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再论中国

　　90岁的基辛格有一颗不服老的心。当人们以“高龄”介绍他时，他都会风趣地说：“90岁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从你们的年龄过来的。”当人们问他何时退休时，他会反问：“为什么要退休？”因为他正享受着工作和生活。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上午，因为一些事情耽搁，约定的采访时间推迟。回到酒店后，接受采访之前，基辛格又专门更衣梳洗。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走廊尽头的时候，一个大大的笑容和伸出的大手，在表示歉意的同时示意我们可以开始采访。

　　基辛格没有让助手搀扶他，而是自己放下拐杖，认真摆好，然后再在座位上坐好，并承诺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长安排专访。

　　当被问及长寿的秘诀时，基辛格笑着说：“因为我谨慎地选择了自己的父母，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长寿基因，他们都活到了90多岁，我的哥哥也90多岁了。”

　　不过，基辛格近年身体欠佳，不仅做过心脏手术，而且一眼已盲，两耳重听。但做事认真、坚强的他，不仅在2011年出版了《论中国》，还继续活跃在世界各地。

　　如果以为基辛格只是一位活在历史里的老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不仅熟知历史，更关注当下，且思维敏捷。有时谈到兴起，引申太多，还会主动询问记者，继续回到刚才提问的问题。

　　基辛格眼中的中国领导人：“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

　　在美国，对于中美关系，恐怕没有人能够比亨利·基辛格更有发言权了。这位42年前和中国领导人一起开创中美关系新篇章的美国前国务卿一直坚信，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而中美领导人能够有智慧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造福全世界。

　　而从没有对话机制，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最有活力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似乎都能找到基辛格的身影。

　　1973年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极富智慧”。(图片来源：新华社)

　　“毛泽东拥有压倒一切的魅力”

　　1971年7月9日，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特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国，执行代号为“波罗一号”的秘密访问。彼时的他刚刚在巴基斯坦摆脱了穷追猛打的记者，悄悄地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北京。当时他只能在中国停留不超过48小时，但他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就长达17小时。

　　这次秘密会谈奠定了中美两国进一步交流沟通的基础。但基辛格这次并没有见毛泽东主席，而且还避之不及。“因为我很清楚，尼克松总统希望成为第一位见到毛泽东的美国官员。尽管访问中，我知道中方的态度是，如果我提出要求，毛将会见我，如果我不主动提，毛就不见我。但考虑到一旦见了毛，我回美国后会让尼克松不悦甚至动怒，我还是按捺住了见毛的强烈愿望。”

　　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抵达北京。在当天他们就与毛主席进行了会面。基辛格在这次会面中首次见到了毛泽东，他形容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

　　1973年，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这位德国裔犹太人，获得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同年，基辛格获诺贝尔和平奖。

　　后来，基辛格一共5次见过毛泽东。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依然清醒：“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世界。”“你们美国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之后是日本……”

　　对于毛泽东的印象，基辛格最开始感觉他是“高深莫测的”，但后来基辛格回忆毛泽东时，认为毛泽东“总是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拥有“压倒一切的魄力”。

　　1985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后来称赞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图片来源：新华社)

　　“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人物之一”

　　1977年，基辛格卸任美国国务卿，成为乔治敦大学的一名客座教授。美国总统福特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次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基辛格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正式访问美国。是年2月、4月，邓小平与基辛格在华盛顿和北京两次进行了会晤。

　　事实上，基辛格对邓小平毫不陌生。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1974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邓小平简明扼要的发言，引起了热烈反响，令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基辛格都有点羡慕了。初次见面，邓小平处事的果断和洞察力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

　　1979年的两次会面，基辛格对邓小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此后，基辛格又多次来华访问，每一次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卡特总统上台执政后，基辛格便再未直接参政，但他仍以学者、民间智库思想家、政治评论员等身份，继续担当中美之间的友好使者，促进中美合作。

　　1980年，保守派代表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为了避免中国方面的担心，基辛格再次作为中间人代表美国政府向中方解释里根意图开辟与北京新关系的决心。此后中美关系快速发展。

　　1982年9月，创办了国际咨询公司的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私人访问。他与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基辛格回忆道，邓小平号召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还鼓励派出留学生，而这些推动中国发展的新理念都让基辛格印象深刻。基辛格后来称赞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20世纪最伟大人物之一”。

　　而在1989年，当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基辛格再度挺身而出，为了避免中美关系完全破裂。当年11月7日，基辛格抵达北京与江泽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展了积极磋商。在基辛格的斡旋之下，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秘密来华访问，使得中美关系趋于稳定。

　　1998年6月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此时，中美关系正进入建交以来的最佳状态。(图片来源：新华社)

　　“江泽民温文尔雅精力充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加入WTO(世贸组织)问题和台海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争议焦点。

　　1989—1991年，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便与基辛格三次会面，双方就中美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了探讨。

　　1995年7月，基辛格率领美中协会(美国涉华事务高官组成的团体)代表团访问北京，基辛格在会见时说：“美中关系十分重要，我这次来访看到了中方对改善美中关系的积极态度。我将为美中关系的发展继续不懈努力。”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速正保持在7%左右，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978年的3倍。基辛格认为在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带领下，中国正在加快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堡垒”。

　　随着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进入了自建交以来关系最佳状态。

　　基辛格在评价江泽民时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内部报告：“温文尔雅，精力充沛”。基辛格还曾表示，中美两国历史状况等土壤截然不同，不能完全用美国的标准去衡量中国，任何对华的强硬施压都不会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他引用江泽民的话：“我们不会向压力屈服……这是我们的哲学原则。”

　　2005年5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基辛格。胡锦涛赞赏基辛格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图片来源：新华社)

　　“胡锦涛慎思谦和有礼”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尤其是2008年中国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更是前所未有的紧密。

　　2002年，胡锦涛便与基辛格多次会晤。2002年4月，两人在北京、纽约两次见面。2002年11月，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11月和2005年5月，基辛格两次应邀访华时，胡锦涛都会见了他，并对其长期致力于中美友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赞赏。

　　2008年美国《时代》杂志公布“年度百大影响力人物”，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度入选。基辛格亲自撰文介绍胡锦涛。基辛格在文中表示，胡锦涛的领导特质是不说没必要的空话。不论在哪个场合见到他，胡锦涛总维持一贯慎思与谦和有礼的作风，且凡事做好万全准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凸显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地位的巨大变化。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阻止了全球经济的下滑。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巨大刺激，以及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协调，整个世界可能就会面临更加糟糕的经济衰退。

　　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讨论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同年5月，基辛格在纽约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指出，4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富有远见卓识的中国领导人和乐于奉献的中国人民，是他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让中国实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

　　2013年4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基辛格。习近平告诉基辛格，愿与美国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图片来源：新华社）

　　“习近平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今年4月，基辛格再度来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告诉基辛格，愿意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继续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

　　此前，基辛格与习近平已有多次会晤。2011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基辛格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中美应“管控分歧”的概念。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基辛格又与美历史上首位华裔部长赵小兰为其接风。基辛格对习近平的印象是：他表现得更自信，“当习近平走进房间时，你就会知道有一位重要人物到场了”。

　　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论及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基辛格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习近平对腐败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腐败问题。”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基辛格在今年6月举行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重申：大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虽然他们之间需要经常保持相互较量的状态。世界也会看到，新兴大国和原来的大国可以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以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

　　基辛格：不一样的“美国外交家”

　　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的金灿荣，担任基辛格《大外交》中文版的审校工作。从介绍美国到分析美国，再跳出美国谈美国，金灿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基辛格是他本人很佩服的一位外交家、战略家。“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中国政府从内心感谢他，将他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中国也总是会得到超规格的接待。”

　　不一样的“美国外交家”

　　“基辛格在美国的外交决策圈是一个例外，他是德裔犹太人，有老欧洲的历史记忆，所以他对人性的理解比一般美国人好。多数美国战略家的思维都过于简单。”金灿荣认为，由于出身的原因，基辛格既忠诚于美国，也忠诚于以色列。而从以色列的角度看，以色列认定未来将是双强世界，所以基辛格没有公开帮助美国政府出主意来对付中国。

　　2012年，美国选举进行到关键时刻，罗姆尼和奥巴马都为了获得选票而不断骂中国，基辛格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骂中国不解决美国的问题。”金灿荣评价，基辛格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站在他的角度来说，是真心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理由是中美两个大块头实在无法击败对方，谁都打不倒谁。

　　金灿荣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基辛格对中国现代化贡献很大。

　　金灿荣总结现代国家的发展一般有三部曲：第一步，求安全；第二步，求发展；第三步，求尊严。简言之就是活下去，活得好，活得有面子。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从1949年开始，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是第一步，即求安全。第二阶段是邓小平时代求发展，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阶段。当中国的人均GDP和世界拉平的时候，中国的第二阶段才结束。”金灿荣认为，基辛格的重要作用就是促成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转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两国和解，使苏联腹背受敌，结束冷战，有利于两国，更有利于世界。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做好了铺垫。

　　中美如何克服战略不信任

　　今年1月，金灿荣在美国会见基辛格，向他提出了“中美两国战略不信任”的问题。在金灿荣看来，中美间战略不信任的根本原因，是“老大老二关系”决定的。“奥巴马在两次国情咨文里喊口号似的喊决不当老二，在我看来，美国有一种霸权依赖症。这也和美国每天必须从国际市场借到37亿美元，才能正常运作的金融模式有关。”

　　首先，“老大”美国要变过来很难。“美国高度虚拟的经济是脆弱的经济，需要外来资金不断补血，而获得资金的前提，就是霸权地位，一旦国际市场对美国信心有损不把钱借给它的时候，就会影响它的生存。但中国是一个从造火柴到造火箭的全面型国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以对中国，美国特别警惕，因为中国与当年日本不同，有无限潜力。”

　　而对中国而言，基辛格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提到，中国人有弱势心态，会夸张来自美国的威胁。

　　金灿荣指出，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不同、法治文化和德治文化的不同，更加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因此美国人老问中国人，你的力量大了你想要什么，利益边际在哪里？但中国人老说，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在美国人的理解里就是‘什么都要’，其结果就是鸡同鸭讲。”

　　“最后是切实的地缘利益要求不同，美国作为世界老大，要在世界各地确保它的地位，美国当然要在世界不同地区获得老大地位。对中国来讲，亚太就在我们的周边，力量强了当然要影响周边，这就产生了可观的地缘冲突。可以说，中美两国间消除战略不信任是必要的，但过程是艰难的。”金灿荣说。

　　对此，基辛格的回答很简单，他重申了两国应遵从的发展道路，即“战略互信、共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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