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9日，老北川县城地震遗址被暴雨引发的洪水淹没

7月13日，北川县擂鼓镇中联水泥厂的厂房在暴雨中被淹

方娟的妹妹现在是方娟父母的心理寄托，他们的生活渐渐走向正轨

　　北川遭受50年一遇的暴雨，老县城遗址全部被淹。这个“5·12”地震的受灾地点，再次遭受灾害。

　　文 穆将

　　二次创伤

　　这次暴雨之大，就连北川60多岁的老人家都说不曾见过。问起哪里灾情最严重，新北川县城的居民回答说曲山镇的邓家村和沙坝村。因为再往关内乡镇走，通讯和道路就都不通了，里面的情况谁也不知道。“最大的问题是道路被毁，灾民的生活必需品运送困难，因为连续暴雨，白天打通的路，下一夜雨就又堵了。”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锦告诉我们。由于燃油不足，发电困难，墩上、马槽、坝底、白什、青片、片口、小坝、桃龙、开坪等关内乡镇主要依靠电台与外界联系。

　　7月9日凌晨，第一次山洪暴发。沙坝村的房屋开始进水，97名村民艰难转移到高处。“房子倒塌了，连楼房二层都进水了。”截至13日上午，全县接到4人失踪的报告，其中墩上乡的一名养羊大户为了救羊而被突然改道的山洪卷走。擂鼓镇上的中联水泥厂也被淹。厂区外，九根直径20多厘米的排水管不停抽水，积水仍近3米深。“我们宿舍楼都进水了，进不去，抽水已经抽了第五天了，每天还是下雨，不知道哪天能抽完。”疲惫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7月14日，我们终于找到一辆车，愿意开往灾区深处。从新县城到陈家坝乡50多公里，我们走了3个小时才到。一路上，不时出现散落在路面上需要司机下车搬离的山石、好像半个山坡从公路倾泻而过所留下的厚厚碎石、冲过路面的山间黄泥飞瀑、被洪水硕石砸得歪七扭八的柳沙树。开车的母志兵大哥连连皱眉：“哎呀，要不是你说来，我是不敢往上面开。”翻过毛崖山(音)，往窗外看，翻滚的湔江水顶着白沫，裹挟着黄泥和石头，把一个个桥墩撞击得颜色发黑，“这说明桥墩的水泥已经被刮掉一层了”。

　　从任家坪到邓家村的这段路被淹了，来往车辆只得绕行景家村、杨柳坪村的盘山路。盘山路只比一辆小车宽一些，每逢两车相遇，寻找路宽处错车都是费时费力的事。在海元村处，一辆跑在我们前面赶去抢修电线的国家电网的车突然爆胎，维修用了40分钟，来往8辆车全都动弹不得。在黄家坝村与陈家坝乡西河村之间的财神庙，湍急的泄洪水流在路面上冲刷出一处深坑。我和母大哥正担心着紧邻泄洪道一处房屋的危险，大雨再度倾盆而下，只好抓紧赶路。母志兵的手脚均在“5·12”大地震中受过重伤，先后做过20多次手术。他现在重新组建了家庭，问起地震的事，他没有逃避、焦躁或麻木的表现，他说：“像我心眼这么宽的应该不多。”

　　马玉玲的妈妈住在陈家坝街里，她最近睡觉睡不踏实。大地震时，14岁的马玉玲在陈家坝初中读书，她所在的初二(4)班有11名学生和1位教师遇难。马玉玲妈妈告诉本刊记者，几天前，她坐车去江油。窗外飘着大雨，她望着河对岸山上滚落而下的碎石，突然想起遇难的女儿。“水冲得好凶，心里一阵发紧。”她捂着心窝说，“最近这一个星期总是想起她，心里好多痛，你知道吗？”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川工作站副站长傅春胜在北川待过5年，光视频资料就拍满了24个160G的硬盘。从永安镇的帐篷区、永兴镇的板房区到永昌镇的安置住房，他对这里百姓的心理状况再熟悉不过。“经历过地震的人再次看到泥石流、山体滑坡这些的时候，地震现场、家人亡故的创伤又会重新起来，这种创伤属于二次创伤。比如脑子里出现闪回这种创伤体验，不由自主地回到出事的瞬间，这是正常现象。这次灾害，比如禹里乡、坝底乡，他们刚盖起新房，还是在原地盖的，现在发大水，他们再一次面对着山石滚落的感觉，这样的恐慌以及可能造成的二次创伤要比异地重建到新县城的人严重。”傅春胜说。

　　二次创伤最严重最痛心的例子是39岁的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那次事件发生在2009年“9·24”特大泥石流灾害的10天之后。董玉飞是震后第一个被报道的自杀的北川官员，作为救灾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那次泥石流令董玉飞备感恼火与折磨，其打击之大，他人很难体味。有心理专家分析，董玉飞可能患有因地震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心理救助需要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持续化。由于大地震已过去5年，随着远东慈善基金会等机构的退出，北川的心理救助工作面临经费匮乏的窘境。北川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现在只有中科博爱的志愿者王蔺、刘洋、李晓景三人留守，后两人目前暂驻庐山协助工作。根据今年春天对北川县城的抽样调查，仍有大约10%的人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高危人群约有240人，对这些人的心理援助可能需要10年或者20年。

　　“心理创伤最严重的，就是丧子的父母们。一般而言，丧子的打击要大过父母兄妹这些关系，尤其是不能再生育的父母，有的遇难者亲属也许三五年就走出了心理创伤的阴影，有的也许一辈子很难出来，这需要亲戚、朋友、政府干部的理解与安慰。”傅春胜告诉我们，丧子父母这个群体需要社会系统的长期支持。

　　无碑之墓

　　7月13日，下了一上午的雨，天空终于放晴。这天是农历六月初六，方娟的生日。

　　方娟的墓在任家坪，这里没有遭水。而险山环抱的老北川县城地震遗址已经被淹，包括北川大酒店、集体遇难者公墓等重要保护地。9号，湔江流量达到5000立方米/秒，县城最深处超7米。方娟家原来所在的六层老楼已经被淹到了四楼。

　　墓地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背后，中间隔了个小山包，离“三道拐”不远。“其实，这块墓地不是孩子的遇难位置，北川中学遗址被地震纪念馆占了。”这里绿草青青、林木整齐，踏过石板小径，是一处约50米长、5米宽的水泥高台，里面是草坪，外圈用铁板包裹。这就是墓地，其下埋着700多名北川中学遇难学生的骨灰盒。就目前来看，附近没有指示牌，没有墓地标识，不仔细看，觉察不到是一处墓地。墓地上面除了野草空空荡荡，没有墓碑，没有照片，周边还没有纪念墙或者其他形式的遇难者信息。家长们一般每年来这里4次：生日、祭日、清明和春节。

　　墓的正面砌了一处可以用来焚香的池子，两旁摆着盆景。在官方的计划中，这里将建成学生纪念园，会竖立起纪念碑。

　　方娟的妈妈走到墓地背面，在靠近老县城方向一侧六七步远的草坪上蹲下。“这里是我们方娟的墓。”她声音暗淡。风有些大，两根蜡烛点了许久也没着。打火机烫着了方娟妈妈的手，一哆嗦把打火机丢掉，但她没出声，很快又捡起来。面对着风中摇曳的野草，她燃起香，给女儿烧了纸钱、剪裁鲜亮的纸衣服和画着玩具的彩图。“方娟啊，今天是你的生日，21岁了，你在那边都还好吧，这些钱给你和同学们买好吃的，我知道你舍不得花钱，花不完就存着。”说到这，她掉下眼泪，又想起来女儿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1270块钱，那个存折是她清理女儿遗物时发现的。

　　放晴的午后烈焰当空，方娟妈妈的脸上满是汗珠。她不停地嘱咐女儿，也希望女儿保佑方娟爸爸和妹妹的平安。她蹲了许久才起身，离开了任家坪，这片伤心之地。5年前那天的14点28分，方娟正在教学楼五楼高一(3)班教室里上课。安县—北川—平武方向呈长条状分布的地震烈度11度区撕开了北川县城的地面，正值花季的方娟、姜栋怀、母灵芝、张潇、谢森宇……从此离开了他们的父母。

　　按公开报道，北川中学当时有2880多名师生，幸存师生有1342人，可大致推算北川中学的遇难学生1500多名。“我们想给孩子的墓前立碑，刻上孩子的名字，或者在这块墓前立一面纪念墙，刻上所有人的名字，这是我们的愿望。”家长们说，“确实有一些遇难者的身份没核实，但已经核实了的可以先刻上去。”

　　方娟的遇难者编号是10737，她在这块墓地的坟墓号是18号。方娟妈妈记得，女儿骨灰埋于此处是在2011年8月11日的早上7点。当时第一批470个遇难学生的家长乘坐大客车来到这里目送孩子入土。每块坟墓是边长50厘米的正方形，按照骨灰盒的大小划定。之前3年，遇难学生的骨灰保存在绵阳市绵州殡仪馆。张潇的妈妈告诉我们，这块墓地中的遇难学生分为三批，第一批和第二批都是经过DNA鉴定，确认身份的，第三批是尸体无法辨别或者没有找到遗体只埋了空骨灰盒的。

　　“2009年的时候，县政府找我们家长代表开会，有公安局、民政局、教体局，答应了我们立碑的事，并许诺由政府出资。当时我们希望碑上除了刻名字还要有照片，他们说只刻名字，没同意贴照片。但后来就没动静了，答应的东西，为什么还不实行？纪念馆都开放了。”方娟妈妈告诉本刊记者她的忧虑，“我们提出，家长自己出钱做碑，一个碑上面刻8个学生的名字，每个碑之间不留空隙，这块墓地能够排下，已经联系了绵竹的厂子开始做了，政府还是不允许往上放。”

　　丧子家庭

　　在方娟父母的家中，除了客厅墙上一幅方娟绣的卡通画和卧室小镜框里的两张照片，再没有女儿明显的痕迹。他们刻意把东西都收起来，以免看到会难过。聊天时，一位学生家长拿出大地震现场的照片，方娟的妈妈没忍住，抽泣起来。大家都安慰她，直到方娟的妹妹跟着哭闹，她才止住。她的“幺儿”刚4个月，阳台上挂满了尿布，地上则摆着4盆栀子花。

　　方娟父母都是羌族。妈妈今年48岁，为人热情，留着长长的头发，扎着大朵头花。爸爸皮肤黝黑，长着羌族汉子典型的精干饱满的面庞。方娟爸爸在失去女儿后曾长期饮酒度日，迟迟不愿接受女儿离开的事实。“心理创伤的恢复需要经历自我否认期、愤怒期、抑郁期、接受期和恢复期。如果有人关心他、帮助他，加上人格健全，经历灾难者会慢慢度过这些时期，但如果受创伤特别严重，创伤体验可能就持续下去，比如固定在其中某个时期。”傅春胜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现在仍然得每天服用抗抑郁药物，方娟爸爸的状态确实开始好转。方娟妈妈去给女儿烧纸那天，方娟爸爸得执勤，没有同去。他们两口子每月领着总共480元的低保，需要做些社区工作。他自己下了一碗白面条，然后抱起领养来的小女儿，喂她奶粉，这是方娟爸爸最开心的时刻。而此前，他曾极力反对收养孩子：“等孩子长大，我都快80了，万一我早两年走，谁来照顾你和孩子？”

　　方娟爸爸每天抗抑郁药物的费用是20块钱。他还有风湿，走路不方便，一个月治风湿的中药也得575块钱，所以这个家庭过得拮据。卧室的钟坏了，他们本打算再买一个。因为“幺儿”夜里要吃三趟奶，得看准时间。方娟妈妈在小区商店问了价格，一种80元，一种56元，她最后还是没舍得买。她累的时候会想起大女儿：“她11岁就帮我做饭，冰箱里没菜了就晓得去买。”如今，两口子的生活重心是小女儿。方娟妈妈经常骑车去山上背水，这水给“幺儿”冲奶粉更好。每天一个鸡蛋黄，分三顿兑在奶粉里，给小女儿增加营养。孩子刚抱来时，只有4斤半，现在养得白白胖胖，已经12斤了。“希望她以后像她姐姐一样，学习好，懂事，会疼人。”

　　很多人知道姜栋怀，是因为他离开人世前在一张白纸上，用手指甲给父母留下的遗言：“姜栋怀，高中一年级一班。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定走好。”大儿子遇难时，姜栋怀的父母在宁波五金厂打工。因为南方雪灾与春运火车票难买而连续4年没有回家，这成了姜栋怀爸爸心里对儿子永远的愧疚：“地震前一天，5月11日是母亲节，儿子和他妈妈打电话，我也和他聊了半个小时，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出事了。”姜栋怀从2004年读初中开始就住校，平时最喜欢吃的是蛋炒饭。每次去坟墓上看儿子，爸爸都要炒一盘蛋炒饭带去。

　　(实习生王宇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