建构建。这些问题才是阿盟真正关心的。若克服不了叙利亚问题，阿盟后面的日程就全谈不上。

　　　美国塑造中东局势的意愿下降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高祖贵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我着重谈的是美国的中东政策。这一轮它跟以往的中东政策有什么差别或者有什么新的变化？它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国力决定奥巴马中东战略的调整

　　这一轮的奥巴马政府，它跟之前的老布什和小布什相比，按照美国的意愿塑造和主导中东局势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了。

　　大致归为两类的原因，一类是最重要的原因，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它自己的问题太多，美国国内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发展经济，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美国国内未来的事情，关系到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事情。

　　第二，奥巴马2009年上台以后，从伊拉克出来，然后接着从阿富汗出来。如果说小布什是开战的总统，他就是结束战争的总统。老布什当年打海湾战争，是想建立一套中东的新秩序；小布什当年，“9·11”事件之后，他在中东要民主改造。这两任总统，老布什、小布什都是在中东要按照美国的意愿来打造的。现在的奥巴马完全不是这个状态，跟前两任总统时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处境是不一样的。这个因素决定了现在的奥巴马只能小心翼翼地处理这场变局。

　　六种模式处理阿拉伯变局

　　面对着场变局，美国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奥巴马的基本政策，我的概括是延续着小布什民主改造中东的那一套做法，但是他不提民主改造，而是支持民主转型，支持这些国家向民主道路上发展。用奥巴马自己的话来说，要像当年支持苏东剧变的那些东欧国家一样，支持这些国家走向民主，这是一个基本政策。但是针对一个一个具体的国家，只要美国在这个国家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完全是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政策，就是避免美国像在伊拉克一样再度陷在里面。这是一个清晰的思路。

　　按照这个思路，这一轮变局中，奥巴马政府创造了很多模式：

　　第一个模式，突尼斯、埃及。本·阿里、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美国赶快和这些国家内部各派进行接触，通过经济援助，通过原来的渠道，在这些国家走向民主、重建政治秩序过程中施加影响。

　　第二种模式，巴林。美国支持沙特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巴林的武装干预。

　　第三种模式，利比亚。美国支持盟友——英法意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干预，而且有国际多边机制——联合国的授权，有地区组织——阿盟的支持。

　　第四种模式，也门。巴林问题美国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动武，也门问题美国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去斡旋谈判，最后美国人和沙特一起给萨利赫提供一个担保，萨利赫下台了。

　　第五种模式，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在美国处理叙利亚问题的模式中，我们能看到利比亚的某些要素在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巴林模式和也门模式的某些要素在里面。美国人现在做的事情就是间接干预，同时它也支持阿盟、海合会发挥作用，是一个混合的模式。

　　第六种模式，美国支持摩洛哥搞改革，支持约旦搞改革。希拉里曾表示，不是说你一定搞选举才是我们的盟友，你只要搞改革，你朝这个方向走，也是在追求民主。

　　叙利亚问题之后，未来它会不会在伊朗又搞出什么新方式？我们再观察。

　　新中东政策面临三大考验

　　美国人现在这样一套做法，面临巨大的考验。

　　第一类考验，过去一年多，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崛起对美国是个挑战。以往伊斯兰主义的力量上台，美国可以不承认，可以制裁，可以镇压，但现在美国要直面这个现实，开始和这些力量接触。这些崛起的伊斯兰主义的力量也在调整自己，与美国磨合关系。但是这个磨合能不能很顺畅，这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埃及，美国与埃及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争论与摩擦就告诉我们，这个磨合很艰难。如果双方磨合不好关系可能会闹崩。

　　第二个考验，现在的伊朗问题给美国人带来的挑战。美国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美国作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它的影响力是足够大的。但是它现在这个影响力到底能不能纠集所有的国家(甚至包括他的盟友)和他一起对伊朗实施制裁，施加更大的压力，这对他是一个考验。

　　还有一个考验，这一轮变局到现在为止，远没有结束。但是中东地区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格局演变下去，恐怕超出美国的预期。如果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做大，未必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到那个时候美国人怎么办？这是更深层次的格局性的变化。

　　这三个方面的考验，其实都在给美国中东政策未来的前景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