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文64年咏叹调：文革时期语文课=政治课
《开明国语课本》再版封面
建国初期语文课本封面
“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封面
80、90年代的语文课本封面
语文闹革命：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
提要：今年，语文闹革命，参与者甚众。从提笔忘字、繁简之争至语文教材纠错，“没文化真可怕”的集体吐槽演变成改变现状的呼声。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是文化的强大，我们曾努力学习外语去了解世界，如今我们想花更多时间来了解自己。
都德的《最后一课》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校长韩麦尔先生给孩子们讲完最后一堂法语课后痛苦而坚定地说：“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好好保存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
今天，是时候说说我们的语文了。2013，语文很忙。
关于语文的话题今年尤其多。如果说以往的高考作文、新课标改革还只限于学界、教师及家长讨论，那么今年，“语文热”绝对称得上人人“重在参与”。
当香港演员黄秋生发出一条“大陆人不会写正体字，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的微博，招来大陆网友骂声一片，人们反击、自省的声音暴露出大陆人那颗脆弱、敏感的文化自尊心。
当央视“汉字听写大会”最初几期播出后，几乎人们的谈资都包含“原来我连‘扑热息痛’都不会写”、“没文化真可怕”的吐槽；而到了节目后半程，人们发现不会写的字越来越多，对场上小选手的睿智便只有叹服的份了。
当“鲁迅的《风筝》要‘飞’出语文课本”的消息一经传出，微博、微信上很多怀念鲁迅的段子此起彼伏，人们知道，自己怀念的是那个始终奉为神明、一直读不透但总想读懂的“民族魂”；但很少有人真正去重新看一遍《风筝》，貌似他们在乎的只是那个作为文化符号的鲁迅。
当“高考总分欲提高语文分值，甚或不考英语”的政策刚刚放出风，它波及到了更多具体的“在场人士”。
而当“人教版语文教材竟有30多处错误”被曝，我们终于“坐不住了”。除了这些热门话题之外，诸如“大学语文是该必修还是选修”、“明年高考语文考什么”等问题也在继续讨论。
可以说，这些所有的热切关注背后，至少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对于语文，始终保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怀——我们深受它的影响，我们都希望语文“好”，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的文化，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写同一种文字。
回顾“语文的2013”，我们想说的太多。本期专题采访了诸多语文教育专家、一线教师还有更多的普通人，我们希望能留下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思考。
新中国语文64年咏叹调
【中国新闻周刊网12月9日综合报道(记者 秦悦)】
在我们的记忆里，无论课堂内外、生活还是工作，语文从未缺席过。读书、识字、明理、树立价值观，人生的重要一课往往都是从语文课开始的；甚或一篇高考作文的成败，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近年，民国语文教材开始热销。据报道：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与此同时，老课本系列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也在网上好评如潮。一本70几年前的小学语文教材，在70 多年后成为畅销书，这个现象绝非人们对文化的怀旧，而是人们在中国功利教育背景下的一种出于“自卫”的选择。
以史为鉴，追根溯源，探讨“今天语文该是什么模样”，不妨先回顾民国时期的语文及语文教育，那时候，“语文很美”。
■回到民国 辨明历史和现实
民国语文：精英参与的平民教育
1922年壬戌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变革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列有七条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壬戌学制的主要特点是：①缩短小学修业年限，延长中学修业年限。②若干措施注意根据地方实际需要，不作硬性规定。③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④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实用。⑤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
新学制，主要是采取当时美国一些州已经实行了10多年的“六三三制”，表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从效法日本转向了效法美国，由军国民主义教育转向了平民主义教育。
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语文教育改革在人文教育、生活教育等方面得到了凸显。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那时候许多文化精英都参与过平民教育的具体实践，他们的热情高涨而朴实。那些留日、留美、留欧的学生，还有当时国内的泰斗级人物，像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鲁迅，这些精英都能参与到制定国文教科书的活动中。
比如，近年热销的《开明国语》，就是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先生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出版社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地考量。
此外，这些大家的语文教育理念也颇为先进与科学。比如叶圣陶，他不仅仅是大家，其教育理念也很超前，他提倡学生的自学能力与主体地位，肯定学生个体差异。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这些文化耆宿他们是把这个“小事”当成大事业来做的。
叶圣陶先生谈《开明国本》
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道：“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谈到《开明国语课本》的编撰感受时，叶老曾说，这部课本400 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
他还说：“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须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对于民国教材热销现象，著名学者、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先生有如下解读：民国教材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今天的教材编写者学习，但那毕竟是70 多年前的课本，适合那个时代孩子们的学习，如今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孩子们从小就要接受很多以往可能没有的新事物新知识，教材肯定要满足当今时代的需求，不能照搬这套教材的编法，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见2011年1月12日《北京晨报》)
■新中国语文64年的关键节点
从“毛主席，像太阳”到“爱爸爸妈妈”；从《八角楼上》到《再见了，北京》；从黄继光、邱少云到刘翔、杨利伟……语文课本，如同一面面镜子，用文字和图画定格64年的时代变迁。回顾新中国语文64年的关键节点。
新中国建国初：以苏为师，将革命教育进行到底 这一时期，一方面，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要为巩固新生政权“添砖加瓦”，坚定人们对于新制度的信心和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必须承担起提高全民语文素质、统一书写规范等功能，比如推行简体字。而缺乏经验的中国，自然选择了苏联这个现成的老师。
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教纲，“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建国初，中国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2009年8月9日，中国新闻网)
建国后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一课
“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齐来歌唱：太阳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这是建国后第一套小学教材中的第一篇课文内容。
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文很简单，常常开篇就是毛主席祝词，课本内容中关于毛主席的很多，如《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
由于当时处于新旧两时代交接时期，教材形式上还有着旧的特色。比如课本自左向右翻阅，采用旧时的竖行排版方式，印刷为繁体字。(2009年8月4日，东北新闻网)
大跃进时代：作文也“放卫星”
在大跃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部分教育界人士已经意识到政治教育不能取代语文教育，没有基本的读写听说训练，思想教育无从谈起。于是，他们开展了语文课是“载文”还是“载道”、“语”和“文”是否应该分开等诸多有意义的争论，但都因大跃进以及文革无疾而终。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一些有意义的教改尝试也因此终止。
作文浮夸风飘进了校园，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经典课文也遭到批判，“捕蛇者说所鼓吹的思想，无非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减少对农民阶级的剥削。这种思想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的地位，是封建毒瘤。”
“文革”时期：语文课=政治课
文革时期，语文课也成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几乎每一篇语文课文的开篇，都写着最高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这种极左做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国民语文素质大大下降。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极左思维的影响下，语文课已经完全失去了基础教育的功能。
改革开放初期：语文=工具性+政治性
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中，“政治标准第一”仍是原则。不过，在4年后的修订版大纲中，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在1990年，国家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管“文革”中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四年后的1990年，国家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新时期：向人性回归 人教社不再一统天下
九十年代末，部分专家开始对语文教学进行新一轮的反思。1997年，《北京文学》刊登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这些声音，为新一轮的语文课内容变革拉开了序幕。 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在人教版初三语文课本《泰坦尼克号》一文的对白中，就出现了“我爱你，杰克”这样的表白。而且，在很多教材中，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教社一统天下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
新中国语文走过64年的风雨历程，她如何能继续健康、坚定地走下去，这不只是教育专家才该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语文。
(综合《北京晨报》、中国新闻网、《中国教育报》、《开明读本》等报道及资料)
